“狗肉将军”张宗昌干的文化事:组建山东大学

原标题:张宗昌干的文化事:建山东大学出版"十三经"(图)

张宗昌

《十三经》张宗昌印本

1926年省立山东大学校门

说起张宗昌，很多人都知道他有两个大名鼎鼎的外号——“狗肉将军”与“三不知将军”。我们从他的简历中来看看他是如何得到这两个绰号的。

张宗昌，生于1881年，死于1932年，字效坤，山东掖县(今莱州市)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赴东北谋生，一度沦为胡匪，后流落到海参崴。辛亥武昌起义后，投山东民军都督胡瑛，随至上海，任光复军骑兵独立团团长。1913年7月，投靠冯国璋，先后任江苏陆军军官教育团监理、江苏将军公署副官长、总统府侍从武官长。后改任江苏暂编第一师师长。率部进攻护法军，任第二路总指挥。1920年兵败，所部被解散。1921年至奉天张作霖处先后任巡署高级顾问、宪兵营长、绥宁剿“匪”司令、绥宁镇守使。1923年任东北第三混成旅旅长。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任奉军第二军副军长。二次直奉战争后，改任宣抚军第一军军长。1925年初，任苏皖鲁剿匪司令。4月任山东军务督办。7月兼任山东省省长。1926年初，任直鲁联军总司令。1927年6月，任第二方面军团长。1928年8月，兵败下野，一度亡命大连、日本。督鲁3年，横征暴敛，捐税多达50余种。曾残酷镇压青岛日商纱厂工人罢工，造成“青岛惨案”;镇压济南工人运动，杀害工运领导人鲁伯峻、朱锡庚、史得金、宋伯行等。1932年由日本回国，潜居天津租界。同年9月3日被山东省政府参议郑继成枪杀于津浦铁路济南车站。

很多人以为张宗昌被称为“狗肉将军”是因为他爱吃狗肉，其实并不准确。据其子张端说，张宗昌从来不吃狗肉，他嫌狗肉腥。那这个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原来是从他嗜赌成癖而来的，因为其终日与骨牌为伍，而广东话推牌九俗称“吃狗肉”，故被人称为“狗肉将军”。“三不知将军”则是因其不知道自己有多少枪、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姨太太这“三不知”而来的。但是，张宗昌在山东主政期间，还是做过不少扶持文化、教育的事的，对当时的山东起到过一段的正面作用。

主持组建山东大学

并曾自任校长

张宗昌在济南期间最重要的文化功绩是主持合并组建了新的山东大学。当时，他有意聘请王寿彭出任山东教育厅长，整顿山东教育。但王寿彭也不是那么好请的。张宗昌三次才将王寿彭请出山，接到济南，聘其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

原山东大学堂(后曾先后改名山东高等学堂、山东高等学校)于1914年停办。王寿彭任山东教育厅长后，首先在济的六个专门学校的基础上重新申办“省立山东大学”，在济南东郊筹备建校。与此同时，张宗昌和王寿彭在山东省范围内大办洋学。1926年，在张宗昌的命令下，山东6个公立专门学校合并，在济南建省立山东大学，自此历史上正式有了“山东大学”的名号。当年8月5日王寿彭到职视事，挂出校牌，9月5日举行开学典礼，王寿彭在会上发表了“读圣贤书、做圣贤事”的训词，“山大”即正式开课。

学校设文、法、工、农、医5个学院，计有中国哲学、国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商学、机械、机织、应用化学、采矿、农学、林学、蚕学、医学13个系，并有附属中学。校设评议会，院设教务会，系设教授会，定期研究教学、人事、经费等问题。大学部有教师320人，其中教授200人，除专业课外，并开设选修课，学生毕业授学士学位。而张宗昌对予山东大学的投入是很舍得的。山东教育厅当时每月拨给山大25000元，教职工的待遇是:校长月薪400元，系主任及教授月薪300元至360元，这在当时不是一个小的数目。

但是，好景不长，学校开学的第二年，王寿彭便因教学理念保守，被逼辞职。其后，张宗昌曾内定著名学者辜鸿铭为校长，以接替王寿彭。但辜鸿铭当时已是病情危急，不久即去世，未能到任。由张宗昌亲自挂名校长。再过一年，到了1928年，国民北伐军进抵山东，奉系军阀败逃。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出兵济南，制造了震惊中外“五、三”惨案。在动乱中，学校经费无着，随即停办。

出版了历史上印刷最好的《十三经》

除了写诗和扶持教育，张宗昌还主持印刷出版过《十三经》，据看过张版《十三经》的印刷业人士说，那是历史上印刷和装帧最好的《十三经》。

据考证，其印刷出版《十三经》和当时名士杨度有关。20世纪20年代，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聘杨度为总参议，杨度与其感情甚洽。张宗昌曾向张作霖保杨度为教育总长，因杨宇霆反对而未实现。其时张宗昌在山东提倡复古，为朋友计，杨度力劝张宗昌要多做好事，并建议他重刻《十三经》。张有的是钱，一听之下，立即照办，指令找一部好版，限时完成。杨度代张宗昌写了一篇序文，写成后由张宗昌用薄纸蒙在原稿上，一笔一笔地摹写，算“督办亲笔”，刻入书中。《钦定春秋左传读本》为张宗昌所出《十三经》中之一种。在开篇的《重印十三经序》中。此序最后署名即为“中华民国十四年十二月督办山东军务兼省长张宗昌”。

序中都写了些什么呢?

“教科成编，而六经微，旁行为书，而国文废。国势不张，文化亦靡能自信，致今日废经说，倡惟人是从良族悲也。反之者又蔑弃儒先传注，糅杂外教，附会新异，张瞽说以便其私，则侮经之祸亦废经等。今且无暇与废经者辩，而亟欲存经，并无暇与侮经者辩，而亟欲为经存注。抱残守缺无使散佚，于今日以待后学存中国耳。岂徒与陋儒时髦争是非哉。宗昌莅鲁，饬各学校增课读经，而讲师寥落，寻常读本坊间以艰于购觅，习尚变而旧籍湮毁弃，且更甚于秦火。失今不图异日出严屋壁之藏容可冀乎。因检图书馆所存前清定文诚公抚鲁时校刊之十三经板，重付楮印，分发各校，俾师生讲读。有所遵循书中校正尚鲜脱误，注解悉采通行，取便诵习。俾识途轨，至于经义闳深，传注浩博，汉宋师法具存，清儒考证尤密，好学深思者任自为之，而非可恃此以自画也。清季发捻初平，图书半毁，当局者已汲汲于此，今之事变更亟于前。齐鲁多儒，秦汉之际诸经赖之以传。孔鲋付胜之流风尚有未沫之乎。盖跋予望之矣。”

此序言文采非常，且夹有时事之深思，对社会发展之远虑，绝非一般人所能为。可能为杨度代笔之作。但此序非手写上版，而是清以后线装书最为常用的宋体字，故张宗昌摹写之原貌无法得见。

从上面两事来看，张宗昌在山东主政期间，还是做过几件具有文化价值的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