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原文载《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专题论文·
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二)
张礼恒
二、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
李昰应是“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这是中日韩学术界的共识。学术界的这一观点也得到了记载“壬午兵变”的大量史料的印证。遗憾的是，尚无人对这些史料进行梳理、排列、比对，提供一个史料翔实、令人信服的证据链。与此相关，是谁最早提出了这一观点，并得到了他人的依附，最终成为一个定论?依笔者所见，最早提出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的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中间经过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等人的唱和，后经周馥、张树声、李鸿章等人的认可，最后成为清政府的结论。
现存史料显示，中国人比较早地提出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这一命题的是黎庶昌、张树声、马建忠、薛福成等人。1882年8月8日，驻日公使黎庶昌致电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声称:“高丽乱党杀王妃及闵氏大臣等十三人，王无恙，王父大院厅(当为“大院君”之误)执政。”这是中国人第一次且以含混的语言指证大院君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的史料记载。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则是最早明确指证大院君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中国人。8月9日，张树声致函总理衙门，明确提出，综合各方面信息，“李昰应果为乱首，欲坏通商之局，王虽无恙，势无能为”。8月11日，先期赴朝侦探的马建忠致函张树声，“初九日之事，系国王生父兴宣君李昰应率众倡乱”。12日，薛福成在《上张尚书论援护朝鲜机宜书》中，将李昰应直接指认为兵变的主谋，提议“王师既到，宜为书声明专讨乱党违命启衅之罪，檄召李昰应赴兵船问状”。
然而，上述所有中国人关于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主谋的说辞，都晚于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并且都受到了金、鱼两人的影响，大有先入为主之嫌。揆诸史料可以发现，金允植、鱼允中指证大院君为“壬午兵变”主谋一事，经历了一个由吞吞吐吐到坚定决绝的过程。8月1日，周馥与金允植就“壬午兵变”问题进行了第一次笔谈。在这次交谈中，金允植以身在异国他乡为由，拒绝指证兵变主谋，声称:“乱党为谁，在此无缘知得。”8月2日，金允植、鱼允中在与周馥的第二次交谈中，尽管没有挑明，但已经开始将大院君李昰应作为兵变主谋的嫌疑人。为了敦促清政府迅速派兵入朝平叛，金、鱼两人声言，此次兵变绝非空穴来风，是去年李载先、安骥泳未遂政变的重演，“非系一时乱党之所为”。尽管金、鱼两人没有说明李载先是大院君李昰应的长子，但实质上他们已经将李昰应锁定为兵变主谋的怀疑对象。8月5日，周馥与金允植、鱼允中举行了第三次笔谈。据张树声称，交谈伊始，金、鱼两人“词意甚危，似有难言之隐。比属周道与金允植往复追询，始据尽露底蕴，知其国向日乱党，实李昰应为首，即该国王本生之父”。这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首次指认大院君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自然也就是清政府第一次知道大院君李昰应与“壬午兵变”的关系。从时间上看，它比黎庶昌、马建忠、薛福成、张树声都要早。而事实上，所有这些人关于大院君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说辞，都是对金、鱼两人观点的附会、传播而已。在这些人当中，马建忠是亲临朝鲜的第一人，但他所有探知关于“壬午兵变”消息的渠道基本上都来源于向导官鱼允中。据史料记载，8月10日晚10时，丁汝昌率领的3艘侦察兵舰抵达朝鲜汉江口，马建忠随即指派随舰前来的向导官鱼允中“遣人登岸至花岛，将所开各节打探着实，连夜回报”。11日凌晨两点，鱼允中向马建忠汇报了搜集到的情报，并受命翌日派出亲信进入汉城侦察，设法让国王派高官前来商讨事宜。当日12时，马建忠在“威远”号上听取了鱼允中的禀报，祸首直指李昰应。鱼允中称，李昰应本是国王李熙之父，国王幼龄践位，李昰应代摄国政，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国王亲政后，李昰应痛感失意，为夺回权柄，豢养死党，曾经数度寻衅。国王碍于亲情，免而不咎，遂使李昰应有恃无恐，最终发展到煽动兵变，酿成巨祸。马建忠据此对“壬午兵变”的前因后果，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较好地完成了先期奉命入朝侦察的任务，其侦察报告的撰写自然也就以鱼允中的汇报为资料依据。11日，马建忠指证李昰应为兵变祸首的侦察报告由此出台:“初九日之变，其为昰应借清君侧之名，剪除国王羽翼，徐以窥伺藩位无疑。”鱼允中也于当天致函周馥，宣称李昰应为祸首，“乱魁即此人”。8月15日，丁汝昌带着马建忠的侦察报告，“自朝鲜乘‘威远’船驶回津门，面禀一切”。于是，在清政府此后涉及“壬午兵变”问题的历史记载中，出现了一连串的“据此”。同一天，张树声致函总理衙门，据马建忠禀报，“李昰应借减饷事为端，率众倡乱，酖杀王妃”，“假清君侧之名，窃据大柄”。8月18日，清廷发布上谕称:“前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暨张树声先后奏称，朝鲜乱党滋事，突围日本使馆，伤毙人命。朝鲜王宫同时被劫，系该国王之本生父李昰应为首。”就连9月3日才从合肥赶到天津的李鸿章，在听取了张树声等人的汇报后，也认定李昰应“实为祸首罪魁”。有关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定论至此形成。
溯顾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定论的形成过程可以发现，这一定论经过了一个由异地臆测到实地侦探的演变历程，从个人的推断，中间经过数级政府机关的层层肯定，最后上升为清政府的定论。逆向倒推则发现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即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几乎是清政府所有有关“壬午兵变”信息的来源地，金、鱼两人始终处在兵变信息漩涡的中心位置。据此完全可以这样说，暂且不论金、鱼两人的观点是否符合事实，单从其观点所产生的效应来看，金、鱼两人的观点、倾向性意见，左右甚至是操纵了清政府的判断，规划了清政府处置“壬午兵变”善后问题的政策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马建忠、薛福成、黎庶昌、张树声，还是总理衙门乃至清政府的决策中枢军机处，都成为了金、鱼观点的附会者、传播者。端坐前台的是清政府，蛰伏幕后的则是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进程，获得了阶段性胜利。
无论是中华法系，还是英美法系，案件的审理都讲求证据，强调事实，盛行当庭对质。前述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全部过程则是只有原告、没有被告的审理。可以说，这是一场缺席的审判，其结论尚待核实、评估。因而，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案件审理工作仍将继续，并且呈现出白热化的趋势，所有的证人、证词都在向着不利于李昰应的方向演化。因为指证者除金允植、鱼允中之外，又增添了朝鲜人赵宁夏。被告李昰应也站在了应有的位置上，实施了绝地反击，为自己进行无罪辩护。
李昰应的无罪辩护，从他进入中国起就已经开始了。9月6日，李昰应致函旅顺港坞工程总办、道员袁保龄，详述“壬午兵变”的起因，是因提调闵谦镐克扣军饷、未能及时发放军粮所致。自己是应国王之请，于危难之中出面，安抚了乱民，稳定了大局，应是平乱功臣，而非祸首。至于戕杀大臣一事，纯为平息民愤而为，“大抵被害之诸臣多年误国，触其众怒，致此乱作”。针对李昰应“为人狡枭，势能挟众以逞”的性格特征，清政府高度重视调查取证工作，组成了高级别的预审会。9月11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代理北洋大臣张树声举行问讯会，但毫无结果。9月13日，津海关道周馥、道员袁保龄、道员马建忠联合会审。李昰应凭借宦海沉浮的丰富经验，机敏地应对种种盘问，大谈执政十年的丰功伟绩，痛诋时政，将兵变的爆发归咎于四起的民怨，洗刷兵变祸首的罪名，为自己作无罪辩护。最为叫绝的是，他把国王李熙当成了挡箭牌，利用清政府官员无法向朝鲜国王调查取证的特殊条件，将其进入王宫说成是应国王之召，将闵谦镐、金辅镐被杀后家产充公，以裕军饷，说成是奉国王之命。当遇到难以回答的诘问时，李昰应则以一副冤屈者的姿态，当庭咆哮，声称愿与传言者，“同庭对质，黑白可辨矣”。经过如此一番渲染、辩解，李昰应不仅不是兵变的祸首，反而成了平定乱局的功臣。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就连足智多谋的马建忠一时也无法奈其何，只能用似是而非的话语，自圆其说，称“以执事居疑似之地，故人言如是”。
其实，早在清政府宣布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之前，精通法律的马建忠就对金允植、鱼允中的指证提出了质疑。8月14日，马建忠问:“兵闹之事果为减粮耶?抑太公阴使之耶?”鱼允中答:“兵闹始也阴约之，中也激之(有通文，倭人见之)，末也指使之。”8月16日，马建忠为将李昰应之案办成铁案，明显感觉证据不足。他说:“彼人之罪，虽已可指，奈无实据，碍难下手，则如之何?”鱼允中辩称:“赵(赵宁夏)、金(金宏集)与中，亦连连署作据。”清军登陆后，也可“使国民作据，亦可闻国民起公愤，发文八道，约以七月十七日会击此贼”。另外，其散发的通文也是罪证之一。马建忠对此仍是心存疑虑。与李昰应当庭过招的受挫，验证了马建忠最初的担心绝非多余。因而，收集证据，用事实说话，就成了坐实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关键所在。这个任务，再次落到了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的身上。
作为信息的提供者，金允植、鱼允中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为了尊严、信誉，也为了身家性命，金、鱼两人自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证据的搜集、整理之中。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10月16日，鱼允中向周馥提供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控告书，堪称指证李昰应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的重磅炸弹。史称“鱼允中遂录乱事颠末一纸，又胪举李昰应平昔罪状一纸，大致与职道等所访情形相同，而详切过之”。在控诉书中，鱼允中详述了“壬午兵变”发生的过程及与李昰应的关系，指出李昰应“为人刚鸷奸险，欺天罔人。秉政十年，流毒一邦”，发动兵变，阴谋篡权，蓄谋已久。从还政于国王之日起，李昰应就在做着夺权的准备，其家丁皆选自军人，与军队保持密切联系。其子李载先与安骥泳、权鼎镐、李哲九等勾结成伙，密谋于1881年10月暴乱，只因事泄未遂。李昰应遂传文其骨干，约定今年7月28日再次起事。7月23日旧军闹粮饷事件打乱了其计划，李昰应遂乘势而为，借机发难，唆使乱党，枪杀政敌，导引乱军，冲击王宫，逼迫国王授权于他。由此判定，李昰应就是兵变的幕后主谋，言之凿凿，事实昭昭，不容抵赖。
为了进一步佐证结论，强化观点，鱼允中在控诉书中详细罗列了李昰应24条罪状，称:其代摄国政，“百事专擅”;大兴土木，勒索民财;抢夺民田，富可敌国;贪婪美色，淫乱王宫;任人唯亲，安插耳目;滥发货币，民不聊生;卖官鬻爵，“坏了名器”;“贪墨成风，剥割为事”;巧设名目，侵夺民财;家室豪华，奢侈腐化;嫖娼狎妓，“荒杂无伦”;暗杀政敌，排除异己;火烧王宫，图谋篡国;散布谣言，诋毁王妃;埋设蛊惑，诅咒王妃;杀人灭口，“草草磨勘”;密谋废立，欲登大位;策划兵变，冲击王宫;杀兄弑亲，灭绝人伦;唆使乱党，诟骂王室;封官许愿，收买乱民;派出刺客，追杀王妃;冲击使馆，为国构祸;抢掠民财，滥杀无辜。通篇读来，给人一种触目惊心之感，极具冲击力。但细细品味则可以发现，该控诉书只能称是李昰应的罪状书，距离认定其为“壬午兵变”幕后主谋还有一段距离，因为其中能够真正坐实的证据并没有几条，并且多是道听途说，传言附会，充其量是间接证据，而非直接证据。
清政府在指令金允植、鱼允中搜集证据的同时，还令人亲自进行调查取证。9月9日，马建忠与前来中国商讨善后问题的朝鲜兵曹判书赵宁夏进行笔谈，了解李昰应与兵变的关系。赵宁夏宣称，仓储官员克扣军粮是“壬午兵变”的导火线，由于处置不当，致使冲突加剧，演变为大规模的暴乱，李昰应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李昰应为了压制外戚势力，执掌国权，竟然唆使乱民惨杀政敌，尤其是闵姓官员;更为了铲除死敌闵妃，李昰应不惜引导乱民冲击王宫，逼迫国王授权于他。由于赵宁夏是乱民围困国王的目睹者，“乱军围王数十匝，其时只有二宦与宁夏而已”，其证词自然具有某种权威性，这为清政府坐实李昰应为“壬午兵变”的幕后主谋提供了有力证据。
遗憾的是，赵宁夏与金允植、鱼允中一样，因慑于李昰应身份特殊和淫威，为免遭日后报复，虽向中国极言李昰应的斑斑劣迹，但皆不敢出面当庭指控，再加上李昰应“语多狡展，坚不吐实”。这就使得所有对李昰应为兵变幕后主谋的指控具有极大的片面性，无论是直接证据，还是间接证据，都难以相互认证、比对，从而无法形成一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证据链。入朝军官袁世凯对此曾有过言说。他对朝鲜迎接官金晶熙说:“太公已经廷讯，言大王任用闵谦镐，激变士卒，与他毫无干涉。词颇不曲。在保定府禁守，即使不曲，我辈岂肯甘心乎?廷议必不负我辈，亦不使大王复失大权也。此案终不可翻也。”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定律，就这样降临到李昰应的头上。9月23日，清廷在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颁布谕旨，宣布了李昰应的罪名:“既不能于军人往诉时晓谕禁斥，又不能于入总庶务后讨捕乱党，实属谬妄。”朝鲜人金允植、鱼允中、赵宁夏等人对李昰应的指控大获全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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