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方媒体将中国称作“病夫”，自始至终丝毫没有鄙视中国人身体素质的意思，而只是对中国政情--国力衰败、改革死气沉沉的一种描述。将“病夫”与国人身体素质牵扯到一起的，其实是中国人自己。

西方人称中国“病夫”，是针对中国的政治改革滞后而言的

“东亚病夫”及类似词汇最早何时在西方出现并被国人所知，史料浩如烟海，可能很难穷尽得出一个答案。但官方意见，一般认为这个词汇出现在1896年。如上海市体育局五百年体育大事记中就说:

“(1896年)九月十一日(10月17日)租界英文报纸转载了英国伦敦《学校岁报》专论，称‘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此后，中国人常被西方人贬为‘东亚病夫’。”

所谓的“租界英文报纸”，是指上海的《字林西报》;“夫中国--东方之病夫也”这句话，则出自当时由梁启超主笔、风靡一时的改革派报纸《时务报》的中文译稿，该译稿名为《中国实情》。细心的读者其实不难发现，这段文字存在概念偷换的嫌疑，“中国是东亚病夫”被替换成了“中国人是东亚病夫”。细读原文，能更清晰地看出这种概念偷换--《中国实情》其实是一篇针砭当日清政府改革失败的政治评论文章，文章开篇即用“病夫”形容中国，感叹清政府“麻木不仁久矣”。文章只此一处使用了“病夫”一词。其主要内容，则是批判晚清官僚系统腐败、官场风气恶劣，导致军事政治改革全盘失败。但作者似乎并未对中国的改革前途完全绝望，在文章的末尾如此期许:“总之，北京执政之臣，若果以除旧弊、布新猷为急务，势虽汲汲，犹未晚也!”

总而言之，这份被视作西方世界鄙视国人为“东亚病夫”的文章，其实并没有只言片语涉及到“国人”--也就是中国的老百姓;全文通篇都是在针对“中国”这个国家而发议论;更没有半个字提及中国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而始终在谈中国的政治改革事务;即便是在提供给中国政府的改革建议里，也丝毫没有提及与国民体质改造有关的任何计划。换句话说:在这位外国作者眼里，因为中国无法启动政治改革，无法从传统帝国蜕变为近代国家，所以在甲午之战中连日本都敌不过，是“东方之病夫”。这个逻辑，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

“病夫”是近代西方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

虽然很难确切地找出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的最早记载，但“病夫”一词，即“Sick Man”，早在1896年之前，就已经是西方世界用来形容改革乏力的落后国家的惯用词了。最早被形容为“Sick Man”的国家，是土耳其。19世纪中期，土耳其帝国国力衰败，屡被西方国家欺凌而无法振兴，故被其强邻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讥笑为“Sick Man of Europe”。此后，“Sick Man”这一形容词，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如1860年，美国国会议员Cox曾用“Sick Man”形容过墨西哥;1896年《字林西报》的另一篇文章，则把中国、土耳其、波斯和摩洛哥统称为天下四大“Sick Man”。

其实，直到今天，“Sick Man”一词在西方世界仍然非常流行，类似的新闻标题比比皆是:“Germany: The Sick Man of Europe?”(1997);“The Sick Man of Asia”(2002);“Nigeria’s Sick Man Democracy”(2008)……[详细]所有这些用法，无一例是针对国民的身体素质而言的。

许多西方人士将中国称作“病夫”其实没有任何恶意

如前所言，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Sick Man)，与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没有半毛钱关系，而仅仅是就晚清中国的国力衰弱、政治改革乏力而言。那么，这种描述有没有恶意嘲讽的意味在其中呢?

至少从《时务报》翻译的《中国实情》一文中丝毫看不出这种嘲讽的存在。该文作者虽然遍数中国官场的种种腐败，但同时也向中国提出了许多改进的建议，文末也期望并鼓励中国加速改革，虽然亡羊补牢，“犹未晚也”。另一篇同样刊于1896年的《万国公报》上的文章《探本穷源论》，作者是外国传教士李佳白(Gibert Reid)，也说“中国之情形，譬如一大病人”;文章将中国比喻成病人，作者则自居为医师，替中国开了不少药方--文章分别以“论弊病之情形”、“论弊病之源流”、“论除弊病之外感”、“论除弊病之根”等为主题，系统讲述了作者对改革清政府的吏治、财政、教育等各个方面的意见。文末，作者说道:若中国“翻然醒悟”，力图改革，则“中国幸甚，天下幸甚”。

如此可见，晚清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非但与国人的身体素质毫无关系;而且连所谓的“讥讽”、“嘲笑”的意味，也同样是不存在的。

中国知识分子也认为中国是“病夫”，亟需政治改革

此一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是改良派知识分子，对西方世界将中国称作“病夫”， 因为能够很明显地感受到其中的建设性批评的善意，所以并无丝毫反感之意;而且还将这一比喻引入了自己的著述之中。最典型者，莫过于严复和梁启超。

严复是晚清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在其名作《原强》中说:“一国之事，同于人身”，所以，“今之中国，非犹是病夫也耶!”严氏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认为改革若不从根本(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上着手，那么，变法图强的结果，只能让这个“病夫”死得更快。在阐述具体的改革问题时，虽然严氏也提到了鸦片和缠足，认为二者损害了国人的身体健康，但却并没有使用“病夫”这个词来描述国人的体质状况。通观整篇文章，“病夫”这个比喻只属于腐朽没落的晚清政府。

梁启超是晚清最重要的改良派喉舌。在他1897年发表的文章《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中，梁氏表达了和严复类似的意见:他也将中国比喻成“病夫”--“若今日之中国，则病夫也”;同时也不赞成不从根本上(兴学校、改官制等)着手改革、而单兵突进模仿西方“练兵”来强国的模式，认为这种模式不是给“病夫”治病的办法，而是在模仿身强体健的壮士的行为，其结果，非但不能治愈“病夫”，反会加速其死亡--“亡天下者，必此言”。1898年，梁氏在另一篇文章《俄土战纪叙》里，同样明确地将中国和土耳其并称为“病夫”，而且将二者的“病”说得非常明白:

“西欧人恒言曰:‘东方有病夫之国二，中国与土耳其是也’。土耳其所以削弱，其故有二。一曰:内治不修，纲纪废弛，官吏贪渎，鱼肉其民，因循成法，莫肯少更，束缚驰骤，激成民变;二曰:外交不慎，妄自尊大，不守公法，屡起教案，授人口实，取怨各国，合而谋之。呜呼，其与今日中国之情实，何相类也!”

从这段描述里，可以看出梁氏的“病夫”言论，很大程度上是受了西方舆论的影响;而且和西方舆论对“病夫”的定义完全一致:中国之所以成为“病夫”，是因为其内政、外交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至于老百姓的身体素质问题，文章中丝毫没有提及。从梁氏如此平和地引用西方人的“病夫”说，也可以看出，当日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了解西方“病夫”说的真正内涵的，并没有受辱、反感和抵触情绪。

是国人自己将“东亚病夫”和国人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

但到了1903年前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人为强行扭曲了西方的“中国病夫论”的内涵。在该年发表的《新民说》里，梁启超第一次用“病夫”来形容所有的中国人--“群国之人，奄奄如病夫”:

“中(国)人不讲卫生，婚期太早，以是传种，种已孱弱;及其就傅之后，终日伏案，闭置一室，绝无运动，耗目力而昏眊，未黄曷而骀背;且复习为娇惰，绝无自营自活之风，衣食举动，一切需人;以文弱为美称，以羸怯为娇贵，翩翩年少，弱不禁风，名曰丈夫，弱于少女;弱冠而后，则又缠绵床第以耗其精力，吸食鸦片以戕其身体，鬼躁鬼幽，跶步欹跌，血不华色，面有死容，病体奄奄，气息才属:合四万万人，而不能得一完备之体格，呜呼!其人皆为病夫，其国安得不为病国也!”

梁启超当然不是第一个指出中国百姓体质虚弱之人。但就现有资料来看，他极有可能是第一个将西方世界的“病夫论”与中国百姓的身体素质联系到一起的人;而且是第一个将中国成为“病国”，完全归因为国人都是“病夫”的人。

梁氏的这种转变，与他深受当时极为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毒害有很大的关系。“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种族的优胜劣汰，其发展的极致，就是后来的纳粹主义。受此理论毒害，梁氏一改从前“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救中国”的观点，转而提倡“国人种族进化才能救中国”;相应的，“病夫”这个词，也从之前专指无力改革振兴的国家，转而指向了身体孱弱的国民--梁氏受“社会达尔主义”的毒害有多深，只要看他1904年发表的《新大陆游记》就可以知道了。在这本小书里，西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好的，东方人种的一切都是劣的;如果中国人不速速改善自己的体质，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那么，就会被彻底优胜劣汰掉。

在晚清舆论界，论影响力，几乎没有人能够与梁启超相比。故《新民说》一发表，就迅速流传开来。用“病夫”来形容国人体质虚弱，也成为舆论界的一种时髦。陈天华1903年写作《警世钟》，就说:“外洋人不骂(中国人)为东方病夫，就骂为野蛮贱种”;1905年，小说《孽海花》出版，其作者即公开署名“东亚病夫”(本名曾朴);《孽海花》风行一时，是当时顶尖的畅销书，“东亚病夫”一词也迅速流传开来。

晚清鸦片吸食者。“洋人用鸦片毒害国人身体”和“洋人嘲讽国人是东亚病夫”，近当代历史教科书中一直视二者为因果关系。但该逻辑忽略了近代以来中国境内绝大多数鸦片其实是自产而非进口。

自民国以来，国人始终误认为“东亚病夫”是西方对国人体质的侮辱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救亡，不但求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而且也求助于民族主义。为此不但创造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而且还创造出了“炎黄子孙”这一“同宗同种”的意象。随着民族主义的日渐高涨，被刻意阐释成了西方对国人体质的侮辱的“东亚病夫”，也终于“普及”到了每个国民的内心深处，使每个国民在面对这四个字时，无不深深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侮辱和伤害。

如1918年出版的一本《中国体育史》的序言中，如此说道:“我国右文左武，相沿千载，积弱既形，遂称东方病夫之国。喧腾寰区，耻孰甚焉!近十年来，国民迷梦渐觉，始省重文之习，不足为治，于是结社设会，研究体育。”

此时，国人已经毫不怀疑，“东方病夫”、“东亚病夫”这类名称，一定是西方世界对国人体质的侮辱和嘲讽。1920年代流行的一本通俗小说《近代侠义英雄传》里，即如此描写一位俄国大力士的“口出狂言”:

“鄙人(指俄国大力士)在国内的时候，曾听得人说，中国是东方病夫之国，全国的人，都和病夫一般，没有注重体育的。鄙人当时不甚相信，嗣游历欧美各国，所闻大抵如此。及到了中国，细察社会的情形，乃能证明鄙人前此所闻的，确非虚假。”

到1940年代，蒋介石在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一批青年干部训话时，也如此说道:“现在一般暴力侵略者，所以敢于藐视我们中国，侵侮我们中国，最大的原因，就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的体格，更比不上他们。而我们一般同胞的体格，普遍的衰弱，实是民族最耻辱的表现!从今以后，我们要积极自强，要不为人家所轻视，寿险就要注重体育，提倡体育，……如此，只要三十年功夫之后，我们民族的体格，就可逐渐恢复健强，一洗东方病夫的耻辱!”1987年，邓小平也曾说:“中国从鸦片战争起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成了世界上著名的‘东亚病夫’。”

至此，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对“东方病夫”、“东亚病夫”的理解已经达成了高度的一致，即:这是傲慢的西方世界长期以来一直挂在嘴边的对中国人体质的一种尖酸的嘲讽，是所有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不容忘却的耻辱，洗刷这一耻辱，是所有中国人的必须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编辑注:本文资料，全部引自杨瑞松《想像民族耻辱: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东亚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