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贵高原与东南亚大陆山水相连，地形上为云贵高原南部向东南亚大陆倾斜，湄公河、红河及其部分支流发源于云贵高原。二者之间的文化关系自古以来就已存在，虽然史籍记载罕见，特别是年代较早的史前和青铜时代基本阙如，但从两地考古学文化的对比研究中可以发现两地之间文化交流的证据。已有学者对此课题进行过初步研究。王大道先生认为云南的青铜文化与越南的东山文化、泰国的班清文化在青铜器和陶器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可以看出云南与东南亚大陆的青铜文化存在着较多的交流[①]。还有学者认为从石寨山发掘出土的器物中找到的证据表明越北和四川在古时有物质上的联系，而石寨山则是联系二者的通道[②]。本文立足于有关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对两地之间的早期(指汉文化占据云贵高原以前的时期，大致在东汉之前)文化关系做一简要的分析，以揭示两地之间早期文化相互交流和影响的程度。

云贵高原旧石器时代早、中期文化特点基本一致，许多遗址从早期延续至中期，主要有元谋上那蚌、黔西观音洞、盘县大洞、铜梓岩灰洞等遗址。石器制作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石片石器居多，刮削器占绝大多数，也有部分为砍砸器、端刮器、尖状器，还有少量的石锥、雕刻器等，大型石器较少而多为中、小型石器。[③]

东南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早期基本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缅甸北部的早期安雅斯文化(Early Anyathian)、泰国的芬内文化(Fingnoian)、马来西亚的淡边文化(Tampanian)石器多用砾石直接打制而成，石片石器很少。器形粗大，制作简单，多单面加工，以砍砸器最多，还有手镐、手斧、刮削器、雕刻器等。[④]到了旧石器中期越南北部出现度山(Nui Do)文化，石片石器开始占绝大多数，以刮削器为主，砍砸器、手斧、石核也有相当数量[⑤]。

从旧石器时代早期来看，两地属于不同的石器工业系统，应该说彼此的技术交流很少，只是在靠近云南的安雅斯文化发现少量雕刻器，可能与云贵高原有关。而中期度山文化出现的石片石器技术则与云贵高原接近，这是否是受到云贵高原石片石器工业的影响而出现的，目前仍难以确定。从二者的时代来看，云贵高原旧石器早期晚段的石片石器工业十分发达，而且多位于距离越南北部较近的黔西南，它对时代稍晚的度山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也是有可能的。但二者的区别也是很明显的，云贵高原的尖状器、石锥、雕刻器等在越南北部很少发现，越南北部的手斧也不见于云贵高原，它们之间的交流看来也很有限。东南亚大陆其他地区则没有与云贵高原相似的因素，看不出彼此存在往来的迹象。

旧石器时代晚期以后，两个区域均有较多遗址发现。云贵高原旧石器时代晚期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一种与本地区早期旧石器技术传统关系密切的类型，如呈贡龙潭山、铜梓马鞍山、威宁草海等，以石片石器为主，主要使用锤击法剥片，修理石器以正向和复向加工为多，器类以刮削器为主，还有尖状器、砍砸器;另一种以锐棱砸击法与骨角器加工等技术为标志的新型文化，典型地点有水城硝灰洞、普定穿洞和白岩脚洞、兴义猫猫洞等，采用锐棱砸击技术剥取零台面石片，修理石器多为反向加工，器类以刮削器为主，还有砍砸器、尖状器及少量雕刻器，骨角器有磨制的骨铲、骨锥、骨叉、角铲等[⑥]。

东南亚大陆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主要发现于越北和泰国南部。时代较早的有越南北部的翁(Nguom)遗址第四、五层为小型石片石器，石片边缘有修理痕迹，无固定形制，典型器物有刮削器和小型尖状器。此后出现的山韦(San Vi)文化则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属于砾石石器工业，石器形体粗大，以边刃和端刃砍砸器为主，也有大尖状器[⑦]。泰国南部时代较早的朗龙连山洞遗址下文化层和摩桥洞遗址第一文化层都还是以单面加工的砾石石器为主，但至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摩桥洞遗址第二文化层则发生了很大变化，黑硅石和碧玉石制成的石片石器增多，新出现小石镞[⑧]。

从两者的石器工业来看，云贵高原与越南北部旧石器晚期的石片石器工业基本相似，既有各自早期石片石器工业的延续，也有某种形式的交流存在。泰国南部旧石器末期石片石器的技术特点则基本属于南中国范畴的石片石器工业，均用直接打击法制成，大多数没有二次加工的痕迹，不见复合工具，不属于典型细石器而被称为小石器[⑨]，很有可能是受到云贵高原的影响出现的。但两地的差别也很明显，云贵高原新出现的锐棱砸击技术和磨制骨角器方法在东南亚大陆的文化中均未出现，东南亚大陆的砾石石器也不见于云贵高原。总的看来，旧石器晚期两地区之间在石片石器工业上有一定的关系，但相似之处还是不多，相互往来的证据尚少。

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云贵高原很少发现人类文化的迹象，其中原因尚难以解释。新石器时代晚期云贵高原发现遗址的数量较多，多集中在云南境内，但各地文化差别较大。李昆声先生将云南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分成八个类型，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地区不同类型之间的差别与联系[⑩]。这主要与云贵高原内部各地自然环境的差别较大和交通不便有关，形成不同风格的地方特征，也奠定了后来青铜文化的基本格局。从各类型的文化特征来看，高原东、南部的遗址内涵较为相似，与我国东南地区有较多关系，而西、北部的遗址则与我国西北部地区的文化有较多关系。此外，大多数遗址的时代较晚，基本在距今三、四千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青铜时代初期的过渡阶段。具体情况在李昆声先生的文中已有详述，在此不再重复。

东南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主要分布在越南北部的和平(Hoa Binh)文化、北山(Bac Son)文化、泰国北部的仙人洞(Spirit Cave)遗址、班演河谷洞(Banyan Vally Cave)遗址、南部的朗龙连山洞(Lang Rongrien)遗址等。砾石石器发达，典型器物为“苏门答腊”(Sumartalith)石器和短斧，较晚的阶段出现磨刃石器和陶器;墓葬有屈肢葬和仰身直肢葬，随葬石器或在死者身上压上石块并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或红土;经济形态属于一种广谱采集渔猎经济。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主要有越南北部的多笔(Da But)文化、琼文(Quyen Van)文化，石器还有打制的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盘状器、短斧等，也有磨刃或通体磨光的石斧、网坠，骨器有鱼鳔、镞、锥等，陶器不发达，有圜底或尖底釜(罐)等，墓葬有单人葬、多人葬，普遍存在的蹲踞葬和在死者身上撒赤铁矿粉的做法。新石器时代晚期东南亚大陆的文化在越南北部、南部和泰国等地均有发现。越南北部文化较为繁荣。河江(Ha Giang)文化以双肩石器和方格槽树皮布石拍最具特色。麦花(Mai Hua)文化则多梯形石斧，也有少量双肩石器、平行条状槽树皮布石拍以及“T”形石环、石玦、贝饰、骨饰等;陶器使用轮制，纹饰多样，以绳纹最多，还有刻划花瓣、动物纹及镂孔等，器形有敞口圜底钵、圈足碗、敞口折沿四耳罐、双系罐、圆饼形纺轮等。下龙(Ha Long)文化有部分打制的砍砸器、磨制双肩或梯形斧和锛、钺等，装饰品较多，多见石环，还有石玦、骨管、蚌珠等;陶器有敞口高领圜底罐、花边口折沿高领罐、圜底钵等，纹饰以各种刻划“S”形纹、直线或斜线纹最有特色。越南中南部的海湖(Bien Ho)文化双肩石铲、斧和锛较多，还有石锄、“T”形石环等;陶器有敞口卷沿圈足罐、敛口圈足罐、敞口卷沿圜底釜、圈足盘等[11]。泰国东北部和中部遗址众多，文化面貌基本相似。东北部的班清(Ban Chiang)遗址最下层随葬富有特色的磨光或刻划黑陶，以稻糠为掺和料。农诺他(Non Nok Tha)遗址陶器数量较多，有大圜底罐、耸肩小平底罐、小圈足罐和少量施彩罐;墓葬为仰身直肢的土坑墓，有的用整个或部分牛、猪、狗、鹿随葬。中部的班考(Ban Kao)遗址，石器多梯形斧、锛、锄;骨器丰富，有矛、镞、锥、鱼钩、鱼镖、饰品等;陶器种类较多，有敞口圜底罐、折腹圈足罐、敞口折腹釜、高领平底罐、空心三足釜形鼎、圜底钵、豆、高领鼓腹圈足壶、直腹圈足杯等;墓葬主要为仰身直肢葬，少量侧身屈肢葬。中部另一科恰伦(Khok Charoen)遗址常见磨光石锛、蚌珠等，陶器有折腹三足罐、直口直腹圈足罐、圈足盘、圈足碗、豆等。暹罗湾沿岸的农诺(Nong Nor)遗址有磨光石器和较多的骨器;陶器有磨光和刻纹陶器;葬式为蹲踞葬;经济形态仍为采集渔猎为主，海洋动物居多，贝类食物很多，陆生动物较少，无农业痕迹。距今4000~3500年的科帕农第(Khok Phanom Di)遗址出土有磨光的双肩石锛、梯形石斧、石珠、“T”形石环、骨鱼钩、骨鱼镖、蚌耳饰和二十多万枚蚌珠;陶器制作精致，刻划复杂的纹饰，器形有喇叭口或盘口高领折腹釜、折沿圜底罐、圜底钵、撇口圈足碗、网坠、陶拍等;墓葬数量较多，为土坑竖穴仰身直肢葬，部分婴儿用瓮棺葬，拔牙习俗较为常见，随葬品数量相差悬殊;经济形态出现稻作农业[12]。

云贵高原没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东南亚大陆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与岭南的同期文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表明这一时期东南亚大陆与岭南关系较为亲近，与云贵高原有无往来不清楚。新石器时代中期的情况也基本相同，越南北部的文化特点接近岭南。直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当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大陆的文化都开始繁盛起来时，两地之间的交流才开始增多，两地不少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对方的文化因素。梯形石斧、石锛在云贵高原、东南亚大陆和岭南都广泛分布，是这些地区最常见的工具，既是适应相似环境的结果，也有彼此长期交流的原因。南中国的双肩石器以岭南出现时间最早，数量和形制最多，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大陆的许多遗址也都出有这类器物，显然也是从岭南向西、向南扩散的结果。云南的云县忙怀、麻栗坡小河洞、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通海海东等遗址存在树皮布石拍，大多为方格槽状，与河江文化及泰国各地发现的几件树皮布石拍形制基本一致[13]，桂西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也出土过同类器物。麦花文化也出有平行条状槽树皮布石拍。这类器物以环珠江口地区出现时代最早，数量最多，形制也最齐全，上述地区出现的树皮布石拍应是从珠江三角洲向南、向西传播的结果[14]。但是从陶器的比较来看，相似的特点少见，只有少量因素可以看出一些线索。班考的高领平底罐在东南亚大陆罕见，而在云贵高原却是常见器物，永平新光、南华孙家屯就有不少类似器物[15]，应是来自云贵高原之物。此外，圜底釜、罐类器物在两地都十分常见，与岭南的同类器物也相似，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流。农诺他遗址仰身直肢的土坑墓和用整个或部分牛、猪、狗、鹿随葬的习俗与云南剑川鳌凤山战国至西汉墓群的土坑墓相似，而这种葬俗又源自中国西北地区的原始文化，虽然鳌凤山墓群的年代较晚，但这种葬俗应是从中国西北地区经过云贵高原向东南亚大陆传播的[16]。科帕农第遗址的婴儿瓮棺葬在云南元谋大墩子也有相似的葬俗[17]。这种葬俗的相似是否与人群的迁移有关尚难确定。在东南亚大陆还发现有粟类作物[18]，在桂西的那坡感驮岩遗址第二期也出土了为数不少的鸭掌粟[19]，而岭南和东南亚大陆并无粟类作物种植的历史，它的突然出现应是黄河上游原始文化经由云贵高原向南影响的结果。这些相似的文化因素说明云贵高原向东南亚大陆施加了一定的影响，也与后者一起接受了不少岭南文化的影响。

云贵高原青铜时代文化出现的时间较晚，以距今约3000多年的剑川海门口等遗址作为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发展缓慢，一直到春秋晚期至战国初期以后，位于滇中偏西地区的楚雄万家坝、祥云大波那等地的青铜文化才突然繁荣起来，至战国晚期青铜文化的中心移至滇池区域，发展出独具特色的青铜文化，在中国的青铜文化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王大道先生将云南的青铜文化分为五个类型，各类型的文化特点原文已有详述，兹不重述[20]。而黔西一带的赫章可乐墓群、威宁中水墓群、普安铜鼓山遗址等青铜文化也相继发展起来，形成了不少各具风格的青铜文化类型。遗址多发现于山顶或山坡;赫章可乐的“套头葬”葬式独特;陶器以夹砂陶居多，手制为主，有罐、杯、豆、碗、瓶、网坠、纺轮等，有的在器表刻划不同形状的符号;铜器大多仿自滇、蜀和中原文化，但也有少量器物如镂孔卷云纹铜柄铁剑、心形纹铜戈等极富地方特色[21]。

东南亚大陆青铜时代出现的时期，最早在班清遗和农诺他遗址发掘以后，发掘者认为东南亚大陆青铜器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人们的想象，大约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开始制造青铜制品，并认为东南亚是世界上最早出现青铜器的地方，中国的青铜器是在泰国青铜文化的影响下产生的。这显然是走向了一个极端，因为各遗址所测定的碳十四数据相差太大，可信度较小。王大道先生通过对各种碳十四测年的比较，认为班清文化的年代大约在距今3040±50至2300±50之间[22]。因此东南亚大陆青铜时代开始比较可信的时间应在公元前1500年以后。东南亚大陆青铜文化主要有越南北部、中部、东南部、泰国东北部和中部几个区域，各区域文化发展并不一致，差别较大。

越南北部青铜时代肇始于冯原(Phung Nguyen)文化，约在公元前1400~前1000年左右。石器以石戈、牙璋、石环、石镯较有特点，陶器纹饰以刻划圆圈、菱形、水波和锥刺纹为主，圈足器数量较多，器型有敞口圈足杯、直口圈足罐、豆、纺轮，未发现铜器，但一些石珠和石管上的洞可能是由铜钻钻成的。其后的铜豆(Dong Dau)文化年代约在西周时期，开始出现小型铜器，有斧、锛、凿、鱼钩、针、尖叶形或带倒刺的镞、实心或空心骹矛，石器以斧、锛、“T”形石环、镯、有“角”石玦等为主，陶器多圜底和圈足器，纹饰有刻划水波纹、菱形纹和绳纹、席纹等，器型有圜底釜和罐、敞口圈足杯、靴形杯和圆饼形、算珠形、梯形纺轮以及鸡和牛的塑像。青铜文化的发展期为鹅莫(Go Mun)文化，年代约在春秋至战国初期。青铜工具和武器种类都增多，有靴形斧和钺、管銎戈、矛、镞、镰等，陶器有折沿盆、圜底钵、折腹圈足罐、鸭形壶等。此后进入了越南北部青铜文化的鼎盛期——东山(Dong Son)文化，从战国直至西汉时期。铜器种类丰富，地方特色浓厚，制作精美，纹饰复杂，器型有方銎斧、靴形钺、尖叶形锄、凿、一字格剑、镂孔圆茎剑、动物或人物茎剑、柳叶形和尖叶形矛、叉、桶、壶、铜鼓、羊角钮钟、饰牌、串铃、人物或动物塑像等，后期出现铁锸、斧、镰等;陶器多饰梳齿纹、刻划纹、印纹、附加堆纹等，有折沿釜、平底罐、折肩罐、折腹罐、圈足盘、喇叭口杯等，石器有玦、环、管等饰品(越)何文缙主编:《越南考古学·越南金属时代》，越南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越南中部青铜文化称为沙莹(Sa Huynh)文化，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时期，与北部的年代基本相当。早期的松贡(Xom Con)遗址、龙盛(Long Thanh)遗址石器较多，有斧、锛、钻、石网坠、有“角”石玦等，陶器有圜底釜、罐、长颈壶、圈足盘、钵等，不见铜器。中期的平洲(Binh Chau)遗址出现铜斧、镞、鱼钩等，陶器刻划纹丰富，器型有折肩圜底罐、高柄豆等。晚期的沙莹等遗址的青铜器急剧衰落，而铁斧、镰、锄、铲、矛、刀、剑等多见，玉石器有双头兽饰件、有“角”玦等，陶器种类丰富，有圈足盘和垂腹圈足罐、折腹圜底罐、折腹釜、直腹瓮等，墓葬以瓮棺葬居多[23]。

越南南部和柬埔寨都位于湄公河三角洲，文化特点有不少相近之处。越南南部的石器中有肩和梯形石斧数量较多，青铜器有斧、矛、戈、刀、镰、镖、动物塑像等，陶器有圈足盘、盘口折腹罐、豆等[24]。柬埔寨的三隆盛(Sanrong Sen)遗址也有矛、斧、钟等铜器，陶器纹饰多刻划纹，器型有圈足盘、圜底钵等[25]。

泰国青铜文化主要在东北部和中部，公元前1500~前500年之间是青铜文化繁荣期，公元前500年左右开始出现铁器，但青铜器仍大量使用。泰国东北部遗址数量较多，内涵丰富，显然是东南亚大陆的另一个文化中心，出土的青铜器大多数是装饰品或工具，有手镯、踝镯、环、斧、锛之类。从各遗址的内涵来看，彼此之间差别较大，即使是同位于东北部地区的能诺他、班清等遗址。能诺他遗址铜器较少，只有有肩和束腰形斧、钺及镯等，不见彩陶。班清遗址铜器制作粗糙，有斧、靴形钺、矛、戈、戒指、手镯、脚镯、项圈、人像、牛俑、象俑、骑象者俑和铜鼓形杖头饰等;但彩陶十分发达，多在几何形或圆涡形的刻划纹内加红色彩绘，常见在陶器腹部以一圈凸起的泥箍作装饰，器型有敞口长颈圜底罐、敞口球腹圈足罐、直口折腹尖底罐、大口杯等，公元前300~前200年进入铁器时代，广泛使用铁来制作工具。班纳底(Ban Na Di)遗址铜镯多见，陶器有圜底罐、圈足盘、坩埚、牛、象和人物塑像，晚期出土铁环、铁刀、铁矛等。班朗考(Ban Lum Khao)遗址陶器制作发达，装饰有绳纹或为素面，器型有卷沿釜、高领球腹圜底罐、喇叭口折腹圈足壶。泰国中部的暖乌洛(Noen U-Loke)遗址，年代在公元前300~前200年，已进入铁器时代，铁项圈、斧、矛等常见，铜器多为镯、戒指及腰带等饰品，还有管、项圈、珠等玛瑙饰品，陶器有不少磨光黑陶，胎壁极薄，器型有敞口高领球腹圜底罐、敞口斜腹小平底瓮、圜底钵、垂腹釜、盒等，墓葬流行在底部垫一层稻米。此外，在东北部的普隆(Phu Lon)遗址、中部的农帕外(Non Pa Wai)遗址、尼肯翰(Nil Kham Haeng)遗址等发现有采矿的矿井和坑道，以及大量的石制工具、石砧、坩埚碎块、木炭、孔雀石、铜矿渣和陶、石范等，说明当时已从采矿、选矿到炼铜和生产成品都已形成规模化生产[26]。

青铜时代初期云贵高原的剑川海门口、昭通闸心场等遗址的文化多与中国西北地区的文化来往较多，与东南亚大陆似无交流的迹象。但越南北部的冯原文化陶器上刻划的斜线、折线、曲线、水波、圆圈纹和篦点纹在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元谋大墩子、宾川白羊村、永平新光、永仁菜园子等遗址的陶器上常见而在越南北部文化中少见，而且时代相距不远，应该有承继关系，不过陶器造型却相差较大，前者以圈足器和圜底器为主，不见后者多见的平底器，说明冯原文化对云贵高原的文化因素是有选择地进行吸收的。鹅莫文化开始出现靴形铜钺，这是模仿云贵高原东、南部、岭南和东南亚大陆都常见的靴形石钺的形制制作的，此后在云南红河流域青铜文化、东山文化、班清文化中均有发现，说明了这种器物在两地的部分地区都很流行，是彼此文化的相互影响所致。鹅莫文化还出有管銎镰1件，这种管銎铜器在东南亚大陆基本不见，在中国东南也未发现，而在滇文化中却是常见之物，其源头则为商文化的管銎戈类兵器，虽然鹅莫文化时代要比滇文化早，但这种技术无疑应是来自云贵高原的影响。冯原文化出土的几件牙璋肯定来自中国，但其传播的路线却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的路线是中原地区的实物经由岭南传人，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但另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三星堆文化的实物通过云贵高原和桂西南下传至越南北部，因为三星堆文化出土了数量较多的牙璋，而桂西的感驮岩遗址第二期也有骨制牙璋发现，这一文化传播路线在战国秦汉时期变得更加明显。战国至西汉时期，云贵高原和越南北部的文化都发展到其巅峰时期，两者之间的交流异常亲密起来，诸多文化因素的相似表明二者不仅存在普通的交流，而是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领域都有着超乎寻常的相互影响。最早出现的万家坝型铜鼓在滇西至滇中偏西一带、滇东北、滇东南、桂西、越北均有发现，这种形状奇特的乐器在各地的出现毫无疑问是文化传播的结果。早先有学者指出万家坝型铜鼓起源于滇中偏西一带，然后向东、南、东南方向传播和发展。[27]近年来又有学者根据滇东南的文山州出土了较多万家坝型铜鼓，提出文山州可能是铜鼓的起源地之一[28]。不管铜鼓的起源地是一元还是多元，其位置均在云贵高原，越南北部发现的万家坝型铜鼓肯定是从云贵高原传来或受其影响而制造的。其后的石寨山型铜鼓分为石寨山和东山两个系统，虽然存在着细部的差别，但从器形、纹饰、制作风格上来说都具有极高的相似性，显示出滇文化和东山文化之间在铜鼓制作和使用上的一致，当然也可能有对方系统的铜鼓传入[29]。另一种特殊的乐器——羊角钮钟也最早在滇中偏西一带与万家坝型铜鼓一同出现，然后向南和东南方向传播至滇池区域、滇南、滇东南、黔西直到岭南西部和越南北部的东山文化。东山文化中的少量尖叶形铜锄、一字格剑、铸有举手人像的直内戈、斜直内长胡双翼突起戈应为滇文化直接传入或为其仿制品。东山文化铜器上铸人物和动物塑像的做法也在滇文化中普遍存在，显示出二者从技术到表现方法的一致，也应与互相交流有关。此外，东山文化常见的铜缸也在呈贡天子庙41号墓中发现[30]，无疑是从东山文化传入的实物。但东山文化的陶器与云贵高原的陶器相去较远，只有少量器物如圜底釜、圈足罐在云南红河流域青铜文化中发现，但也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滇南、桂西和越南北部共同的特征，很难说它们之间发生了直接的关系。从以上的对比来看，越南北部与云贵高原在铜器方面的交流较多，特别是具有乐器和礼器功能的铜鼓有极强的一致性，而日常使用的陶器则很少相似，表明这种交流主要是在上层社会之间，普通民众的往来还较少。

越南中部沙莹文化和南部的青铜文化与云贵高原的青铜文化显然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没有多少相似之处。

泰国青铜文化自身特色浓厚，与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差距较大，青铜器只有少量器物如靴形钺、椭圆銎束腰斧、钺等较为相似，但这些器物是东南亚大陆和岭南及云贵高原东、南部共有的典型器物，很难说是谁影响谁。不过，在泰国发现的东北鼓和曼谷鼓虽然据研究是当地制造的万家坝型铜鼓，但肯定是受云贵高原的影响所致[31]。铜鼓形杖头饰在滇文化中发现较多，班清文化的这种器物应该是来自于滇文化，人像、牛俑、象俑、骑象者俑等做法也常见于云贵高原，虽然象类铜俑在云贵高原不见。陶器方面，泰国班清的彩陶不见于云贵高原，但较多见的圜底器和圈足器与云贵高原的红河流域青铜文化有相似之处，这也是桂西和越南北部陶器的主要特点，显示出一定的共同性。暖乌洛遗址的瓮棺葬葬具为敞口斜腹小平底瓮，与元谋大墩子的瓮棺葬葬具较为相近，两者之间应有一定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就很难找到多少相似的地方。

东汉以后，云贵高原和越南北部都成为汉文化的分布区域，而东南亚大陆的其他区域则更多地受到印度文化的影响，从史籍的记载和社会发展的规律来看两地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但从考古学文化上来看，随着地方特色的减弱和同一性增强，就难以辨别出二者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的程度了。

从云贵高原和东南亚大陆的考古学文化对比来看，云贵高原的东、南部与距离较近的东南亚大陆东北部之间的文化关系较为密切，相互之间有较多的交流与往来，而其他区域的关系则很少，只有零星的交流。从时代上看，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早、中期，两地的文化都很少与对方接触，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后，彼此之间开始有一定的往来，特别是都受到岭南文化的影响而出现不少相似点，青铜时代在距离较近的区域这种关系变得更加密切。从族属上看，云贵高原东、南部和东南亚大陆东北部的越南北部地区均有大量的越文化因素，属于百越文化的分布区，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密切;云贵高原的西、北部则主要是受中国西北地区文化的影响，与云贵高原的东、南部文化不同，也与东南亚大陆的文化没有什么关系;东南亚大陆除越南北部外其他地区与云贵高原的关系也不是太多，特别是距离较远的柬埔寨和越南南部地区。从方向上来看，基本为云贵高原向南对东南亚大陆施加了较多的影响，相反方向的影响要弱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