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洋的失道，使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而成为有道伐无道。
北伐前两三年是中国南北武装力量权势更迭相当快速激烈的时期，北伐时南北双方的主要军事将领半数以上是在这两年才崛起而为人所知，到北伐时乃成为全国性人物。尤其南方的唐生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更是在这段时间开始在其所在区域确立实际控制的地盘(唐盘踞湘南，李、白、黄则控制广西)而树立起区域军事领袖的认同。再加上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领导核心通过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真正控制广东，南方三个新兴军政集团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形成一个相对集中的数省势力范围，与北方的四分五裂形成鲜明对比。
这主要是指发展倾向而言，即南方比过去呈现出更集中的态势，而北方则明显较前更趋于分裂。其实南方内部自不免矛盾重重，而北方也不乏“集中”的因素。从表面看，北方形成了各辖有数省地盘的几大势力集团，且各自的兵力多胜过整合后的南方全部;然奉系甫经郭松龄反叛的打击，直系吴佩孚虽受拥戴而号令难行，新兴的孙传芳部看起来最具朝气，惟其外来征服者的“暴发户”意味太明显，辖区内的地方军队与其貌合神离，后来成为致其败落的重要因素。(注:冯玉祥部对北洋体系的挑战及其引发的大战是北方“分裂”最明显的表征，我们不能据国民党的后见之明把冯玉祥部视为“南方”势力，时人当然已注意到“南北二赤”的共性，然冯部固北洋正宗(其正统性还超过奉系)，也一直被视为“北方”之一部分(实际上北方尤其是直系内一直有“收回”冯部的主张)。(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以下关于北方军事格局演变的内容也多本此文))
重要的是，北方此时仍具有中央政府的名号，理论上正应号令行于天下，若号令不行则罅漏立显;而南方虽也自诩正统(许多爱国民党影响的史学论述实际也如此叙说)，时人一般仍多视其为“造反”者，地位完全不同，其整合的成功处反易为人所见。
南方军事整合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比北方更注重利用清季以来新型军事教育的成果，适应了民初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呈现出走向全国统一的征兆，符合当时久乱思安定的社会心态，成为国民党树立其革命事业合道性(political legitimacy)的重要基础;而名义上仍居正统的北洋政府不仅无力控制局势，更出现一些明显的“失道”作为，反证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结果，久居边陲的国民政府之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形成“有道伐无道”的态势。本文侧重考察这段时间湖南与广西的军事整合进程，借以分析南北攻守势易的关键性转变。
一、“教而后战”:北伐前夕的南方军事整合
1925-1926年间，北洋内争规模不断扩大，无暇顾及南方，国民党及亲近的粤军乃能从容以新武力统一广东;李宗仁等新桂系以武力取代旧桂系控制广西后，两广新兴军事力量进而联合在三民主义旗帜之下;适唐生智在湖南驱逐赵恒惕，虽未得全省也占有湘南，并与两广势力联合。结果，南方形成比原来集中得多的三个新兴政治军事集团，并造成一个相对统一的数省势力范围。
这一格局的形成也体现了“南方”自身权势转移的走向。从地理视角看，民初北洋的对立面有一个从“西南”向“南方”转换的过程，这一应该说是显著的转变过去却不十分受人注意。若仔细考察，稍早的“西南”称谓实际地反映了其实力的构成，即以滇黔桂三省的军事力量为主(在四川，部分因其与滇黔驻军的矛盾，稍后起者更多偏于北洋一边)，而国民党所在的广东虽然也在“西南”集团之中，却不仅有互不统辖的各类粤军，还多为“西南”范围内各省失势军队的避难所(当然也就意味着广东地盘的进一步划分)，实在只是所谓“西南”的外围而已。(注:关于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参见陈训正《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79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未著出版年)第2卷，第35页。)
粤、桂、湘三省的军事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南”的军政格局，基本统一的两广和湘南三者都拥戴国民党的新领导核心，大致成为一体，并于1925年击退滇军的进犯，意味着“西南”之中的“西部”衰落而“东部”兴起。(注:这一格局的形成还受到另外一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原来在“西南”中最活跃也最具军事实力的云南因唐继尧、顾品珍内部争权之战而实力大损，云南参与联省自治运动并宣布“自治”也使其干预他省事务不够名正言顺。关于联省自治，参见李达嘉《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弘文馆，1986年);胡春惠《民初的地方意识与联省自治》(台北:正中书局，1983年)。)最能追随时势的舆论之表述即明显可见在“西南”范围内由西向东移动，逐渐以“南方”代替“西南”来称谓北洋的对立面。三省军事整合的一个共同倾向，即都由当地层次相对偏低而又较“新”的力量取代偏“旧”的既存上层势力。
这里所谓“新旧”的一个明显特征，即带兵者是否受过新型军事教育。清季“兵学”大兴，军人特别是军官应受系统的军事教育而后能胜任这一从外国传入的观念赋予“教而后战”的古训以新的意义。“使武力操于有教育者之手”不仅是文人的愿望，也符合当时作战方式日益“现代化”的实际需求;但在南北双方偏旧的多数军队中都存在排斥军校毕业生的现象，保定军校及与之相关的所谓“四校”毕业生在既存军事系统中不仅不易得到升迁，有时甚至找不到工作，即或找到也多非实际带兵的工作。(注: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按所谓“四校”，即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堂、陆军中学堂、入民国后陆军中学改设的陆军军官预备学校、保定军官学校。)这样一种体制和实际社会需求的疏离正是南北“旧军阀”系统的问题所在，也成为南方新军事力量得到整合的一个重要契机。
孙中山很早就注意到保定军校的作用，1916年夏，孙在上海与任职滇军的革命党人李宗黄谈话，希望李氏将保定军校学生组织起来，练成一支劲旅以推翻北洋军阀。李介绍说，清季开办的陆军小学、中学等学生多文武兼资，且不少向往革命，入民国后更经保定军校系统培训，必堪大用，而北洋军阀则对军校生嫉视和排斥。孙乃提出可将陆军小学、中学和预备学校学生一并包括在内，于是李宗黄开始筹组“陆军四校同学会”，后于1918年2月在上海正式成立，然该会主要的发展却不在北方在西南各省。(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八十三年奋斗史》(二)，台北:中国地方自治学会，1972年，第324-328页。)
在孙中山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反对直系而有所谓“三角同盟”期间，段棋瑞派前保定军校校长曲同丰到广州联络，李宗黄在广州四校同学会(成立于1923年3月)举行的欢迎会上说，北洋政府以11年的时间和大量人力财力，训练出6000余名军官，但由于北洋军阀对保定生不予重用甚至排斥，而孙中山却对他们信任关怀，结果这些学生泰半投向革命阵营，以与北洋军阀战，真是莫大的讽刺。(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二)，第333页;《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6页。)“泰半”或不必是准确数字，但保定生在北洋体系中少得重用而在南方新军队中却能迅速崛起这一基本事实大致不差。
鲍罗廷在1926年5月就承认，第四、第七和第八军是国民革命军中的“保定派”。(注: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6年5月3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上册，第281页。苏俄顾问A.B.勃拉戈达托夫也有类似的观察，参见其《中国革命纪事(1925-1927年)》(李辉译，三联书店，1982年)第190-191页。)第四军主要是许崇智、李济深等指挥的建国粤军改编而成，据李宗黄观察，其“团以上的军官，几于无一不出身陆军四校”;第七军即“新桂系”部队，从军长、纵队司令以下，“所有的团、营、连长，一律全是四校同学”;而第八军则为湖南唐生智部，其军官也从上到下几乎全是四校同学。这些新兴军事力量皆非黄埔系统，是北伐的主力。其实黄埔军校不少教官即来自保定军校，且在黄埔系统的第一军中，也只有中下级干部才是黄埔军校早期毕业生，上级军官则“俱为四校出身”。(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8页。李宗黄注意到，谭延闿的第二军、朱培德的第三军、李福林的策五军和程潜的第六军就较少任命四校同学。这四个军并非北伐主力，战斗力较弱且组织方式也相对偏旧，可知当时北伐军内部的新旧之分也是很明显的。)
这样，许多北洋体系的“弃才”却为南方各新兴军事力量所充分利用，北洋系统自身不甚重视的军事教育实际起到了为南方培训军事骨干的作用。不过，上述军校学生带领的南方新兴武装也大多是在与当地既存军事力量的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广东的情形由于英俄为代表的外国势力及各省“客籍”军队的卷入而呈现出特殊性，将另文专论(注:参见罗志田《国际竞争与地方意识:中山舰事件前后广东政局的新陈代谢》，待刊。)，下面仅简单考察湘桂两省的军事整合进程。
1920年湘军在直系吴佩孚的默许下驱逐皖系张敬尧，实现所谓湖南自治。谭延闿短暂掌权后于年底被部下赵恒惕所迫出走，由赵接任湘军总司令，实际控制湖南直到1926年初，赵又被其部下唐生智迫走。两次权力转移的共同特点是最具军事实力的部下迫走上司而自己基本以和平方式接任。这样一种相对和平的权力转移大概因为20年代前期的湖南主要为湘人自治，省内各地则实行半独立的防区制，各镇守使在其防区内握有大权，省最高领导的易位对各防区实际控制的转换影响较小。(注:参见姚大慈《赵恒惕上台的阴谋和血手》，载《文史资料选辑》(我所用的是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合订本)第30辑，第145-156页;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第85-113页;黄士衡《赵恒惕的省宪活动》，载《文史资料选辑》第30辑，第157-164页。)
这段时间湖南权势争夺情形比较复杂，其中当然包括参与者政治观念的差异;且湖南虽然“自治”，仍一直受到南北两大势力对峙格局的影响(湖南提倡“自治”的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希望避免成为南北交锋的战场);同时流亡在外的老革命将领程潜也不断纵横捭阉其间，遥控其所属派系参与竞争。可以说湖南省内的权力争夺主要在程潜、谭延闿和赵恒惕三派军人中进行，尤以曾同属一派的后二者势力较强，其间的斗争也更激烈。
当事人赵恒惕后来回忆说，“湘军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注: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赵恒惕先生档案”，档号58-003-002-001，第23页。)此说大致不误。时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李品仙也说军官分新旧两派，“高级的将领以旧派居多，拥谭就是这批人物;新派大部都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多数担任旅、团、营长”，都是拥赵的。盖赵恒惕为部下信赖，湘军军官多是“经他手里训练乳育起来，旅团长以下的干部大多数都是拥戴他的”。(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台北:中外图书出版社，1975年，第56页。时在湖南任记者的陶菊隐也说:“当时论者认为，谭派军人多为师长或镇守使级”，而“赵派军人多为旅团长级”。(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95页))
另一位任职湘军的保定军校毕业生龚浩的回忆稍不同，赵、李所说的“旧派”在他看来是“士官派，都是年纪较大的军人”;而新派又可细分为二:一是“保定派，都是保定学生”;一是“干部派，是广西干部学堂出身，赵恒惕的学生”。保定派和干部派联合拥赵，士官派及其他无所属的则拥谭。龚浩特别指出，保定派“当时已有十六个团长，此外都担任营连长等中级干部”，而拥谭派则“部下官佐素质较差”。(注: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1996年6月)，第89页。)若不计细节的差异，当时湖南军官有新旧之分，且新派以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是大家的共识。
赵恒惕以为，当年“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1923年谭延闿受南方政府命由粤入湘，旧派谋拥谭重握政权，唐生智等新派中坚认为，“如以旧振军官为中心，拥谭出任省长，则新派军官必遭排除”。事实上“湖南历次之得以靖乱自保，多赖新派军官之效力，旧系军人实不足以言安定内部而御外侮也”。后两派终开战，是为“护宪战争”或“谭赵之战”，由于“新派军官之学识较胜于旧派”，战争以新派获胜结束，拥谭的鲁涤平等退出湖南撤到广东。(注:郭廷以等:“赵恒惕(炎午)先生访问纪录”，“赵恒惕先生档案”，58-003-002-001，第24-25页。)
此次战争后湘军重新整编，由二师扩为四师，唐生智升任第四师师长。赵恒惕似将其注意力集中于省内民政，军事方面未曾继续“扩充部队，武器装备也没有什么增购”。但唐生智则不然，他先已在龚浩建议下联络全省十六位担任团长的保定同学，结拜兄弟，所有同谱兄弟家庭无论本省外省都由他接济，形成以唐为领袖的团体，“有举足轻重之势”。此时更致力于军队的训练和充实。整编后湘军各师均辖二旅，独唐的第四师辖三旅，“在兵力上比其他的师几乎多一倍”;其他三师各只有枪七八千枝，而唐部有枪一万多枝;再加上驻防衡阳，“防地广、财源足”，并从各处添购武器，终“成为湖南最大的势力”。(注:本段与下段，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8-59页;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89-91、103页。)
赵恒惕已指出新派军官“学识较胜于旧派”，而唐部军官更是“清一色保定同学”，并因此与保定前校长蒋方震(百里)结下长期的联系，蒋百里本认为“湖南是中国的普鲁士”，对唐生智也特别看重，因唐的关系而成为“湖南新力量的指导，大家奉之若神明”。实际上唐生智还真求助于神明，他“在军队中宣扬佛法作为精神教育，并令全体官兵一律入教”，尊奉顾和尚为师。长期任其参谋长的龚浩对此很不以为然，他认为“唐信任顾，也是少读书之故。最初的动机，只想效法北方的基督将军冯玉祥，也来个佛教将军”，以巩固其对军队的控制。(注:按唐生智后来投入国民党仍主张“佛化革命”，其军队号称“大慈大悲军队”，有“佛化省政府”、“佛化省党部”之说，曾引起教育会和通俗报馆等机构的反弹，此事尚未见专门研究，可参见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59-62页;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三联书店，1983年重印3卷本)第1589页;《晨报》1927年7月15日3版、10月18日6版、12月20日6版、12月27日6版，1928年2月24日6版。)
湖南地处南北之间，不仅北方的冯玉祥成为效法对象，南方的两广也成湖南模仿的榜样。为打破湖南的防区制，时任赵恒惕参谋长的龚浩“建议仿照广西办法，将军财统一”。赵表示只要唐生智赞成就可以办。于是龚浩找到唐，得其同意后召开会议，“决定军队核实点验，每师派一团到省城接受训练，并仿行广东革命军的办法，请刘文岛为政治部主任。税收方面，由省统一办理，第一个月各师由省发饷，第二个月起由省收税发”。(注:沈云龙等:《龚浩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91页。)
龚浩本是唐的谋士，拟请来的刘文岛亦保定毕业生，曾受过唐的馈赠，后来更任唐生智驻广东代表;当时赵恒惕已有让位于唐的表示，若唐接位，这些“军财统一”的措施也对他控制全省有利，但赵唐之间的互不信任已较强，唐在会议之后又违反前言，两人之间的冲突乃无法避免。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即唐已和两广、特别是广西新政权有了较密切的接触。
先是赵恒惕派旅长叶琪于1925年冬访问广西，意在居粤之湘军程、谭两部，希望进则助广西攻广东，顺便消灭在粤湘军，退亦求广西在以后湘粤交战中保持中立。但此时广西已正式加入国民革命阵营，故一面以各种“新气象”予叶琪以深刻印象，一面四处散布叶琪是代表唐生智来商谈湘粤桂合作的消息(注:这一宣传大致是成功的，《申报》1926年3月5日9版一篇署名铜驼的广州通信(2月24日)就说叶琪是唐生智的代表。陶菊隐即说当时“我们在长沙所闻，叶琪确系唐生智的秘密代表”。(参其《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8页注2)但叶琪的访问和所谓梧州会谈都比李宗仁所述更为复杂，后面还会论及。)，并拉叶琪参加广西方面在梧州为国民政府代表枉精卫、谭延闿举行的欢迎会，最后叶还与谭一起访问广州。叶琪也是保定军校学生，此行本带有唐的书信，一些人大概也就弄假成真。其实在1926年2月中旬，唐生智自己也秘派代表至粤，与国民政府联络。不久唐正式电请广西方面在他进兵讨赵时派兵遥相呼应，并得到广西的允诺。(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政协广西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第276-284、290-292页。关于唐生智秘派代表至粤，见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龙门书店，1965年重印本)第620页。)
赵恒惕外受南北压力(在双方对立日益明显的情形下湖南要保持“自治”并置身事外越来越困难)，内为强势部下之“兵谏”所迫，乃于1926年3月初下令任命唐生智代省长;但长沙随即出现国民党推动的要求废除省宪、彻底改造湖南政局的市民游行。游行的举措提示着两广的新兴政治方式已传入湖南，也表明唐生智不接受“不彻底”的安排。(注:《赵恒惕出走前之湘局》(3月10日长沙通信)，《申报》1926年3月15日9版;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第109-113页。)赵恒惕终不得不辞职出走，唐生智于三月中旬入主长沙。在下旬的军事会议上，唐生智逮捕二、三师师旅长等五人，杀其中三人，终导致湘军其他师的军事反弹。复因唐生智公开联合广东政府(3月25日两广代表已到长沙公开活动)，反唐湘军得到吴佩孚的军事支持，唐生智在夹击下迅速败退，在广西援军的支持下才立足衡阳，保持其对湘南的控制直至北伐。(注:李品仙:《李品仙回忆录》，第66-70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92-295页。关于两广代表白崇禧、陈铭枢在长沙的活动，参见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第1-9页;《各公团欢迎陈、白两代表盛况》，载《大公报》(长沙)1926年3月29日6版。)
当时广西全境己在李宗仁、黄绍竑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控制之下，李是广西陆小毕业，黄、白皆保定军校毕业，三人在旧桂系军队中仅至营连长级，不甚得志。后李、黄各带千余人的小部队起家，两次结合，其部军官以陆军四校同学为骨干，作战能力强，发展壮大较快。其势力兴起的转折点在1923年，先是黄绍竑部于1923年春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受任为广西讨贼军，是年冬李宗仁部改称定桂军，两者名义上都以广西全境为目标，气魄上已非小区域割据之主。当年末，两军在驻防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支持下消灭陆云高部，控制邻近广东的西江上游地区，成为沈鸿英和陆荣廷两大势力外的广西第三大力量。1924年春，陆荣廷和沈鸿英为争广西而战，李、黄、白等采取联沈倒陆的策略，乘陆、沈激战于桂林方向时一举占据南宁，不久肃清陆荣廷残部，正式组成统一的定桂讨贼联军，据地颇宽，在广西形成与沈鸿英对峙的局面。(注:本段与下两段，参见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165-272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载《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1-63页;尹承纲等人的多篇回忆文章，收入《新桂系纪实》(《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上册，第18-132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载《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63-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卷第35-105页;Diana Lary,Region and Nation: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4,pp.43-63;Donald S.Sutton,Provincial Militarism and the Chinese Republic:The YunnanArmy,1905-1925.Ann Arbor: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80,pp.284-285。)
孙中山在北上与段祺瑞会谈前于1924年11月任命在粤桂军将领刘震寰为广西省长，令其率部返桂。李、黄、白等派胡宗铎赴广州向代元帅胡汉民表示强烈反对，黄绍竑也于11月到广州参加国民党，胡汉民乃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督办、黄绍竑为会办、白崇禧为参谋长。实际上，广东客军林立的状况不仅使广州政府号令不行、名实不副，更是广东不能安宁的重要原因:滇、桂、湘等省主政的军人都因有该省失势军队在粤而觊觎广东，总思一举解决后患。刘震寰和杨希闵两部是击退陈炯明拥孙中山返回广州的主力，故与孙关系密切，但他们与少壮新领导的关系就相对疏远。胡汉民告诉胡宗铎，对刘震寰的任命“不过是名义而已。我们不让他去，你们不让他来，就行了”。而驻扎西江的粤军李济深部本是李、黄、白的后盾，刘虽有图桂之心，却不能越李部而过，于是一面联络沈鸿英，一面邀约云南唐继尧。
唐本有意出兵广东解决(征服或收服)当地滇军，更思在孙中山北上后控制大元帅府，遂决定进兵广东，曾数派代表与李、黄、白部联络“借道”之事，并许以厚报，未得同意。沈鸿英则于1925年初主动向李、黄、白部发起进攻，反被后者于2月中旬攻占桂林。3月中孙中山逝世后，唐继尧通电就任广东政府副元帅，号称要到广州视事。先期入广西的滇军龙云部已于2月下旬不战而据有南宁。至4月下旬李、黄、白部基本肃清沈部，乃回师攻击龙云，经昆仑关激战后将南宁包围。此时滇军唐继虞部又逼近柳州，李、黄、白部主力转向柳州迎击，于6月4日在沙埔血战，击溃唐部主力。滇军兵力虽众，然两路不能结合，终被各个击破;到7月下旬滇军全部退出广西，至此广西全境为李、黄、白部所控制。
“新桂系”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以少胜多、屡破强敌而统一广西，出乎多数人的意料。广东方面此前除粤军李济深部对“新桂系”的军事行动一直予以实际支持外，大约并未十分认真对待这支力量(注:蒋介石在1925年4月27日即认为，由粤入桂与唐继尧军作战的滇军范石生部将“全军覆没”，广西“李、黄二将军的队伍，其命运也是如此”。(加伦:《广东战事随笔(1924年12月-1925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70页))。广西统一后，湖南赵恒惕和贵州袁祖铭的代表迅速到达广西，广东也于1926年1月派出以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和谭延闿、甘乃光为首的高规格代表团到梧州“慰劳”，与“新桂系”领导人会谈。这次“梧州会议”外间传言甚多，各人所见不同，李宗仁等散布叶琪代表唐生智来谈合作的做法虽较成功，但在广东方面看来，这恰证实了“新桂系”倾向联省自治的印象(据说叶琪随汪、谭到广州后还因鼓吹联省自治与三民主义的共性而遭其保定同学邓演达面斥)。(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35-37、49-50页;陈雄:《新桂系形成时期亲历忆述》，《新桂系纪实》上册，第95-96页。)
在叶琪和非国民党势力看来，这样的讲话应代表着湘粤桂三省合作的意向，而在邓演达等广州国民党人看来，这显然意味着不够革命的妥协倾向。广西新当局在1925年曾专门派副官长吕竞存到北京联络段棋瑞，李宗仁也多次坚持要求“督办”的头衔，这都让广州的少壮国民党人感觉其与旧式军阀的接近。(注:尽管黄绍竑已在1924年11月亲赴广州参加国民党，苏俄军事顾问加伦在1925年初的军事报告中仍视李宗仁和黄绍竑为军阀。(参见加伦《军事政治形势》，1925年1月10日，收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36页))但“新桂系”也确有其“新”，如叶琪对广西的群众运动便甚感新颖，尤其在群众大会上演讲获得热烈掌声和欢呼，使他颇受感动，体会到了什么是“革命运动”。(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78页。)可知当时从“旧军阀”到激进的革命“新军人”之间有许多层次，在广东革命军人眼中仍偏“旧”的“新桂系”在湖南军人眼中已相当新奇了。
“新桂系”之“新”更多表现在军事方面，即各级军官以军校毕业些为主，注重军事训练和战术运用。这是他们与旧桂系最大的区别，也是广东方面一些人从很早起即对其另眼相看的重要原因。李、黄、白在广东的主要支持者是李济深部粤军，尤其是其中的保定等四校同学。(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2-4页;尹承纲:《李宗仁起家经过》，《新桂系纪实》上册，第18-20页。)李宗黄说，白崇禧等最初到广州谒见孙中山，“从事前的联络，届期安排，一切都由四校同学会为之代办”。广西驻粤代表陈雄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也是广州四校同学会会员。(注:李宗黄:《李宗黄回忆录》(三)，第37页。)邓演达在黄绍竑部初下梧州时即向孙中山报告说，该部“虽原有基干仅千余人，而其干部均系学生为多，皆青年有志之士，自命为广西陆军正派，目沈鸿英、林廷俭〔俊廷〕等人直为土匪流氓而不肯与为伍”(注:邓演达致孙中山，1923年，7月29日，转引自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54页。)。
这样的身份认同和强烈的“正邪之分”感觉固因其所接受的新型军事教育，也源自旧桂系对他们的排斥。正因此，“新桂系”在推进军队新陈代谢方面有着较强的主动感，他们还在与滇军作战时就多次致电广东国民党中央领导，要求以军事手段取缔在粤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并表示愿抽调军队入粤助战。后广州的杨、刘之役出乎意料的在数日内顺利解决，广西军队又协助广东以武力解决了由湘西转入广东的建国川军熊克武部，并积极参与对粤南邓本殷和驻钦廉之桂军申葆藩之战，协助以少壮派为主的新广州政府确立对广东的全面控制。(注: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58-261页;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45-47页;郭廷以等:《胡宗铎先生访问纪录》，《口述历史》(台北)第7期，第67-68页;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106-113页。鲍罗廷充分肯定了广西军在南征中的作用，他认为如果没有广西援助，“结局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凄惨的”。(鲍罗廷:《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使团会议上的报告》，1926年2月，《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141页))
在此基础上，白崇禧和黄绍竑在1926年初先后到广州谈判，终于在3月中旬达成协议，正式对外公布了两广的统一，使刚刚获得对广东真正控制的广州国民政府管辖范围扩大到两个省。两广的统一其实也是象征意义超过实质意义，广西方面成功地保持了军事、党务、政务的基本独立，但其希望与广东实行财政统一借以“沾光”的设想也被否决，同样不得不“自理”。后者使广西方面相当失望，因广西的天下基本是自己打下，现在拱手“送”给中央，所得回报甚少。被任命为广西军务督办的李宗仁后来认为，迫使广西财政自理的先例使“国家法度全失”，此后经济丰裕的省份如湖南等在纳入国民政府治下时也循例要求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竟是中央政府自己!(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51-57页;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第284-289页。)
在各自都外临强敌的情形下，两广的统一对双方的自保都有明显的好处;从南北对峙的视角看，两广统一对外的象征性威慑作用尤其不可低估。不过，那时大概很少有人能预计到不久后国民政府北伐能迅速取胜，所以广州未必具有充分的中央政府心态，仍更多关注广东一省，而广西也并不完全服从和依赖其拥戴的中央。在正式参与国民革命的同时，广西方面也在努力与云南唐继尧修好，并联络自1926年春实际执政贵州的周西成，在湖南则“因唐方多是同学”而明确支持唐生智。(注:黄绍竑:《新桂系的崛起》，《文史资料选辑》第52辑，第62页。)
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带分裂性的因素，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终意味着南方的军事新陈代谢告一段落，李宗仁、唐生智部先后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八军，基本受国民政府节制。在广西和湖南的军事新陈代谢中，保定军校毕业生为主的军事领导人作用相当明显。随着各地新兴少壮军人的崛起，过去的“西南”色彩也基本褪去;广西已无旧桂系，有功劳势力大的在粤客军纷纷被灭，过去作用不大力量较弱者反得以保存。此前的“西南”无论怎样与北洋系统对立，其上层人物与北方仍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新兴的“南方”少壮领袖与北洋较少瓜葛(两广尤少)，南北军政联系远不如前，利于战而不利于和。
二、国民党努力树立合道性与北洋失道造成的局势逆转
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近代前所未有的新现象，即中央政府渐失驾驭力，而南北大小军阀已实际形成占地而治的割据局面。由于以北洋内斗为主的“军阀混战”久战而无确定胜者，武力统一在北方已被表述为破产的“迷梦”。然而对久乱的中国来说，统一恰是代表着许多人愿望的广泛社会要求，已成为温和、保守与激进的社会各阶层和各政治流派一个相对共同的目标。对当时任何有意逐鹿中原的军政力量来说，是否提倡统一并证明其统一的能力意味着是否能适应全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影响着此后数年以至许多年中国政治局势的演变。
在一般人心目中，相对宁静安定的生活乃是一统局面下的题中应有之义，至少来自“兵”或“匪”方面的骚扰可以大大减轻。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就提出:“现在最大多数中国人民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敢说是要统一与和平。为什么要和平?因为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乱，全国因连年战乱的缘故，学生不能求学，工业家渐渐减少了制造品的销路，商人不能安心做买卖，工人农民感受物价昂贵及失业的痛苦，兵士无故丧失了无数的性命，所以大家都要和平。为什么要统一?因为在军阀割据互争地盘互争雄长互相猜忌的现状之下，战乱是必不能免的，只有将军权统一政权统一，构成一个力量能够统一全国的中央政府，然后国内和平才能够实现，所以大家都要统一。”(注:《本报宣言》，《向导》第1期(1922年9月)，人民出版社，1954年影印向导周报社汇刊本，第1页。)
随着以北洋为主的“军阀混战”进一步加剧，战争规模越来越大，民生被严重扰乱。胡政之在北伐开始后得出与中共几年前的见解非常接近的看法，他分析说，过去多年“虽乱而未甚，虽恶而可忍”，各行业之人尚能苟安。至内乱加剧，“商不能商，工不能工，农不能农;甚至官亦不能官，教亦不能教，于是全国各业之人虽欲偷生苟安。忘大义取小利而不可能”。结果“全社会之态度一变”，而“统一意识与全国意识兴矣”。(注:记者(胡政之):《国庆辞》，《国闻周报》第3卷第39期(1926年10月10日)(该刊无统一页码，故不引页数)。)
中国传统向主“思不出其位”，但其前提是至少要有可以苟安于其位的社会条件。到天下大乱，则庶人要议政，匹夫有责于保天下，是思不出其位而不可能。这样一种因思出其位而产生的全国意识，乃是一种思变求变且极富能动性的焦虑思绪。其建设性的一面，是促进了全国性思想言说的形成，并寻求一种全国性的解决;其破坏性的一面，是对既存政权的否定性判断--即判定其已“失道”或失去了统治的正当性，这对于任何当局者都是不利的。
在此寻求全国性解决的思绪形成之时，北洋军阀恰失去了统一全国的信心。由于中枢的自毁，遂给处于边缘者造成了机会。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第二次直奉战争是北洋军阀内部最后一次武力统一的尝试，而其后的“善后会议”及大约同时各种召开“国民会议”的要求则是南北双方各政治力量最后一次和平统一的努力，两次统一努力的失败为此后的北伐预留了先机，主张且能够实行武力统一的新来者仍有尝试的余地和成功的机会。
在1925年的一系列“统一广东”战役之前，已较长时间开府广州的国民党实际上连“偏安”之局也未能充分实现。1923年底开始的国共合作引进了苏俄式的紧密组织起来的政治团体，使中国整个政治运作状况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改变。改组后的国民党以三民主义为既定意识形态，又有接近苏俄模式的政党组织扮演动员民众及沟通军政、军民等因素的整合角色;新型政治带来的动员整合力量大大推动了国民革命军这一新型军事力量的形成，两广和湘南的结成一体也提示了以武力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性。以前许多人认为国民革命的一个主要感召力在其反帝的一面，其实恐怕更多在其强调统一并以军事胜利证明其具有统一的能力。(注: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1994年3月)。)
不过，尽管国民党已成为当时惟一一个既有统一愿望又有相当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其长期居于边陲毕竟使其在一般认知中带有明显的地域色彩，此前使用的大元帅名号也表明其本非“正统”。1925年成立的国民政府虽然可能有着某些权宜之计的考虑(比如可以借此断绝唐继尧以副元帅身份入主广东的正当性)，到底表现出其自信心的增强，敢于以中央政府自命，凸显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全国性，但国民政府足以统治全国的合道性仍需建立。
针对当时中国社会的愿望，国民党在1925年5月发表《时局宣言》指出:“军阀之大者，把持中央政柄，藉统一之名义以迷惑国人;军阀之小者，割据地方，藉联省自治之名义迷惑国人。”稍后国民政府又说，“中国军阀，凭藉帝国主义之后援，割据自雄;或揭武力统一之名，或标联省自治之号”。(注:《中国国民党对于时局宣言》，1925年5月22日;《国民政府监察委员就职宣言》，1925年8月1日，均收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0、41页。)可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充分认识到“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都是能够“迷惑国人”的口号，由于北伐实质上仍是一种“武力统一”，广东当局既要针对带有“西南”特色的“联省自治”，又要区别于北方的“武力统一”，故特别致力于树立其“革命”的合道性。
北伐出师前，国民党向全国民众宣言说:“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人民的统一政府。”(注:《中国国民党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1926年7月4日，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2辑，未著出版机构，1956年，第51页。)蒋介石也强调，中国统一，“除了中国国民党以外，也再无别个团体可以胜任”，因为只有国民党是有“主义”的团体。(注: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8-589页。)他稍后就任总司令时进而说，“曩昔革命之失败，皆由于我军人不知革命之需要，不明战争之目的，不求牺牲之代价，尤不知主义为救亡唯一之生路，迷信武力为统一中国之张本，受军阀至微薄之豢养，而甘为帝国主义者效死命”。如今“国民革命以主义为依归，绝不同于军阀武力统一之梦想”。(注:《蒋总司令就职宣言》，1926年7月9日，《革命文献》第12辑，第56页。)
同样是“武力统一”，有“主义”的一方便既正确也能够胜任，“主义”的功用真是神奇。从实用层面看，民初的中国社会，因政治鼎革造成整体性的制度转换，加上传统的崩坏，一统的意识形态不复存在，结果是各种新兴的“主义”起而填补思想领域的空白。当年比较成功的军阀，多少也有些“主义”用以整合其部队。与思想界多采西方观念不同，军阀中除冯玉祥以基督教统一部属外，吴佩孚是以关羽、岳飞精神号召全军，唐生智则有“佛化”的军队，到北伐时还曾临时出现孙传芳军系的“三爱主义”和奉鲁军系的“四民主义”。(注:参见Hsi-sheng Chi(齐锡生),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pp.54-56,95-100,115;唐生智事见前，余可参阅《晨报》1927年5月6日2版、6月15日2版、6月16日3版、7月18日7版、8月7日3版、12月2日3版，1928年1月1日2版。)后两种“主义”显然是摹仿三民主义，提示出国民党运用“主义”的成功。
这的确是那时南北双方治军方略不同之所在，1924年初伍朝枢代表孙中山访奉时，曾问担任接待的何柱国:“你们奉军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何答曰否。伍乃“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何追问，“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何回答说，“我们奉军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一样能打仗。张学良知道后，“满不在乎的说，‘他们自然有他们的一套，我们也有我们的一套，各不相干’”。(注:何柱国:《孙、段、张联合倒曹、吴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1辑，第9页。按何柱国非信口开河，北伐时奉军确曾提出“爱国党主义”。(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载《新史学》〔台北〕第5卷第1期))各有各的“一套”是个很形象的说法，但后来北伐时北方试图学习南方的现象说明国民党那“一套”似更起作用。
蒋介石就认为，“军阀有必败之道，致败的原因甚多，最大的，就是他们内部自相冲突”。这都是“因为无主义做中心，一切都以自己利害作主体。所以无论军队，无论什么，都须有主义、讲主义”。(注: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公宴上的演讲》，1926年1月4日，节录在毛思诚编《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589页。)南北军队另一个明显区别是南方有仿苏式的国民党组织，这一新因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南方的政治复杂化，同时对整合军队也起了较大作用。蒋稍后解释“为什么要有党”说:“党是有主义的，运用主义的。没有主义，固然没有党;没有党，也不能运用主义。”(注:蒋介石:《在湖南省党部欢宴大会讲演》，收入文砥编《蒋介石的革命工作》，上海太平洋书店，1928年，下册，第299页。)党的存在，有助于消弭当年南北皆存的文武之间的紧张和疏离，起到整合文武双方的功用，促进了南方的军政结合，使北伐军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支军事政治并行的军队。(注:顾维钧后来回忆说，国民党以政治组织支持军事这样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因素”，极大地决定了北伐的胜利。(《顾维钧回忆录》第1分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97、303页))
不过，主义、政党一类新因素的效力当时还在证明的过程中，国民革命的“合道性”很大程度上毋宁是由北洋方面的“失道”所反衬而成。伴随着北洋体系老成凋谢和未受或少受教育及职业军事训练的一批新军阀兴起的，是其行为准则的转变。(注:参见罗志田《北伐前夕北方军政格局的演变，1924-1926》，载《史林》2003年第1期。)特别是张宗昌、张作霖等一反北洋对文人忍让的旧则，随意捕杀记者、学生，严重损毁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1926年3月的三一八惨案，不论此事究竟该由哪一部分军警负责及其负有多大的直接和间接责任(注:该案的直接行为者虽然是段祺瑞的执政府卫队，当时北京的治安却是由冯玉祥部负责的。国家主义派当时即提出，“北京现状，完全在冯系军人控制之下”，故“冯系军人对北京治安应负绝对的责任”。且此前冯系军人张之江曾有“整顿学风”的通电，冯系军人李鸣钟亦表示“愿以军警为后盾，故段氏始有屠杀民众的决心”。(参见《中国全国国家主义团体联合会宣言》，原载上海《商报》1926年3月25日，收入江长仁编《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第208-209页)今人刘敬忠、王树才也认为国民军此时“追随段祺瑞政府公开反对群众革命斗争”，对三一八惨案负有一定的责任。(参见其《试论冯玉祥及国民军在1925-1927年的政治态度》，《历史研究》2000年第5期)关于三一八惨案，可参见李健民《北京三一八惨案(民国十五年)》，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6期(1987年6月)，第297-319页。)，若将其与稍后4月间《京报》被封、名记者邵飘萍被负责治安的奉军杀害联系起来共观，便体现着某种类似而连续的行为模式。
学生运动是民国的新事物，中央政府以这样的方式杀学生前所未见，连北军孙传芳也认为政府应为此负责。他和陈陶遗联名通电说，“政府早日既疏于化导，临时又过于张皇，枪杀多命，演成惨剧。谁无子弟，能不痛心”!且“年来政府对于学界举动，禁纵无常:利用则借为前卫，反对则视同大憨”。这一次又因“兵争不戢，驯至与学子为仇”。孙、陈希望“当局诸公，早知改图。平时教督防护，当负相当之责任;对于此次主使及行凶两方，必须实行公平之惩罚，勿徒以一纸空文，涂饰耳目”。若处置不当，则可能导致“上下乘〔乖〕离，祸至无日”的结果。(注:《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1926年3月23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216页。)
孙氏等对学生运动的“主使”一方也主张实行惩罚，多少还站在北洋体系的立场上。他们对政府的批评虽已相当严厉，毕竟仍承认既存中央政府的地位。梁启超则认为，“这次惨案显然是卫队得在上的指使惨杀无辜的青年”，故必须“赶速督成严密的法律的制裁;上自居最高位的头儿，下至杀人的屠夫，一概不予幸免”。(注: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这已露出否认执政府之意了。上海商界表述得更直接，其致全国公电明言:“自段氏窃据首都，述其所为，对外则一味奉承，对内则动辄压迫;今竟听令卫队惨杀爱国运动者至百余人之多，如此媚外残民，罪恶滔天，实全国之公敌，亦法律所不容。”应驱其下野。(注:《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致全国务公团电》，1926年3月22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4页。)
梁启超与上海商界的表述虽稍异，其观念大致相类，即基本否定执政的段祺瑞，然尚大致承认民国这一法统。北京国家主义派的立场则更进一步，他们认为，过去的“军事协约、参战借款、唆使和利用国奉的战争等等事件”已证明，“段祺瑞和他的爪牙媚外卖国，残民以逞”。此次更“穷凶极恶，用枪炮大刀将无辜民众杀死了这样多，这种样人不但是毫无法律，简直是毫无天良”!该派明确宣布:“我们不去希望法律式的制裁”，因为“法律对于军阀早已失了效力”。(注:《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09-210页。)
此次事件本因外国军舰封锁大沽口而起，孙传芳和陈陶遗已注意到“外侮“与“内争”的关联，他们就认为这次“外侮之来，亦由内争所召”(注:《孙传芳、陈陶遗对惨案通电》，《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5页。)。重要的是这使一些人将此次惨案与不久前的五卅事件相比，结果更凸显出北京政府的失道。梁启超评论说，“试想去年五卅的血案还是现鲜鲜的放着，那时我们全国人民怎样一致的呼吁反抗，我们也取得国际间一部分真挚的同情。谁知紧接着英国人的残杀行为，我们自家的政府演出这样更荒唐的惨剧”!(注:徐志摩记:《梁任公对惨案的谈话》，1926年3月30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21页。按梁启超当时正住院治病，他审慎地指出了其评论和判断是据其听闻而出。)
北京国家主义派更认为，这样的人在中国当执政，“不但是国家之羞，而且是人类之耻”;必除掉以“为国家人类雪了羞耻”。(注:《国家主义青年团北京部对惨案宣言》，1926年3月28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210页。)当时正被国家主义派攻击的中共，其见解也非常相近，中共告全国民众说，“爱国同胞死于帝国主义者之手，已足使人愤不欲生;今爱国同胞为爱国示威而死于自称中国执政之手，全国民众又将何如?段祺瑞早已不是中国人民的执政，现在又变成彰明较著的卖国凶犯”，这样“杀人的卖国凶犯”当然应该讨伐。(注:《中国共产党为段祺瑞屠杀人民告全国民众》，1926年3月20日，《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第143页。)
爱国者死于本国政府之手，且其惨烈更甚于帝国主义，这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年代对北洋统治合道性的打击实在太大。梁启超等还希望依靠既存体系的法律制裁，国家主义派和共产党在许多问题上立场对立，却皆得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现政权的结论。这两个政治团体在当时都没有足以将造反落实到行动上的军事力量，结果这一局势最有利于正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后者不仅有自己的军队，且已取得区域性的政治控制。
北洋政权的“失道”行为从反面衬托出国民革命的合道性，使北伐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汤武“革命”那种“有道伐无道”的意味。当年一些知识精英的态度颇能提示出国民党在几年间从政治边缘走向中心的进程。任职清华的张彭春在1925年分享着社会对“统一权力”的期盼，他对“国家到这步田地，没有创造的、中国的、可以统一全国精神的方略和领袖人物出现”甚为感叹，从社会安宁角度言，“无论什么能统一的权力总比没有好”。到当年11月张氏已发现“北京国民党得势”，这大概与冯玉祥对北京政局的影响相关;不久他进而感到“共产主义快到临头，必须研究它了”，于是“专看俄国革命书”。(注:张彭春:《日程草案》(即其日记，原件藏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我所用的是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的微缩胶卷)，1925年6月29日、10月25日、11月30日、12月27日。)
共产国际的维经斯基分析说，对蒋介石而言，北伐有利于其大权独揽;而“广东的政治工作也都是由其余所有人以准备进行北伐的这场革命进攻战的名义进行的;我们在邻近省份的组织也都在等待广州军队的到来，要反对这种情绪将是极其困难的”。在广州，不同的人围绕着北伐都有着自己的打算:“右派希望蒋介石率领军队北上，部分左派和部分共产党人鉴于有必要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动员，幻想把恢复原来局面的希望同战争联系起来。蒋介石则指望利用这场战争把反对派将领派到华北去和筹集资金。”中共中央对北伐的“态度一度摇摆不定”，直到派往广州调查中山舰事件的使团6月返回，其“总的情绪又主张进行北伐，认为是使广州摆脱内外威胁的唯一出路”。(注: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核心小组的电报》，1926年7月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册，第320-321页。蒋介石自己也分享着以北伐求生存的思路，他在许多年后回顾说，当时俄共谋夺在广州的政权，“所以我们必须突破这限于广东一隅的危局，实行出师北伐”。(参见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再版，第168页))
在国民党对外宣传中，北伐是以统一全国为号召的，然而所有上述具体思虑没有一种与“统一”相关，很能体现北伐对许多人来说的确是一种解决内部矛盾的权宜之计;但这一权宜之计能够提出并付诸实践，正由于国民党尚存统一全国的愿望。后来北伐渐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即因国民党长期坚持对武装统一的正面提倡，适应了久乱思安定的社会需求，并以军事胜利提示了实现全国统一的可能。北洋已消极，而国民党正积极(皆相对而言);北洋的失道，更使国民党的北伐不再是地方对抗中央，反成为有道伐无道。攻守之势既易，北伐胜利的基础已经奠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