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器物岭南风格突出

作为一处汉式墓遗存，黑蚂井墓地在具体文化面貌上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和当时岭南地区特别是广西合浦等地的汉墓有很密切的联系。如铜器，有相当一部分是具有岭南风格并主要盛行于当时岭南汉墓中的器类或器型，最典型的当属承碹、球形盒、三足圆壶、孔雀灯、熏炉等錾刻纹铜器。这类铜器在造型和装饰风格以及制作工艺方面都与一般的铜器不同，其主要特征是胎体较薄，器表纹饰主要由錾刻的点、线构成，常见锯齿状三角纹、菱形纹以及羽纹、鸟兽纹、柿蒂纹等。在汉代岭南地区，这样的錾刻纹铜器非常流行，特别是广西合浦等地的汉墓中更是屡见不鲜，故一般认为岭南尤其是广西东南部是其制作中心和主要产地。又如陶器，墓地多数墓葬中都发现几何印纹陶罐，另外还出土少量高温青釉陶罐。这两种陶器在当时的岭南地区使用非常普遍，墓葬中有大量的出土，但云南地区过去很少见到。再如玻璃、琥珀、水晶等一些珠饰，在合浦等岭南汉墓中也都是常见之物。除了随葬品，黑蚂井墓地与岭南汉墓在墓葬形制、结构以及丧葬习俗等方面也有不少相近之处，有的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如黑蚂井部分墓葬随葬的铜承碹上，均放置簋或樽一类的铜容器，而广西合浦、贵港等地汉墓中的铜承碹在出土时，上面亦往往放有铜樽、铜盒以及铜灯、铜勺和漆耳杯等物。

考古学上的文化联系有多种原因和背景，就黑蚂井墓地与岭南汉墓而言，其联系如此之密切，显然主要与人群迁徙有关，也就是说，在黑蚂井墓地的被葬者中，有很多来自岭南的移民及其后裔。黑蚂井第29号墓随葬“赵喜”铜印1枚，16号墓随葬的一件铜壶上刻画一“赵”字。这让人联想起西汉前期统治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其统治者即为赵氏家族。据《史记》、《汉书》等文献记载，南越国的势力曾影响到云贵高原。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岭南地区也曾有大量移民外迁，南越国丞相吕嘉的后人据说就被迁至今云南保山一带的不韦县。当然，黑蚂井墓地年代偏晚，其反映的人群迁徙应和南越国的活动及灭亡无直接关系。但南越国赵氏家族的后人在较晚的时候迁徙进入云南个旧地区，此可能性是存在的。16号墓所出的一件铜承碹和一件铜釜上还分别刻有“大末方”和“大末方人”字样。按《汉书·地理志》的记载，汉代有大末县，属会稽郡，县治在今浙江龙游。因此，黑蚂井墓地的赵姓移民发源于汉代大末县，亦不无可能。换言之，这些人与南越国赵氏家族无关，他们虽由岭南迁徙而来，但更早的时候其祖辈却居于大末。秦汉时期，举族迁徙的很多，出于对故乡的怀念或为了日后返乡，许多移民都会通过某些方式来强调自己的祖籍，以保留对故乡的记忆。黑蚂井16号墓铜器上所刻的文字，可能就是这样一种体现。

关于黑蚂井墓地这批岭南移民的迁徙路线，目前尚无考古学上的直接证据。两汉时期，连接岭南和云贵高原的一个重要通道为“牂牁江”(今珠江)。据《汉书·西南夷传》，汉武帝时唐蒙出使南越国，在番禺(今广州)见到产自蜀地的“枸酱”，后打听得知即经夜郎从牂牁水道贩运而来。《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亦记载:“公孙述时，(牂牁郡)大姓龙、傅、尹、董氏，与功曹谢暹保境为汉，乃遣使从番禺江(牂牁江)奉贡。”珠江上游在云南境内称南盘江，距个旧地区不远，黑蚂井墓地的岭南移民很有可能是沿此水道而来的。当然，从广西西部的左、右江流域进入云南东南部的文山一带，再向西到达个旧地区，或由合浦等地先至交趾(今越南北部)，再溯红河而上，也都是可能的路线。

汉代进入云贵高原的移民有很多，但多数都是从内地(包括巴蜀地区)来的，并以官府组织的屯戍为主要迁徙目的。黑蚂井墓地的发掘表明，在当时还有从边地到边地以及和矿业经济有关的移民。这类移民文献中鲜有记载，故多湮没于历史长河中而不为后人所知。《史记·货殖列传》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不管这些人当时的动机如何，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与其他移民一样，无疑都对中国古代西南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