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先后发生过反右派、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到十年浩劫，受到迫害和株连的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数以万计。粉碎“四人帮”后，平反冤假错案就成为党和国家所面临的最迫切问题。胡耀邦回忆说:“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粉碎了‘四人帮’，十二日叶帅的一个儿子来看我，我头一句话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的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我还说，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我说，务必请你把我这个话带给你爸爸。”这三条以顺口溜形式说出的意见，对于恢复社会公正，重建民主法制，建设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反映了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和正义呼声，得到了叶剑英等老革命家的赞赏与支持。

1977年8月，华国锋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对过去审查干部中遗留的一些问题，应当严肃认真地尽快妥善处理。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要尽快分配适当工作。年老体弱不能工作的，也要妥善安排。少数人需要作出审查结论的，应尽快作出。‘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在这份政治报告中，虽然没有出现“平反冤假错案”的字样，但提出了“干部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四人帮’强加于人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的新提法。于是，在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首先在落实干部政策上艰难地展开了。

要真正做到拨乱反正，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全面落实干部政策。时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组织撰写了《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1977年10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篇文章，鸣响了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的号角，立刻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短短一个月就收到了上万封支持和拥护的信件和电报。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回忆说:“这篇文章有如万里惊雷，引起了全国上上下下的热烈反映。多少人全家老少聚集在一起，满脸热泪，一再阅读这篇文章，认为这是粉碎‘四人帮’以来最得人心的决策。推翻几十年来的一切冤案，使千百万含冤负屈的人们重见天日，恢复工作，恢复正常人的生活大有希望了。人民日报每天收到的电话不断，一个月之内收到读者来信和电报一万多封，文章的作者在两个月内收到两麻袋的信件，表示对这篇文章百分之百的支持。”

然而，这篇文章却引起了一些坚持“左”倾错误的人的强烈反对。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长就是反对者中的一个，他认为这篇文章是一株大毒草，因此坚持用极“左”的方式处理老干部问题，使得大量冤假错案得不到纠正。许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老干部到中组部上访时，都被他拒之门外。

但是，中央组织部的大批老干部顶着压力，在组织部大楼内贴满了大字报，热烈响应《人民日报》发表的平反冤案、解放干部的号召。这些老同志把一大卷一大卷的大字报送到《人民日报》编辑部。在胡耀邦的建议下，《人民日报》把这些材料加以整理，在内部刊物《情况汇编》上发表，呈送中央。为冲破落实干部政策的层层阻力，打开平反冤假错案的局面，胡耀邦又组织了第二篇文章《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在1977年11月27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胡绩伟回忆说:“报社把这份材料也送给了耀邦。他焦急万分，一面翻阅着这些老同志的大字报，一面在办公室里来回转圈。他把那篇文章的作者找来，又把人民日报的同志也请来，经过反复研究，又写成了第二篇平反冤案的评论《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他同我商量，用‘本报评论员’的名义，刊登在十一月二十七日的头版头条地位。而且在一版配合发表了五封读者来信，为平反冤案、解放干部，发射了第二颗重型炮弹。”

《毛主席的干部政策必须认真落实》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全国省级以上的报刊纷纷转载，影响巨大，为落实干部政策作了舆论准备。

二、出任中组部部长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大批戴着各种各样帽子的老干部还没有得到平反。邓小平非常关心这些老干部的问题。但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平反冤假错案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遇到了重重的阻力。1977年12月10日，在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举荐下，胡耀邦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此后，中央组织部便成了认真落实干部政策、积极平反冤假错案的重要部门。胡耀邦后来说:“我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五日去中央组织部工作的，为什么敢于大胆地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呢?三条原因:第一条，有许多老同志同我打了招呼;第二条，广大干部的呼声;第三条，广大群众的支持。一九七八年一月份每天来访的几百人，收到的信是一万二千封，六麻袋。敢于平反，有我一份力，我尽了一份力量。”

胡耀邦上任后首先抓组织路线方面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作为冲破“两个凡是”、拨乱反正的突破口。赴任的当天，在中组部全体干部会上，胡耀邦将当时面临的形势概括为8个字:“积案如山，步履艰难”。他对中组部同志郑重提出两个要求:一、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把党的组织部门办成“党员之家”和“干部之家”，一扫这些年来“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官衙恶习。二、今后如有受冤挨整的老同志来找我，我都要和他们见面谈话，任何人不要阻拦;凡是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请及时送给我，不能扣压。

为了有力地配合解放干部，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在中组部创办了《组工通讯》，实践证明这个刊物是同“两个凡是”的错误进行斗争和端正思想路线的有力武器。其中发表的许多文章是胡耀邦亲自出题目、定内容，并指导完成的。1978年6月，《组工通讯》第一期刊登的文章就是《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由于长期受到“两个凡是”思想的禁锢，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实际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阻力很大。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排除干扰，胡耀邦等中组部领导在中组部召开的各种会议上讲话20多次，下发了40多个文件，在《组工通讯》刊出30多期，近10万字。

然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并没有像人们想得那样简单。胡耀邦后来回忆说:平反冤假错案进展并不快，主要原因是:“第一条，中央管的干部材料掌握在中央专案组手里，他们不交，主要是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不交，三中全会以后才交出材料。‘六十一人’的问题，我们二月份就开始复查了，根本就不靠中央专案办公室的材料;第二条，非中央管的干部，权力也不在中央组织部，我讲话也不灵。开二百人以上的会议都要经过批准，因此我们不开大会，今天找这几个省和部，明天找那几个省和部，一年中间开了十几个座谈会，开会就讲。”

为清除长期以来“左”的影响，特别是清除许多领导干部和组织人事干部中在平反冤假错案上各种“左”的思想障碍，胡耀邦决定召开全国信访工作会议。1978年9月25日，他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两个不管”，体现了我们党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一贯方针，也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有力地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

在胡耀邦的组织下，《人民日报》于11月15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指出:“‘有错必纠’，不是不纠，不是可纠，而是必纠;不是只纠正一部分人的错案，而不纠正另一部分人的错案。各级党委不能等待观望，不能虎头蛇尾，不能敷衍应付，不能随便将矛盾上交，而要下很大的决心，把落实政策、纠正错案的工作坚决办到底。”邓小平对这篇文章予以高度评价，他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人民日报》以评论员名义发表的文章《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在国际上反响很大。有错必纠是毛主席历来提倡的，处理错了，当然应该纠正。“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当然，解决这样复杂的问题总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时机成熟了。”

三、为右派甄别平反

调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之后，胡耀邦大力推动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开展。但是，要切实解决问题仍然阻力重重，其中要求平反“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特别是为右派摘帽的问题，仍然相当突出。

在巨大的阻力和压力面前，胡耀邦将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在邓小平、陈云等老同志的支持下，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他以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大刀阔斧地开展工作。在他的努力下，1978年春夏，中组部、中宣部、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等5个部就“右派”问题先后在烟台和北京两次专门开会，研究如何妥善处理“反右派”斗争的历史遗留问题。会上，对“摘帽”问题形成了一致的意见，但对错划右派改正问题意见不一。会后，由中央统战部、公安部起草了给中央的《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经研究批准，1978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通知》，决定全部摘掉其余右派分子的帽子。

之后，在胡耀邦的主张下，中央组织部给中央写报告，建议根据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将“反右派”斗争中搞错了的右派改正过来。为此，中央国家机关有关部门于1978年8月再次开会，专门研究右派改正问题。会上，一些人仍然坚持只“摘帽”，不改正的观点。大多数同志坚持既要“摘帽”，又要改正，他们认为只有将冤假错案全部纠正，才能分清是非，增强团结。

会后，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公安部、民政部共同拟订了《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9月，中共中央以中发(1978)55号文件的名义向全党转发这份实施方案，并在通知中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这部分人中，不少是有用之才，不要仅仅从解决他们的生活出路出发，要统筹安排，细致地做好工作，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发挥所长，为社会主义服务。”中共中央在这份通知中特别指出，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改正的标准，就是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标准”的通知》中的有关规定。

《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一经传达，全国人心为之大振。随着公安部、中央党校和最高人民法院等单位错划“右派”被全部改正的消息见诸报端，全国迅速形成一股改正“右派”的强旋风。据过去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公职人员中的统计，“揭发出右派”大约45万人。而经认真查实，被改正的“右派”很快就突破了50万大关。使包括家属子女在内的数百万人脱离苦海。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工作，不仅解除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负担，而且调动了他们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对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1978年9月，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九五七年，对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进行反击，是必要的。但是当时有些地方工作做得比较粗糙，有扩大化的问题，对一些人的定性处理确实不适当，例如，把一些并非反党反社会主义，只是给领导人提意见、向党交心和反映农村实际情况的好同志，也错划成了右派。毛主席在世的时候就曾经多次提出，对真正搞错了的人要改正过来。由于种种原因，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没有实现。党中央和华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今年发了一个十一号文件，最近又发了一个五十五号文件，指出:做好摘掉右派帽子的人的安置工作，落实党的政策，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于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做好改正工作。还有一条提到，凡是划错了的党员，没有发现新的重大问题，应恢复党籍;是团员的，应撤销开除团籍的处分。对中央的这两个重要文件，一定要认真贯彻执行。”

反右运动的扩大化，使大批的人受到了不适当的处理，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的损失。给右派甄别平反，标志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向历史纵深发展，并得到了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大力支持。

为了使工作顺利地进行，根据中央指示，胡耀邦也采取了某些妥协的措施。例如，对错划的右派平反，不叫平反，叫改正。右派分子改正后，一律不补发工资，以减轻国家负担，生活困难的予以补助，一般不登报宣传。当时采取这种灵活的措施是必要的，相对顺利地解决了全国55万错划的右派分子的问题。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改正就是平反，就是鸣冤昭雪，就是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四、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

“六十一人案件”是一桩震动全国的大冤案，它涉及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61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敌人逮捕，长期关押在北平军人反省院。他们在监狱中始终坚持斗争，多次拒绝敌人的威胁和引诱。1936年，他们执行党组织的指示，办理手续出狱。这本是一桩中央早有定论的案子，然而，为了篡党夺权，林彪、“四人帮”又把这桩案子翻出来，使一批老干部受到残酷斗争和打击，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军区副政委王其梅就是“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成员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妻子王先梅也没能逃脱厄运，被发配到江西的“五七”干校劳动。由于父亲的所谓政治问题，他的儿女们在工作、考学以及生活上都面临着歧视和不公正的对待。1977年12月8日，王先梅给邓小平写了一封申诉信，希望中央能对王其梅的问题进行复查。她在信中写道:“我曾于上月多次找总政治部有关单位，同时也写报告给总政治部领导同志并报中央领导同志，如实反映了上述情况，并明确表示:对于我爱人的问题，我和子女坚决遵照党组织对他的结论，正确对待，同时恳切地要求党组织能使我的子女得到享受党的政策范围内的政治权利，不因其父亲的问题受到影响，以便发挥他们的特长。”1977年12月25日，邓小平对王先梅的申诉信进行了批示，“请东兴同志批交组织部处理。王其梅从抗日战争起做了不少好事。他的历史问题不应影响其子女家属。建议组织部拿这件事做个样子，体现毛主席多次指示过的党的政策。”

在接到邓小平对王先梅的申诉信的批示后，胡耀邦立即在12月31日中午召开部务会议，研究决定把这个问题的解决，作为彻底为“六十一人案件”平反的突破口。他派人专程去看望了王先梅，接着为王先梅冤案平反，恢复其工作，帮助解决了孩子上学、参军及工作问题。

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胡耀邦派出调查人员不畏艰苦，冲破阻力，找遍了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并查阅敌伪档案，很快收集了大量令人信服的有价值的材料。1978年11月20日，根据详细调查所掌握的大量确凿的证据，中组部写出了向中央报送的《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在列举了大量事实后，《报告》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薄一波同志等及其家属子女向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再次提出申诉，党内外干部、群众十分关心这个案件，要求澄清问题的真象，实事求是地处理这个问题。一九七八年六月二十五日，邓副主席在一封申诉信上批示:‘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华主席一九七八年七月四日指示胡耀邦同志:六十一人的问题要解决，由中央组织部进行复查，向中央写出报告。遵照华主席及中央领导同志指示，我们进行了三个多月的调查，大量事实证明:薄一波同志等在反省院的表现是好的，他们履行敌人规定的手续，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是执行党组织的指示。根据登‘反共启事’出反省院的问题，定六十一人为叛徒集团，是不正确的。”

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的通知》，正式为此案平反。并要求各级党委向所属全体党员和党外群众广泛传达。

五、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历史意义

平反冤假错案不仅当时有着拨乱反正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新道路的开辟还产生了更为久远的历史意义。以今天的眼光回眸30年前的这段历史，更能够看出它对历史进程具有的深远影响。

首先，平反冤假错案是冲破“两个凡是”禁锢的突破口，促进了思想解放运动，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

平反冤假错案的开展，首先在实践上突破了“两个凡是”的禁锢，使党的实事求是原则得以发扬，为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开展创造了政治社会条件。而真理标准大讨论，又从思想理论的高度支持了平反冤假错案向纵深发展。平反冤假错案为思想解放运动确定了现实的社会土壤，思想解放运动又为平反冤假错案明确了理论是非。两者相互促进，不断深化，使拨乱反正任务得以实现。

平反冤假错案中坚持实事求是原则，勇于解放思想，敢于打破禁区的精神，成为改革开放中解放思想、锐意进取的精神来源，已经升华为一种开拓前进的时代精神。

其次，平反冤假错案彻底清理了多年“左”的错误的恶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安定团结的社会基础。

通过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对建国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左”的后果进行了彻底的清理，告慰了无数屈死的冤魂，上千万遭受“左”的迫害的干部群众、一亿以上的无辜受株连的亲属、子女和其他受牵(下转47页)(上接10页)连的人得到解脱。历史上的是非得到了公正的评价，过去遗留下的诸多历史问题得到了清理，大批被“左”压抑的人们放下了政治包袱，获得了政治上的第二次解放，消除了一直淤结不化的政治隐患。长期受到政治歧视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其子女获得了公民权，使国家的社会关系得到了调整，在社会主义劳动者的政治基础上结成了更为平等的社会关系。从而促成了革命统一战线向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的转变。

中国共产党改正自己错误的事实，在党内外、国内外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大大提高了党的威信。历史包袱的解脱，使全国上下洋溢着重获精神解放的新气象。全国人民得以同心同德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安定团结局面，为改革开放新道路的开辟创造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第三，平反冤假错案，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使人们深切地认识了“左”的危害，“左”的罪恶。

通过对极左思潮泛滥猖獗的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在人们心目中，“左”不再是革命的象征，而是可以毁坏社会主义的毒菌，从而使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势得以打破，提高了全民族对民主法制的重视，为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来自“左”的习惯势力影响还很顽固，反复和曲折都是避免不了的。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在国际形势发生诸多风云变幻中虽几经波折，但始终坚持住了基本方向，政策没有走回头路，国家没有发生大的动荡。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正是由于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奠定下了牢固的政治基础，中国才得以在波峰浪谷的起伏中维持住了发展的稳定。在平反冤假错案中焕发出的历史变革力量，对中国今后的历史进程具有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进入新时期的前奏。当时，不跨过这道门槛，改革开放无从谈起。平反冤假错案自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胡耀邦对平反出力最大，他卓越的胆识，坚决的态度，公正的断案，得到世人的敬仰。正如中共中央在给他的讣告中所说的:“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的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在谈起这一评价时说，“我觉得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