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将李宗仁:三次影响中国近现代史的重大决定

逼蒋抗日，为“西安事变”埋下伏笔

回到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决心励精图治建设广西。他们发展教育，惩治土豪劣绅，对行政官员进行严格约束，甚至规定官员只许穿灰色制服，不许穿绸袍和西装。李宗仁自己也过着清教徒似的生活，他的胞妹曾经问他:“哥哥，你做了这样大的官，而我们仍旧耕田种地，你不怕邻里耻笑你吗?”

20世纪30年代，广西是中国有名的模范省，国内外记者涌入参观给予盛赞。李、白发起建设广西运动，一是因为他们均出生于广西，对家乡怀有责任感;二是他们想让南京看看，如果贫穷边远的广西都能建设成功，那么其他各省建设不好只能说明中央政府的无能。

在广西和中央对峙的几年当中，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日胜一日，广西与广东联合大造舆论，批判国民政府不作为。1936年，李宗仁发表《焦土抗战论》，指出 “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到敌人被诱深入我国广大无边原野时，我即实行坚壁清野，发动敌后区域游击战。”李宗仁的观点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速胜论”背道而驰。7月15日，国民政府电令白崇禧立刻出洋考察，李宗仁调往中枢军委会任职，实际上要将二人赶出广西，这一下激怒了他俩，他们公开抗命。蒋介石调集各路军队围困广西，而广西也全省动员誓死一拼。桂系在舆论上占领正义立场，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都通电声援广西。

最终，双方各退一步，蒋介石做出抗日承诺，李宗仁宣布服从中央共同抗日。1936年9月18日，李宗仁与蒋介石在广州见面，这是他们公开决裂多年之后的首次见面。据当年的《春秋杂志》的记录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介石走了进来，竟然当堂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表情极其尴尬，而蒋介石则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始终有论调认为，李宗仁率桂系与国民政府陈兵对峙，是“假抗日，真反蒋”。李宗仁当时的动机究竟如何已无从考证，但他确实是“逼蒋抗日”最稳定、最坚决的力量之一。“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军阀动摇观望之际，李宗仁等16人通电全国，态度鲜明地主张和平解决兵谏，建立抗日政府。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李宗仁在两个月内便在广西装备了四个军，共四十八个团配备齐全，开赴淞沪会战前线。广西“建设运动”多年储备的资本和能量，让日本人惊讶。日本的媒体曾经这样报道:“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彪悍的军队，能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它蹂躏，都是徒然空想。”

指挥“杂牌军”血战台儿庄

1937年10月，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守徐州。1938年2月至5月他指挥了徐州会战，其中台儿庄战役是他一生辉煌的顶点。作为抗战以来正面战场首次大捷，这场悲壮的硬仗超越了政治界限，对整个民族都具有强烈的振奋意义。直到近50年之后，台儿庄仍然是唤起两岸共鸣的关键词。1986年，大陆拍摄电影《血战台儿庄》，直接促成蒋经国开放国民党老兵回大陆探亲之路。

台儿庄一战，国军损失3万歼敌1万，是血肉之躯拼出的“惨胜”，有人认为在战术上并无值得夸耀之处。其实，李宗仁指挥一支“杂牌军”浴血奋战本身就是令人称奇的战术。当李宗仁取得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惊讶地说:“你还能指挥杂牌部队?”李回忆这段往事不无得意:“这一点在蒋先生看来，实在是不可思议之奇迹，他本人是断然做不到的。”

派系林立各自为政，一直是国民党军队最令人头疼的难题。对这一难题，蒋的解决办法通常是把非嫡系的部队推上前线，一边御敌一边削弱异己。“杂牌军”中流传这样一句自嘲的口号:“打死敌军除外患，打死我军除内乱”，大敌当前谁都不愿上前当炮灰。李宗仁与之恰恰相反，他总是派自己的嫡系打前锋，对其他派系的部队在军饷补给上尽量公平，甚至给予特殊照顾。

李宗仁字德邻，时人敬称他为“德公”，这算是一个实至名归的称呼。蒋处事虚实难测，李为人宽厚实在，性格差异决定了在政坛上李一生都不是蒋的对手，但在战场上，德公的宽厚使他具有凝聚人心的特殊能力。“杂牌军”在其他战区龟缩不前，而独在李宗仁指挥的五战区，不惜血战到底，也就不足为怪了。

台儿庄捷报传来，民心大振，人们纷纷上街欢呼、放爆竹庆祝，蒋介石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的喧闹声，面露不悦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徐州会战结束后的武汉会战中，李宗仁名义上是这次会战的实施长官之一，实际上已无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