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印象里，他是每天端着水杯，背着书包，等候图书馆开门的那位师长。
在学界的评价中，他一系列体大思精的著述，奠定了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基础，一部《中国佛教哲学要义》被誉为中国佛教哲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成果。
方立天，国际知名佛教学家、中国哲学史家、宗教学家。
九月天高，在学校为他隆重举办的从教50周年庆典上，他赢得了各界的崇高赞誉。
坐守书斋治学数十载，谈起自己的成就他仍旧谦逊:“我从一个普通的年轻学子成长为一名大学教师，取得一点成绩，也是与长期以来受惠于社会的多方面帮助、加持，分不开的。天地人和，因缘际会，成就了我的学术人生，构成了我的幸运人生。”

 

        “决定研究佛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1933年3月，方立天出生于浙江省中部的永康市四路口中村。他至今仍记得10岁时随村里大人半夜起身，走40多里山路去朝拜的情景，还有和他读书的小学校连成一片的佛殿里摆放的观音和关公塑像。每当他看到这些场景，就有一种异常神奇的感觉涌上心头，引发出难以名状的超越人生的遐想:佛是什么?为什么要拜佛?为什么那么多人信佛?
“早年的生活环境影响使我萌发了了解佛教、探索佛教的好奇心和浓厚的兴趣。这大概也是促使我研究佛教的潜在心理因素吧。”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鼓励在职青年报考高等院校，方立天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这被他视为人生旅途的一大转折。
在北大学习期间，他对中外哲学史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与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任继愈等哲学史界泰斗的接触更使他获益匪浅，“当时我是中国哲学史课程的课代表，与冯先生的接触较多。自然我对先生对待学术问题的态度，治学方法，乃至精神气象，也更多了一层了解。”后来由于政治运动，冯友兰先生的课被停了，但方立天还是自学了先生的全部讲义。
从北大毕业后，方立天被分配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工作，这被他视为人生旅途最重要的转折点，“我在学术生涯的漫长道路上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在讨论研究方向时，方立天选择了儒、释、道三教互动融合的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作为重点，将长达七百年历史的佛教哲学和世俗哲学结合起来研究，在中国哲学和中国佛教这两块园地进行“双耕”。
“决定研究佛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方立天在自述中提到，研究佛教需要具备语言、文字、宗教、哲学、历史等多学科的知识，还要对佛教的宗教生活实践有一定的体察和了解，而且，当时的舆论气氛对于佛教研究十分不利，相关资料匮乏，研究成果的发表也往往受到种种制约。
对视为畏途的佛教研究矢志不移，方立天有着自己的思考:佛教是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思想体系，涉及诸多方面的根本问题;佛教在和中国固有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对中国文化的各种形态都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从哲学层面研究佛教、以佛教哲学的研究成果丰富哲学史，两者相得益彰。
彼时佛教研究几乎是一片处女地，方立天遍寻北京高校却发现没有一处开设佛学课。几经周折，得知在中国佛学院所在地法源寺里还有僧人授课，他便每天坐公交车到宣武门，再步行到法源寺旁听。“走读”一段时间后，中国佛学院副院长周叔迦允他住在寺院里，并亲自为他拟定阅读书目，叮嘱他定期报告阅读心得。在八个月晨钟暮鼓的进修中，方立天初步掌握了佛教历史和基本理论知识。
回到学校后，方立天结合中国哲学史教学，开始了佛教思想研究。有别于当时教内的以经解经和流于简单化的批判，他从哲学视角进行的个案分析引起关注。“文革”前，美国《中国哲学研究》发表的中国大陆文章仅有三篇，方立天的文章是其中之一。
然而，好景不长，“四清”运动开始了，接着是“文化大革命”，方立天的研究不得不因此中断。1969年到1972年间，他和人民大学众多教师一道被下放到江西省余江县“五七”干校劳动。那时，他仍然争取机会读书，在允许的范围内，阅读了马列毛的著作，读遍了《鲁迅全集》。方立天认为这是他终生为之遗憾的一段时期，但后来别人对他“冷峻严肃”的气质评价或许就是在这段蛰伏期得到强化。
“宗教问题特别重要，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在1995年全国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中，方立天以《佛教哲学》获一等奖。这本问世于1986年的书作当年即获中国图书荣誉奖，是当时国内影响最大的佛教普及读物之一。
“文革”后，方立天继续着佛教研究工作，并历经了“拓展时期”和“专攻时期”。
约自1987年，他开始集中研究中国佛教哲学思想。历时15年持续的专攻、研究、撰写，最终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佛教哲学要义》(上、下卷)。90多万字的著作阐述了中国佛教哲学的形成、演变和思想体系，从“人生论” 、“心性论”、“宇宙论”、“实践论” 几个方面作了论述，从历史比较和实证的方法与角度对中国佛教哲学作出了全新的解释和概括。
“宗教不是社会上的孤立现象，也不是文化领域中的绝缘形态，对于宗教必须与影响它的相关因素联系起来进行研究，才能显现其独特的本质与价值。”对于佛教研究，方立天秉持“中国本位”和“心性体会”两条原则。
关于“中国本位”，即坚持基于中国人对待外来佛教的根本立场而形成的治学原则，他认为:“外来佛教只有适应中国环境，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实际相结合、相适应，接受中国环境的影响和改造，才能在中国产生持久的影响和作用。”
同时，正如汤用彤先生的观点，即佛教作为宗教文化同时包含宗教与哲学两个方面，他认为，作为宗教，佛教具有深邃的哲学思想;作为哲学，佛教具有强烈的宗教情绪。因此，对佛教宗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有“同情的默应”;对佛教哲学方面的研究，应该具有“心性的体会”。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方立天把学术视野拓展到了中华文化精神和中国宗教理论。
“我着重探求中华文化的传统和核心问题，提出对中华文化三大传统(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解脱主义)的看法，并认为，人生价值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人文精神是中国国学之魂，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精神。”
“在中国宗教理论领域，我近年来一直在思考，正确研究和总结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中国传统宗教观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认为，方立天教授不仅阐发了宗教学知识，而且在中国宗教认识和理解方面提出了许多创新见解，为后学推动中国当代宗教的认知、深入发展中国特色宗教学起到引领作用，成为新时代宗教开拓创新的典范。他在宗教与文化的关系上有着引人深思的真知灼见，对当今的社会建设、文化建设具有重要启迪意义。
纵览方立天50年著述，其间一条主线就是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精神。对此，他说:“为构建当代世界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是今日我们宗教学者的重要责任。”
“我和中国人民大学的特殊因缘，是我学术人生的一大幸事”
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库本阅览室，专门备有一张桌子，一名工作人员说:“自从我在库本阅览室工作，他就一直在这儿!”
当年，因为看到方立天教授每天早早等候开馆直至晚间闭馆方才离开，工作人员特意为他安排了专属的座位。伏案写作，无间寒暑，方立天在2006年以前发表的著作基本都在这里完成。
“五十年来，生活于斯、工作于斯的中国人民大学为我提供了良好的教学与研究的条件和环境，使我个人的作用得以发挥。”方立天如是感慨。
在工作之初，学校领导就以开放的心态支持他到中国佛学院旁听、进修;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五部专著和六卷本《方立天文集》;学校于2000年成立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后又相继成立宗教学系和宗教高等研究院，他在其间承担了创建工作并履所长、院长之职……
“我工作了50年的中国人民大学，如今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宗教学研究重镇。是学校为我提供了研究的机会。”方立天回忆道，早在“文化大革命”前，有关领导对他的佛教研究价值就有深刻体认，1964年中国科学院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下创立世界宗教研究所，并在全国选调人才，时任所长任继愈曾提出选调他过去工作，但学校领导极力挽留了他。
半个世纪以来，方立天躬耕于人大校园，相继开设了中国哲学史、中国古代哲学问题、佛典选读、佛教概论、佛教哲学、佛教与中国文化、魏晋玄学、隋唐佛学等课程;发表著作17部，文章370余篇，培养国内外博硕士研究生40余名。 其中，他参与编辑的《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书局出版)，为佛教学科的恢复和发展打下了基础;他主编的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宗教》卷是国际公认的了解中国宗教学科研究现状的权威刊物;他主编出版的《宗教研究》年刊成为反映国内宗教研究最高成果的园地;他相继担任教育部“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研究”、统战部“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若干重大问题研究” 等多项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
躬耕于佛教哲学领域，为方立天陆续赢得“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等诸多荣誉，也陶冶固化了他静心专一、不畏困难的治学态度和立身有道、追求崇高的为人准绳。
“他没有大学者的派头，不尚空谈，他总是那样谦逊，对了解实际情况充满兴趣，有了新的观点还特别要听一听我们这些从事实际工作的人的意见。从方先生的身上，让我感受到什么叫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可贵精神，什么叫立身有道、温润无华的人格魅力。”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对方立天的治学态度与为人之道十分钦佩。
中国人民大学纪宝成老校长评价方立天教授是“板凳须坐十年冷”的典范，是抵制诱惑、拒绝平庸、摒弃浮躁、静心读书、潜心治学的楷模，值得广大中青年教师学习。
在方立天教授从教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程天权说，年轻人需要恒心和定力，才能成就大学问大事业，青年学生在做人和做事两个方面都要向方立天教授学习。
不是佛教的信徒，而是理性和客观的研究者，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在我身上都能体现出来!”方立天表示，中国传统文化对自己安身立命和人生价值取向的影响很大，“我的工作、事业取儒家的态度，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生活上、名利上则受道家、佛家思想的影响——顺其自然，淡然处之。”
虽然2006年后学校为每位教授专设了工作室，方立天依然对泡图书馆念念不忘，“人大教师中，也许我是在图书馆呆的时间最长的，我现在连手机都不会用，就是希望能够专心致志。”
埋首图书馆写作《中国佛教哲学要义》的15年，正是中国经济生活迅猛突进的时代，也是社会风气日渐浮躁的时期，但方立天以静心专一严格度己。当交出鸿篇巨著之时，他也以不争而争之志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首届中华文化优秀著作一等奖等荣誉。
“追求理想境界，追求崇高精神，这是我著作的宗旨，也是对自己的要求。” 佛学自古号称难治，方立天说，正是由于有难度和不利条件，研究才会更有意义;哲学是理性对于信仰的研究，方立天说，要把做人和做学问结合起来，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
曾有评价说，方立天是“新中国培育的能够矗立在学术史上的学者”，他用实际行动为这句话作出了最好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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