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会泽因矿冶业的兴旺而鼎盛一时。东汉时期，会泽铸造锻打的“堂琅铜洗”闻名遐迩，铜洗的铭文和图案，为滇中最早使用汉文字的实物，是研究中原汉文化对云南影响的详实资料。到了明朝，会泽的铜、铅进入了有一定规模的开采时期，现存的一枚直径57.8厘米，重41.4公斤，铸有“嘉靖通宝”的开炉纪念币，不论从直径和质量上，都堪称世界古金属钱币之最。

 

        会泽的文化，以它的多元性独树一帜，据彝族历史文化学家刘尧汉先生考证，会泽是彝族起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彝族共祖阿普都木的“向天坟”和彝族“六祖分支”故址都在会泽。清初，中原汉族大量进入会泽，带来了不同地域的多元的汉文化、赣文化、秦文化、楚文化、闽文化、川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争奇斗艳，形成了“十里不同俗，一巷不同音”的文化特色。十省不同风格的会馆建筑，多种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偶像崇拜，融各省之长又结合当地实际建盖的民居民宅，不同的民风民俗及民族风情，响彻坝子的彝族海腔，街头巷尾的小唱灯，苗族同胞的芦笙舞会，道教的洞经音乐，无不透出会泽多元文化及民族风情的品格和韵味。

        清朝乾隆、嘉庆年间，因清政府对铜的大量需求，会泽在铜的开采、冶炼、铸币、运输等方面盛况空前，每年运往京城的铜，额定数为633万斤，会泽县城因此被冠以"万里京运第一城"的美名。由于铜矿开采、冶炼、铸币、运输的兴旺，吸引了赣、浙、桂、川、黔等十省八府的商贾，云集到会泽，使会泽县城至今仍遗留有会馆、寺庙100余座，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铜商文化和会馆文化。清朝末年，会泽的经济在国家的内乱外患中走向衰弱，但成立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东川矿务股份公司，是云南最早的招集商股实行资本组织形式的地区之一，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会泽社会进步及思想开放方面的情况。正因为如此，会泽就有一大批莘莘学子冲破世俗的观念，赴日留学，学成回国后，为当地及云南的经济和教育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特别是唐继尧、黄毓英、邓泰中等人，在国家和民族处于重要关键时刻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中，站在时代前列，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会泽的经济、教育和文化孕育了一代名人，这些名人也将为会泽名城增辉添彩。

        1935年红军长征时，以罗炳辉为军团长、何长工为政委的红九军团过会泽，1500余名会泽儿女参加红军，会泽从此与红色结缘，毛泽东抒写长征的诗句"金沙水拍云崖暖"、"乌蒙磅礴走泥丸"形象地描述了红军长征过会泽时，红军将士们面对长征遇到的千难万险所表现出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历尽的千辛万苦。红色文化由此注入会泽文明的河流，成为会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