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冯友兰的书信交往
毛泽东与冯友兰的交往始于1949年10月份。10月1日，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冯友兰参加了这次盛典，并聆听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那激动人心的讲话，使他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0月5日，冯友兰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的全文如下: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人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受到近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份力量，并且在抗日战争时期(按:国共合作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讲，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新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力量。
……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冯友兰为什么要写信给毛泽东呢?
他晚年回忆道:“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
毛泽东日理万机，开国前后更是繁忙异常。但他仍然很快抽空给冯友兰写了回信。
友兰先生:
10月5日来函已悉。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此复。敬颂
教祺!
毛泽东
10月13日
收到毛泽东回信的冯友兰有两点很意外的感受:其一是，“我不料毛泽东的回信来得如此之快，并且信还是他亲笔写的，当时颇有意外之感”;其二是，“信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我不懂。而且心中有一点反感，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
究竟什么是毛泽东所说的老实态度?这个问题使冯友兰困惑了多年。“经过了三十多年的锻炼，我现在才开始懂得这句话了。”冯友兰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谈何容易”，至于要应用到哲学史的研究工作中“那就更困难”。他体会到，真正学习并应用马克思主义，就必得“马克思主义‘化’了才行”，即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变“化”自己的思想，并要“化”为自己思想的一部分。而这变“化”的工夫，绝非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这样的‘化’岂是三年五载的时间所能完成的?没有这样的程度，而要重新写《中国哲学史》，那也不会新到哪里，充其量也不过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生搬硬套而已。”于是，他终于慢慢地认识到:1949年给毛泽东信中所说的“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在五年之内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这话真是肤浅之至，幼稚之极”。“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大话、空话、假话。夸夸其谈，没有实际的内容，这就是不老实态度”。也就是没能实事求是。
冯友兰还进一步体会到采不采取老实态度会影响到犯不犯错误。他反思自己走过的历程，认为: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写文章只能写我实际见到的，说话只能说我所想说的。改造或进步，有一点是一点，没有就是没有。如果这样，“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教训是深刻的。冯友兰不仅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痛心，而且他又从哲学的高度找出犯错误的根源。冯友兰不仅是对个人历史，也是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与总结。这就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坚持实事求是对一个人、一个党和一个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
冯友兰钦佩毛泽东
1956年我国开始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被凸显了出来。同年1月14日，党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也号召团结知识分子“向科学进军”，迅速赶上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为了繁荣和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文化事业，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中国的知识分子无不欢欣鼓舞，迎来了思想改造后的第一个春天。
冯友兰作为党外人士的大知识分子、全国政协委员，在这一时期应邀参加了一系列政治和学术活动，因而与毛泽东有了多次直接交谈和接触的机会。
1957年2月27日至3月1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出席会议的各方面人士共有1800多人。冯友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列席了这次会议。毛泽东在27日下午的会上，以“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为题发表讲话。讲话分12个问题，从下午3点一直讲到晚上7点，他谈笑风生，讲得深入浅出，讲出了许多新观点、新思想，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会场气氛非常活跃。
冯友兰亲耳聆听了毛泽东的精彩报告，这使他不禁联想起苏东坡的“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词句和杜甫的“指挥若定失萧曹”诗句中的周瑜和诸葛亮。冯友兰进一步解说道:“当然，毛主席的讲话是心怀全国，眼观全球，迥非周瑜、诸葛亮可比。但他确实是在谈笑之间，指挥若定，虽然担负着全国的革命重担，但又有举重若轻、若无其事的气象。”
毛泽东请冯友兰讲话、吃饭
为了传达贯彻毛泽东的讲话，研究思想动向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于1957年3月6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冯友兰出席了这次会议，又一次聆听了毛泽东具体阐述知识分子和“双百”方针等问题的重要讲话。
在会议期间的3月11日晚，毛泽东邀请了包括冯友兰在内的部分大学负责人在颐年堂座谈。当时，冯友兰曾发表了《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一文。其中对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作了抽象意义和具体意义的新解，认为这句话的抽象意义可以继承。
会议开始时，毛泽东一看冯友兰进来，就主动地和他打招呼并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可见，毛泽东已经阅读过他的文章。
会上，毛泽东请冯友兰发言。冯友兰提出了一些关于中国哲学史方面的问题，说:“照现在讲法，有些很难讲通。”毛泽东说:“那是简单化了。不可以简单化。”后来，冯友兰颇有感触地说:“毛泽东说，不可以简单化。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是后来正是把这些不可简单化的问题简单化了，而且把简单化推到了极点，这就形成了十年动乱的浩劫。”
散会时，毛泽东拉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毛泽东这番亲切的话语，使冯友兰深受鼓舞。
1957年4月11日，星期四，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的家中请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郑昕、胡绳、周谷城、王方名等吃午饭。
周谷城是主客。他是复旦大学的名教授，也是毛泽东的湖南老乡，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逻辑学家。
冯友兰后来回忆说，那天其他客人都先到了，只有他迟到了。“毛泽东问我说:‘方才找你找不着，你是在上课吧?’我说:‘不是上课。今天是任锐同志的周年，我上她的墓地扫墓去了。’毛泽东说:‘任锐同志是孙维世的妈妈。’我说:‘是的。’”任锐早年参加革命，是冯友兰妻子任载坤的二姐。
后来胡绳同志也到了。毛泽东说:“你们都是打过笔仗的人。”毛泽东问郑昕是哪一省的人，郑昕说是安徽的(按:安徽庐江人)。毛泽东说:“你们安徽出过曹操，曹操是个大人物，他比别人高明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粮食的重要。”冯友兰听后有感，对毛泽东的讲话给了应有的评价:“曹操注重粮食的生产，这是众所周知的，可是把它归结为一句话，以为这是曹操的特点，这是前人所没有说过的。这是‘读书得间’，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是一个启发。”这意思是说，毛泽东读书善于寻究问题而得其理。
在上饭的时候，毛泽东说:“我这饭叫四面八方人马饭，其中有各种米，还有许多豆类，人、马都可以吃，所以叫人马饭。”吃饭时，江青也带着孩子们从后面出来了。她那时候看上去是一个家庭妇女的样子，吃完饭就又带着孩子们到后边去了，终席没有和客人们说过一句话。
吃罢午饭，大家又谈了一会儿，王方名说他写了一篇关于逻辑的文章，报刊压着没有发表。毛泽东很不以这些报刊为然。王方名汇报了他的看法和他的文章内容，他讲的时间相当长，毛泽东始终注意倾听。别的客人都很着急，因为他们都想听毛泽东的议论，可是时间被王方名占去了。
等王方名一讲完，毛泽东就站起来送客。毛泽东把客人们一直送出丰泽园的大门，看着客人们上车走了以后，他就准备转身进去了。这时，旁边有人提醒他，还有一位客人。毛泽东又回过头来一看，是正站在车门边准备与毛泽东道别的冯友兰，因为他迟到，单独坐了一辆车来的。毛泽东连忙向他招手，以示告别。
这是冯友兰初次到毛泽东家中会见毛泽东。他感到“毛主席的生活是简朴的。当时中南海的其他地方，如怀仁堂之类，都经过改建，油漆一新。颐年堂还是很陈旧的样子……他的起居饮食，看样子也不过是像一个生活比较优裕的教授一样，真是书生本色”。
1962年4月，政协全国委员会开大会，冯友兰在会上就他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作了一个发言。4月15日下午闭会时，毛泽东和中央全体领导同志接见到会的委员，并在一起照相。冯友兰恰好站在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座位后面。毛泽东就座时，看见冯友兰就拉着他的手说:“你的身体比我的身体好。”冯友兰说:“主席比我大。”毛泽东说:“不行了，我已经露了老态。”毛泽东又问了一遍《中国哲学史新编》进展的情况，并说:“你的中国哲学史写完以后，还要写一部西方哲学史吧。”冯友兰说:“我只能写中国的，写西方哲学史的任务已经派给别人了。”毛泽东说:“对于孔子，你和郭沫若是一派。”说到这里，刘少奇插话说:“你的发言很好，言简意赅。”周恩来也向毛泽东介绍说:“这一次开会，他是三代同堂:任芝铭任老是他的岳父，孙维世是任老的外孙女，是第三代。”毛泽东点点头。
会后，冯友兰感觉很好，说:“在这一次谈话中，无论是就谈话的内容还是谈话的态度来说，毛泽东都好像是对待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因此，他回家后，情不自禁地赋诗一首。诗云:
怀仁堂后百花香，浩荡春风感众芳。
旧史新编劳询问，发言短语谢平章。
一门亲属传佳话，两派史论待衡量。
不向尊前悲老大，愿随日月得余光。
毛泽东与冯友兰
在哲学观点中的分歧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运动一开始，冯友兰就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成了“牛鬼蛇神”，被抄家，被关进“牛棚”。挨不完的批斗，写不完的检讨，被强迫劳动，只发给一点生活费，生病就医难上难，受尽侮辱与迫害，并株连到其家属，甚至连五岁的小孙儿冯岱也被赶出幼儿园。
一直挨到1968年11月18日，冯友兰才突然被释放回家。其夫人任载坤不禁放声大哭。
冯友兰很想知道为什么如此宽大处理了自己?后来有人悄悄告诉他说:“毛主席在一次中央的会上提到你和翦伯赞。毛主席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都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
后来，毛泽东又一次说道:“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是能写的，他的观点是唯心论的。”看来，毛泽东并不完全了解冯友兰通过思想改造后所发生的思想转变。
为了搞清楚毛泽东究竟是怎么讲的，冯友兰想看看记录。“我几次向工宣队提出请求，希望看看原来的记录，他们都满口答应，可是事实上是置之不理……工宣队叫我写信感谢毛泽东，据他们说翦伯赞也写了。”在工宣队的再三催促下，冯友兰也只得给毛泽东写了感谢信，又于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作《蝶恋花•韶山颂》词一首:
红日当空耀奇彩，照遍全球，开创新时代。五洲万国祝寿恺，长领革命向前迈。
辜负期望十九栽，反动路线，罪行深如海。承蒙教育今又再，追随正路永不怠。
但是，著名的史学家、北大副校长翦伯赞因受“刘少奇专案”牵连，被逼写刘少奇的伪证材料，而他却一再拒绝，终于难逃魔掌，最后只得以死相抗。12月18日夜，翦伯赞夫妇同时服毒自杀身亡，至今连骨灰都不知被抛却何方。
1971年6月5日，谢静宜到冯友兰家。“毛主席叫她告诉我说，我给他的信(按:此信，冯友兰并未收入自己的著作中)他看见了，谢谢我。毛泽东并且派她向我问候。这使我很受感动。我写了一封感谢信(按:此信，冯友兰也未收入著作中)，还作了一首诗，托谢静宜转达。”这首诗是这样写的:
善救物者无弃物，善救人者无弃人。
为有东风着力勤，朽株也要绿成阴。
1972年8月，文芷来采访冯友兰后，写成《“朽株也要绿成阴”——冯友兰访问记》，收入《中国知识分子近言录》。
1973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后，冯友兰心里又暗自紧张起来，害怕自己这个“尊孔派”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他又想，自己何必怕呢?只要和群众一道“批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写了《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和《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篇文章。前文，是在北大哲学系全体师生大会上的发言。后文，是在北大老年教师“批林批孔”大会上的发言。这两篇文章，在当时“批林批孔”的大背景下果然很受欢迎。
不久，冯友兰这两篇文章同时被刊于《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四期。接着，《光明日报》于12月3、4两日，予以全文转载，并特地加了“编者按”。再接着，《北京日报》也转载了全文及“编者按”。紧接着，全国各大报都纷纷转载了。
冯友兰“受宠若惊”，惊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这说明什么呢?连他自己也被弄糊涂了。
直到1974年1月25日，从谢静宜在国务院直属单位“批林批孔”大会上的报告中才“得到一些线索”。冯友兰当年回忆道:“谢静宜说，在有一次会上，北大汇报‘批林批孔’运动的情况，说到我那两篇文章，毛泽东一听说，马上就要看。谢静宜马上回家找到这两篇文章，回到会场交给毛泽东。据说毛泽东当场就看，并且拿着笔，改了几个字，甚至还改了几个标点符号。后来就发表了。她可没有说是毛泽东亲自叫发表的呢，还是下边的人揣测毛泽东的意思而发表的。也没有说《光明日报》那篇‘编者按’，是谁执笔写的。无论如何，自从这两篇文章发表以后，各地的群众鼓励我的信蜂拥而来，每天总要收到好几封……在领导和群众的鼓励下，我暂时走上了‘批林批孔的道路。”“1973年我写的文章主要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信任，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
张岱年说:“1973年，在‘批孔’运动的浪潮中，冯先生也写了两篇批孔的文章，这是随顺当时的风向而写的。后来在《三松堂自序》中提到这件事，以不能做到‘修辞立其诚’自责。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学者的处境是非常艰难的。荀子曾说:‘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言而当’很难;‘默而当’也是不容易的。应该依据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类问题。”冯友兰身陷于“文革”如此复杂的困境之中，有时也难免身不由己，言不由衷。那是时势使然，个人很难违抗。
冯友兰为毛泽东写挽词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举国哀悼。当晚，冯友兰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神州悲痛极，亿兆失尊亲。
一手振华夏，百年扶昆仑。
不忘春风教，长怀化雨恩。
犹有鸿文在，灿烂照征尘。
9月18日，在天安门举行的毛泽东追悼大会上，冯友兰又作了一首挽诗。诗云:
纪念碑前众如林，无声哀于动地音。
城楼华表依然在，不见当年带路人。
毛泽东“走了”，留给冯友兰的不仅是怀念，更多的是思索。思索他那始终牵挂着的一件大事，那就是祖国“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
湖南省韶山管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