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03月26日 02:03
来源:大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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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冯玉祥(右)隐居泰山时视察一所学校，左为张公干。(翻拍)

核心提示

“河南省军区新乡军分区原司令员张公干同志(正军职)，因病于2003年2月9日在新乡逝世，享年95岁。张公干1908年6月出生，1931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冯玉祥将军随从副官、秘书，营长、团长、军部副官长等职。1947年9月，张公干率国民党第356团官兵起义，先后担任师长、冀鲁豫军分区四分区司令员等职。”这是2003年4月15日，《解放军报》刊发的一则消息。

和从事收集情报、传递信息、单线联络等一般特工不同，具有国共双重党籍的张公干是中共中央直接掌握的特别党员，是类似熊向辉、钱壮飞等人长期潜伏的一着“闲棋”，一颗“冷子”。日前，记者走访新乡，感知张公干的传奇经历。

□记者 孟冉 文 李康 图

1928年

偶遇冯玉祥，命运就此改变

“我曾多次采访过张公干先生，他的人生历程十分曲折，所作所为令人钦佩。”3月14日，新乡市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孙建设告诉记者，2003年7月28日，时任新乡市委副书记常法武等党政军领导参加了张公干档案资料捐赠仪式，他生前的50多本学习笔记、日记和一批照片，正式归档保存。

档案记载，张公干出生于安徽省宿县，1924年考入安徽省第四农业学校。一年后，受该校老师李一庄的影响和介绍，张公干加入中国国民党。

“张先生是1928年从军的，上了驻扎在开封的一所军校，校址在开封南关演武厅第八营房。”孙建设说，入校不久，张公干奉命到陕西招兵，路过马嵬坡时，他向同伴讲起了唐明皇与杨玉环的故事。这时，一位身材魁梧的长官走过来认真听讲。随后，两个人聊起来，越谈越投机，那位长官记下张公干的名字，并拍拍他的肩膀说:“当军人就要当一名好军人。”

嘱咐张公干“当好军人”的长官，就是当时的国民党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马嵬坡一遇，改变了张公干的命运。很快，张公干被冯玉祥抽调到西安。经过培训后，张公干与张文彬、朱天光等10人当上冯玉祥的随从副官。

1931年

秘密入党，具有国共双重党籍

1931年，中原大战失利后，冯玉祥撤到山西汾阳县峪道河村。那里有所汾阳军校，由原开封军官学校和郑州宪兵学校合并而成。

“军校有手枪营、炮兵团等1000多人。”张公干在回忆录里描述，“除了讲授军事课，还请了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学者讲通俗资本论、唯物论等课，教学水平是比较高的。”

当年2月，经冯玉祥批准，张公干到汾阳军校二大队四中队任队长。“那时，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失败，军校前途渺茫，人心惶惶。学校里的马列小组趁机宣讲南方红军的胜利和苏联的幸福生活，影响很大。”孙建设说，据张公干回忆，他参加了马列小组，并通过张祖渠、郝毅等地下党介绍，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定期过组织生活，从此成为具有国共双重党籍的国民党军官，“汾阳军校发展的共产党员有200多名，仅张公干在四中队发展的学员就有十几个，如军校医院护士张景纲、分队长王继贤，新中国成立后分别担任山东省民政厅副厅长、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1939年

周恩来向冯玉祥坦言“他是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决定和中共合作。当时，受党组织指派，张公干到张家口与冯的随从参谋、共产党员周茂藩等人负责处理电报事务。

一天，冯玉祥收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委员王法勤等人自上海发来的一份密电，说:“日本驻沪总领事表示，若冯将军起兵反蒋，要枪给枪，要钱给钱，必要时还可出兵援助。”周茂藩和张公干建议:“既要反蒋，又要抗日。”冯玉祥表示赞赏，马上在电文空白处写道:“我决不跟日本人来往。”

张公干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官，又是中共中央直接掌握的特别党员，他的言谈举止自然逃不过冯玉祥的眼睛。但事实上，张、周等人在他身边工作并未让他感到不妥，反而更激发了他团结中共抗日的热情。

采访中，记者获知一件事，1939年9月，冯玉祥在重庆与周恩来会面时，冯直言不讳地问周恩来:“我身边的工作人员中，有没有共产党员?”周恩来坦率相告:“您的随从参谋周茂藩、赵力钧和副官张公干，都是共产党员。您若感到不便，我们可以调他们去别处工作。”

闻听此言，冯玉祥笑了:“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挺好，使用起来更方便了。他们要在我这里发挥共产党人应有的作用。”

1935年

西安接头被捕，蒙“二哥”鼎力相救

“1935年初夏，张公干到西安寻找党组织，联系上我党特派员江旭。”孙建设说，为便于工作，张公干将共产党员曹瀛州开的小饭馆作为联络点。

一天，张公干到联络点，一进门发觉曹瀛州神色不对，连忙退出，可为时已晚，隐蔽街旁的国民党特务一哄而上，将他绑到国民党陕西肃反委员会。“张公干被捕，是由于江旭斗争经验不足，寄信小饭馆约张公干会面，信却被特务截获。”孙建设说，当时红25军才从鄂豫皖长征到陕南，特务们怀疑他是红军派来西安搞暴动的，一直关押不放。

“我被关在一个6平方米的小屋内，没有窗子，只放一床一桌一马桶。两个月间，这里换过三个人，大谈革命史，问我是干什么的。我知道这是特务们设的圈套，说自己叫张文远，失业军官……”张公干回忆，后来，他和看守成了朋友，托看守往外捎了封信，寄给“山东泰安五贤祠周茂藩”，称“我在西安病重，请二哥速请名医诊治”。

这个“二哥”，就是冯玉祥。

不久，周茂藩来西安营救张公干，他把冯玉祥亲书的三封信分别交给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和陕西省银行行长李维成。经过一番周折，张公干终于获释。

1936年

“西安事变”

向李克农汇报详情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4天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应变措施。

会上，行政院院长孙科说:“冯副委员长(冯玉祥)在这里，应当请他负责。”这一建议，让“亲日派”不爽，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叫喊“要用飞机轰炸西安”，讨伐张学良。

据张公干回忆，冯玉祥很不赞成何应钦的主张，“上午散会后，冯将军在汽车里对我说:‘如果出兵西安，委员长一旦被炸死或炸伤，必然形成群龙无首、军阀混战、内战再起的局面，那就是引狼入室，不利于抗战。我准备给学良发电报，请他释放介公一起回南京，并担保不让张、杨因扣蒋而受到处置……’”

之后，张公干设法找到中共驻南京负责人李克农，向他详细汇报了自己在西安被捕以及西安事变情况。值得提及的是，“文革”期间，造反派翻出张公干这段历史，说他在西安叛变了党，但经查阅敌伪档案，得出的结论是，“张公干没有承认共产党身份，没有给党造成任何损失”。

1947年

亲率所部2000余官兵起义

1946年6月，内战打响。

当年10月29日，驻守山东鄄城的国民党356团团长被解放军击毙，张公干出任团长。“张先生既要应付上边命令，又要保护我方安全，极为不易。”孙建设介绍，1947年5月，旅部命张公干派部队堵截解放军。出发前，张公干集合连排军官训话:“作战要注意保存实力，谁要是给我损失一兵一卒，我唯谁是问!”然后带部队开到离解放军10多里远的地方，开炮“送信”，我军安全转移。

“1947年9月11号，我接到中共冀鲁豫军区密电，指示356团起义。”在回忆录里，张公干描述了起义经历--回到团部，张公干派人将通讯设备封存，往来电报电话一律由他亲自处理，“13日清晨，解放军接应部队开到鄄城，我迅速集合2000多名官兵，当晚随解放军北渡黄河，14日进入解放区……”

随后，356团改编成西北民主联军36师，张任师长，在豫北同国民党军队公开斗争。1949年8月，张公干担任新乡军分区组建后的第一任司令员。

“鄄城起义，是张公干执行党的‘长期埋伏，以待时机’方针的体现，使解放军在不费一枪一弹的情况下，占领了黄河重要渡口，粉碎了蒋介石封锁黄河的企图。”孙建设透露，1964年，张公干离休，“我采访张先生时，他已是耄耋之年，评价自己就一句话，说将来人们提到张公干，‘能说他是个老共产党员，我就很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