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晏殊词作写富贵而不鄙俗 写艳情而不纤佻

[摘要]《唐宋词名家论稿》分别论述了温庭筠、韦庄、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晏几道、苏轼等十六位名家的词作，既揭示各家词作的精微品质、在词史中的地位，又寻绎其间纵横交织的联系与演进。

《唐宋词名家论稿》，叶嘉莹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文摘自《唐宋词名家论稿》，叶嘉莹 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年10月。

一

临川珠玉继阳春，更拓词中意境新。

思致融情传好句，“不如怜取眼前人”。昔况周颐《蕙风词话·续编》曾称:“《阳春》一集为临川《珠玉》所宗。”前论冯延巳词时，亦曾引刘攽《中山诗话》之语，云:“晏元献尤喜江南冯延巳歌词，其所自作，亦不减延巳。”而冯词最值得注意之成就，盖在其词中意蕴之深厚，可以引起读者极丰富之感兴与联想，晏殊词之成就，亦颇有近于是者。昔王国维《人间词话》即曾称冯词《鹊踏枝》之“百草千花寒食路，香车系在谁家树”数句，以为有“诗人忧世”之意;又曾称晏词《蝶恋花》之“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数句，以为有合于“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夫冯、晏二词之所写者，自其表面观之，原亦不过为伤春、悲秋、念远、怀人之情思而已，然而却有足以引起读者较深远之联想者，私意以为其主要之原因，盖有以下数端:二人词作中之所叙写者，皆带有鲜明之主观感情，在叙写之口吻中，极富于感发之力量，此其一;二人对于所叙写之情事，又并不喜作直言确指的说明，故而易于使读者产生多方面之联想，此其二;二人之学识、志意及其在政治方面之经历，又皆足以在其内心酝酿为一种较深厚之意蕴，此其三。是则晏词与冯词在作者之本质方面，固早有相近之处，何况冯氏一度罢相出镇抚州有三年之久，而晏氏则正为抚州之临川人，其词风曾受有冯氏之影响，亦正有地理方面之因素在。故世之论词者，多谓晏词出于《阳春》，斯固然矣。然而凡文学艺术之创作，又多贵在其能于继承之外，别有开发。晏词之所以可贵，即在于其能在继承冯词之风格以外，更有属于一己之特色多端。

关于晏词之特色，如其闲雅之情调、旷达之怀抱，及其写富贵而不鄙俗、写艳情而不纤佻诸点，固皆有可资称述者在(可参看拙著《迦陵论词丛稿》中《大晏词的欣赏》一文)。然而其最主要之一点特色，则当推其情中有思之意境。盖词之为体，要眇宜修，适于言情，而不适于说理，故一般词作往往多以抒情为主，其能以词之形式叙写理性之思致者极为罕见。而晏殊却独能将理性之思致，融入抒情之叙写中，在伤春怨别之情绪内，表现出一种理性之反省及操持，在柔情锐感之中，透露出一种圆融旷达之理性的观照。如其《浣溪沙》词之“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及其“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诸句，便都可以为此一类作品之代表。前者在认知了“念远”与“伤春”之徒然无益以后，乃表现出“不如怜取眼前人”之面对现实的把握;后者在对于“花落”之“无可奈何”的哀悼以外，也表现了“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一种圆融的观照，遂使得这两句词在“自其变者而观之”的哀感以外，也隐然有着“自其不变者而观之”的一种哲思的体悟。这实在是晏殊词最值得注意的一种特美。

如果以晏词与冯延巳词相比较，则二人之词，固皆足以于其表面所叙写之情事外，更使读者体悟出一种感发之深意。然而其所以使人感发之本质，则实在又并不尽同。冯词是以其盘旋郁结的深挚之情取胜，而晏词则别有一种理性清明之致。即如冯词《鹊踏枝》之写情，则有“每到春来，惆怅还依旧”及“日日花前常病酒，不辞镜里朱颜瘦”之语，其叙写之口吻，如“每到”“依旧”“日日”“常”“不辞”等字样，其所表现之感情，皆极为热烈执著，有殉身无悔之意;至于晏词，则如其《浣溪沙》之“满目山河空念远，落花风雨更伤春”二句，其叙写之口吻，在上一句之“空”字与下一句之“更”字的呼应之间，则表现了虽在伤感中，也仍然具有一种反省节制的理性，因为其下句之“更”字所写的虽是“念远”更加上“伤春”的双重哀感的结合，但其前一句之“空”字，则是对于“念远”及“伤春”之并属徒然无益的理性之认知，于是遂以第三句之“不如怜取眼前人”作了一种极为现实的处理与安排。再如其另一首《浣溪沙》词之“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二句，则在伤春之哀悼中，却隐含了对于消逝无常与循环不已之两种宇宙现象的对比的观照。像这种富于理性与思致的词句，在一般词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而晏殊则不仅能将理性与思致写入词中，而且更能将理性和思致与词之“要眇宜修”的特质作了完美的结合，使其词之风格，在圆融莹澈之观照中，别有一种温柔凄婉之致。晏殊词集以《珠玉》题名，这与他的词珠圆玉润的品质和风格是十分切合的。

二

诗人何必命终穷，节物移人语自工。

细草愁烟花怯露，金风叶叶坠梧桐。一般说来，在中国文学之传统中，常流行有一种“文章憎命达”及“诗穷而后工”的观念，早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就曾经说过“《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的话。此种说法原有相当之真实性。我在《〈人间词话〉境界说与中国传统诗说之关系》一文中(见《迦陵论词丛稿》)，便曾谈到“由外物而引发一种内心情志上的感动作用，在中国说诗的传统中，一向被认为是诗歌创作的一种基本要素”。至于可以引起内心之感动的外物，则大约可以分为两种来源，其中之一种即为人事方面的感动。如钟嵘在《诗品序》中所说的:“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所以生活上所遭遇的挫伤忧患，常可以使诗人在心灵中受到一种感发刺激，因而写出深挚动人的诗篇，这其间自然有一种密切的因果关系在，所以“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并非无稽之论。

而如果持这种观念来衡量晏殊之词，则晏殊之富贵显达之身世，却既不能满足读者对诗人之“穷”的预期，也不能使读者因诗人之“穷”而获致一种刺激和同情的快感。因此一般读者对于晏殊之词都往往不甚予以重视。然而晏殊的词作中，却实在极富于诗歌感发的质素。盖以诗人自外物所获得的感发，除去源于人事界者以外，原来还可以有源于自然界的一种感发。钟嵘的《诗品序》，对此更是在一开端便有所叙及，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其后又引申其义云:“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而早在钟嵘《诗品》以前，陆机之《文赋》便亦曾有“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之言。可见对于一个真正具有灵心锐感的诗人，纵使没有人事上困穷不幸之遭遇的刺激，而当四时节序推移之际，便也自然可以引起内心中一种鲜锐的感动，而写出富于诗意之感发的优美的诗篇。

而晏殊便正是禀赋有此种资质的一位出色的诗人。如其《踏莎行》词之“细草愁烟，幽花怯露，凭栏总是销魂处”及“小径红稀，芳郊绿遍，高台树色阴阴见”等句，便都写的是对自然界景色节物的敏锐而纤细的感受，而此种敏感往往又可以触引起诗人一种深蕴的柔情，故前一首之后半阕，便写有“带缓罗衣，香残蕙炷，天长不禁迢迢路。垂杨只解惹春风，何曾系得行人住”之语，而后一首在后面也曾写有“春风不解禁杨花，蒙蒙乱扑行人面”之语，都表现了由锐感所触引起的一种缠绵深蕴的柔情。再如其《清平乐》词:“金风细细，叶叶梧桐坠。绿酒初尝人易醉，一枕小窗浓睡。紫薇朱槿花残，斜阳却照栏干。双燕欲归时节，银屏昨夜微寒”，则较之前二词所透露之感情更少，几乎全首都是写对于节物气候的锐感，仅在结尾一句之“银屏昨夜微寒”的叙写中，隐约表现出一种凄寒怅惘之情而已。像这一类词，既没有悲慨奋发的内容，也没有激言烈响的气势，所以很不容易获得一般读者的赏爱，然而这一点凄寒怅惘之情却实在具有使人心动的感发。

古人有云，“哀莫大于心死”，能引发读者一种多情锐感的诗心，这正是晏殊这一类词的可贵之处，颇近于王国维所谓“成大事业、大学问者”之“第一境”的境界。因为善感的诗心，才是一切好诗的基本根源之所在。而晏殊则正是把这种诗感表现得极为敏锐精微的一位作者，这是我们在欣赏晏殊词之时，所最不当加以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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