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群众文化已发展成为当代文化的几种主要形态之一，它是我国文化中一种独具特性的新兴文化形态。它在文化范畴上属于主流文化，但不具有主流文化的强制意味和专业 文化(主指艺术文化)的曲高和寡，也不具有大众文化的唯利益原则。 下面探讨一下群众文化的概念、特性以及和大众文化、国民教育的联系与区别。 关于群众文化的定义，群众文化理论界有几种影响相对较大的描述。1985 年中国群众 文化学会编印的《群众文化论文选》有文章指出“群众文化泛指人民群众直接参与和创造的 精神财富。包括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事业(含机构、设施)和群众文化工作(含方针、 政策、管理)”。1986 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群众文化探索》认为“群众文化就是 群众自觉生产和自我消费的娱乐文化”。1988 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简明群众文化词 典》(汤友权、胡鹗飞主编)将群众文化定义为“群众文化是人民群众自我进行的，以满足 自身精神生活需要为目的，以文学艺术为中心内容的社会历史现象”。1988 年武汉大学出 版社出版的《群众文化学概论》(吴一平主编)指出“群众文化是人民群众为满足精神生活 需求，以自身活动为主体，以自我娱乐、自我教育为目的进行的具有民族特色、地方特点和 综合性、普及性、传承性的各类文化活动”。1993 年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群众 文化学》(郑永富主编)认为群众文化是“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 社会性文化”。近年来有学者指出“群众文化是以群众为主体，由群众直接或间接参与活动 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包括群众文化活动、群众文化工作和群众文化生活等要素”。这些 见解从不同角度对群众文化的本质进行了概括性的描述，揭示了群众文化的某些特征。群众 文化界对于群众文化定义的探讨过程，实际上又是群众文化人对群众文化本质认识的不断完 善和深入的过程。这些积极的探索，对于帮助我们全面理解和正确认识群众文化是十分有益 在众多的探讨成果中，笔者非常认同成都市群众文化专家郑时雍先生的论述。他在他的《<群众文化学原理>教学大纲》中提出，“群众文化是社会实践主体按美的规律自我完善的 客观需要在社会化满足过程中形成的文化现象，是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在文化方面得到彻底解 放的体现。它以文艺娱乐活动为主要内容，也包括了群众文化事业的各种必备要素”。他认 为，群众文化的历史发展，经历了原始社会的蒙昧阶段、阶级社会的自在阶段、社会主义社 会的自觉自为阶段，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时期，走向了与专业文化艺术“双并举”的成 熟阶段。郑时雍先生关于群众文化的本质概括，从哲学、社会学的维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特 征和内在规律。具体来说，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及“群众史观”的理论基石出发，揭示了群众 文化的本原、内容特点以及群众文化现象的基本矛盾。郑时雍先生关于群众文化的本质概括， 已经逐渐获得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学术界的普遍认同。 应当说群众文化是我国一种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说它特殊，是因为群众文化是 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熟而成熟的，也就是说，群众文化自从它成为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先进 文化前进方向矢志不渝的追求与卓有建树的体现之后，便真正获得了价值观念、物质基础、 文化制度的成长和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讲，群众文化属于主流文化范畴，并随着共产党统治 地位的稳步确立，逐步发展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其文化工具论意义也随着我们党 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审美教育功能，成为与国民文化艺术素养 的提高密切相关的重要文化形态，从而真正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文化价值。 日臻成熟的群众文化已经从单纯的阶级工具转变成了独具个性、价值的文化。为了阐述 方便，笔者把群众文化的基本特性归纳为五个方面。 这是由群众文化的文化主体所决定的。群众文化的主体是全体 社会实践者，是全民性的，它的文化内容和价值取向通过通俗的丰富的活动形式，在社会各 个阶层都能得到传播。另一方面，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不受民族、区域、季节等时间和空 间的限制，因而全国各地均能得到发展。 群众文化与大众文化、专业文化在文化参与和享受上的最显著 的区别就在于文化享有的民主性。在专业文化和大众文化那里，人民群众在文化实践过程中， 主要处于文化受众的地位，文化参与显得十分被动。这正是专业文化和大众文化的文化专制 意味的展现。群众文化由于对文化创造和文化享受的双重强调，人民群众能通过自身参与文 化活动来实现文化接受与文化创造的双向转换，充分体现人民群众的文化主体地位。 从群众文化的当代文化格局来看，它处于中间位置，即主流文 化和大众文化之间。主流文化的传播需要通过一种合适的渠道，把其价值观念和内涵直接传 递给人民群众。由于具备主文化性质和与人民群众的“亲和性”，正好使群众文化成为了主 流文化意识与人民群众互动的中介。在这种状态下，群众文化是背靠主流文化和专业文化， 面向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方面，主流文化需要利用群众文化的“文化亲和性”，一方面， 人民群众离不开群众文化的“主体价值实现”渠道。这使得群众文化的文化传递性具有了无 法取代的独特性。这一特殊地位使其文化传递功能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即:实现了主流 文化意识形态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随着当代中国群众文化在多元文化环境下的逐步发展，群众文 化已经具备了新的文化内涵。一是群众文化的组织、创作、辅导、研究都扩大了文化视野， 不仅考虑对象的需要，也考虑其他社会文化形态的状况，增加了与社会文化的互补意识;二 是在这种“互补”中，通过其社会美育职能，比较温和的去调整、融合其他社会文化形态， 共同营造有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文化生态环境。这使群众文化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文 化意义--社会文化中的美育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指在多元化社会文化中，由经济、政 治所决定的该社会的主文化，不断融合各种亚文化形态，从而营造一种“有主导”的多元文 化生态环境。 主流文化在当代显示出的相对宽松的文化环境，是主流意识形态为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 和多元文化生态的形成而创造的必要条件，因而，它对于大众文化(市场文化)和世俗文化 的不合理要求常常采取了退让的态度。但大众文化的无节制膨胀，又势必对主流文化产生冲 击。所以，主流文化在既能体现多元化文化态度，又能压制亚文化的不合理甚至“反主流” 要求的情况下，需要寻求一种比较温和(对稳定性的强调)的途径，来达成以上愿望。在这 种情况下，群众文化再次成了主流文化的当然之选。 群众文化是一种真正面向广大群众的文化。它在活动内容上对 民间、民俗文化的充分利用，使它包容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形式和精神。群众文化所涵盖 的群众艺术与民间、民俗文化所涵盖的核心形态--民间文艺，在形态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如民间文艺的自在性、原生态属性，反映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就呈现出精华与糟粕并存的 现象。所以在传承我国优秀的民间文艺过程中，形态成熟、主体自觉的群众文化，就成为既 能让民间文艺保持民间文化特性又能让民间文艺获得主体价值观念支撑的必然选择。群众文 化对民间文艺的传承，让民间文艺如:中国龙舟、狮灯、风筝、灯谜、雕刻、剪纸、泥塑、 蜡染、刺绣、皮影、木偶、陶艺、秧歌、杂技、山歌、小调、薅秧歌等等脱离瑕疵、形态结 构进一步完善、获得现代意识。这种传承是自觉的、更加成熟的传承。因此，群众文化是传 承中国优秀民间文化，延续传统文化精神，增强广大群众的民族认同感的生动和富于人性的 社会文化。 笔者认为，群众文化的这些个性，是其在当代文化格局中不可替代的地位与作用的彰显。 它在当代文化建设特别是在中国先进文化的建设中必将引起应有的重视。 现实生活中，人们对群众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认识十分模糊，常常对两者无法区分。这主 要是因为: 1、群众文化作为一门新兴学科，自身理论体系尚在建构中,其发展还远未达到人们熟知 的程度; 2、群众文化和大众文化在某些表象上有着太多的相似(如红红火火的文化活动、群众 的广泛参与等)，很容易使人产生混淆。 大众文化又称市场文化，是以现代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以市场为依托，向人们提供文 化消费产品、场所、服务等城市文化现象。它最初是在西方国家形成的。我国的大众文化是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而成长起来的。 在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化一元化语境中，国家对文化生产手段是有严格控制的。报纸、杂 志、广播电视、图书馆、影剧院等文化生产和传播均以表达国家意志和主流话语为最高行为 规范。随着改革开放国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以及主流文化对多样性的倡导，为大 众文化生产和消费提供了合法性的依据。大众文化就这样以一种新兴的文化形态在上世纪 90 年代这个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中迅速登场。民众的文化消费欲望和对文化娱乐功能的强 烈诉求，则加速了大众文化的膨胀和弥漫。其市场运作机制，解构了既有的文化一体现状， 它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市民社会对自身文化利益的普遍肯定，满足了民众的多元文化需求; 另一方面它又以新的文化内容再造、改变、诱导着民众和社会的文化趣味和审美观念。 大众文化在中国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因为它在利益最大 化的价值追求上已获得成功、对活跃文化产业机制和社会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意义，而忽视 了它与生俱来的先天性文化缺陷。大众文化从来就以中性的面目出现，它没有自己坚持的固 有立场，只受市场规律的支配。只要有利可图，任何文化形式都可以被作为利用的资源。因 此，它具有文化价值取向的商业性、文化构成的泛容性和文化目的的随意性。同时，由于大 众文化本身是一种寻求感官刺激的幻觉文化，它向人们提供的文化内容均是以想象的方式出 现，与人们生存的现实并不发生直接联系，这又决定了它的文化主体的异质性。这就构成了 大众文化基本的本质属性，并充分显示出它的两面性。 在我国，大众文化由于价值取向与主文化的冲突而决定了它的亚文化性质。但事实上， 心灵疲惫的人们仍然愿意在大众文化的“平民意识”中实现个人的向往和趣味，实现自己在 文化上的自我确认。 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总结两点:一是大众文化致命的缺陷以及这种缺陷伴随文化内容的 扩张，对当代文化建设形成的巨大的价值冲击;二是大众文化的强大生命力既表明了它对民 众的吸引力和草根特性，又无不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主流文化与人民大众现实生活的距离 感，以及由此导致的单调和苍白。 从文化主体看，群众文化与主文化具有文化主体的同一性，因为它是以马克思群众史观 为指导的，尊重和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主体地位，尊重和承认人民群众文化实践的主体 地位，这与人民群众在我国的社会地位是一致的。而大众文化却具有文化主体的异质性，因 为大众文化的商业消费取向，决定了它关注的并非人民群众的本质需要而是对主体“量”的 意义的覆盖和传播;从文化构成看，群众文化因起源于主体的社会实践而具有本源性，大众 文化则为了对主体“量”的追求，在形式上充分利用各种文化资源，而非文化内涵深刻性的 追求，所以文化构成上具有泛容性;从价值取向看，群众文化是通过文化艺术形式提高人民 群众的素质，促进全面发展，具有明显的美育性，大众文化的利益最大化，是支配其市场运 作机制的价值尺度，故具有商业性;从文化需求看，群众文化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主体丰富的 各个层次的精神生活需求，具有本质性特征，大众文化对感官刺激的诉求是寻求主体“量” 的覆盖的必要手段，显示出非本质性;从活动方式看，群众文化强调主动参与而具主体性， 大众文化中消费一方只是单纯的受众，失去了人对文化的“创造与享受”的统一，显示出单 方向的受众性;从文化方向看，群众文化的传播以人的需要为前提，并不断调整对主文化的 偏离，带有方向主导性的自觉，大众文化对流行、时尚的追赶存在盲目倾向，具有自在性; 从文化传播看，群众文化具有人际交流和文化关怀的情感化的特点，大众文化则通过机器作 为载体，是典型的人机交流;从文化目的看，群众文化以“社会效益”为最高准则，与主文 化具有一致性，大众文化因为利益的追求，有什么样的市场就有什么样的文化目的，故表现 出随意性。 教育，在我国主要有两种，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从对人的发展和接受教育的内涵看， 我国学校教育主要承担的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播。公共道德和价值观念教育的缺失、“以人 为本”的教育体制尚未建立等现状，使学校教育的知识教育显得相对孤立和单薄。这造成了 教育资源的浪费和教育成本的过大，人才知识结构与社会脱节，人才的价值和道德观念与社 会发展失调等后果，这是我国学校教育现行体制的致命缺陷。 社会教育面对这样的情况，其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但社会教育作为伴随人终生成长的教育， 又不得不承担起道德和价值观念教育的重任。群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充分展现出 自身价值的:实施社会审美教育。群众文化的社会审美教育，除了要传播主流文化所主张的 价值观念、道德标准之外，还要传播其自身的审美趣味和文化品位，这种传播过程实际就是 对社会实施教化的过程。从这个层面上讲，群众文化无疑是对当前国民教育的有益延伸。 从认识论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从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哲学的角度来评价学校教 育。首先，教育经济学观点认为，教育作为一项特殊投资，必然有一个效益最大化和投资回 报的问题。但事实是，学校教育授予人们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在社会上根本不敷其用。 这对于教育受众的心理打击及其对现行教育进行抵制或否定情绪的自觉，提供了滋生的空 间。另一方面，教育受众的人格发育则因为学校教育人文传统滋养的严重不足而处于畸形状 态，其精神视野和人格高度对于社会需求而言，已经脱节过甚。此外教育受众吸纳知识和创 新的能力以及动态求知心态的培养，更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其次，从教育社会学来看，教育成为社会有机体进行自我复制和自我更新的手段。于是 其评价机制是:教育是否与社会环环相扣，是否成为社会的某种雏形，以利于社会人的成长。 “应试教育”一直是阻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是由于它对缺乏天下意识的“专才教育” 的过分偏重，而这又是直接受到社会劳动的分工日益细化的支配。应试教育造成的知识传授 的相对狭窄、学习方法的失败、人性的相对压抑、个性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失范等弊端，已经 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尽管“素质教育”的提法已广为社会所接受，但现行学校教育仍 旧无法彻底摆脱既有模式的束缚。因此，学校教育造就的仍然是关怀领域相对狭隘、学有专 攻的“专”，而非真正具有社会关怀的“知识分子”。 最后来看看教育哲学观点的评价。教育哲学观点认为教育的本质既不是经济学主张的效 益最大化，也不是社会学的社会功能化，它的起点和归宿应该是人的天性的发展，内在素养 的提高。这种“实现人的最大可能性”的把握是哲学对于教育的最大贡献。“所谓教育，不 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 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 因此教育的原则，是通过现存世界的全部文化导向人的灵魂的本源和根基，而不是导向由原 初派生出来的东西和平庸的知识。„„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 来并加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质言之，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 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 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我们的教育一直在文明史的进 程中改进，但我们的改进标准却并非完全贴近人性的要求。学校教育的经济学和社会学价值 取向，使其无法在积极观照社会的前提下，适当拉拢与社会的距离，无法最大限度和最大可 能地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理念和经验之间的持续张力，因而社会可能会因此失去支撑和动 力。这就涉及到社会文明持续生命力的问题。纵观世界文明史，衰败消亡的文明，毕竟比健 康存活下来的文明更多。这一点势必引起我们对教育的重视，对教育改革取向的思索。 群众文化就其本质、任务而言，主要是指社会美育文化。它已在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确立了应有的社会地位。作为社会美育文化物质载体的公益性政府机构，世界各国、各地区都相当重 视其基本体系的构建。这种机构在中国称为“文化馆”;在日本称为“文化会馆”或“公民 馆”;在新加坡称为“民众联络所”;在香港特区称为“文化中心”或“艺术中心”或“社 区文娱活动中心”;在台湾称为“文化中心”;在韩国称为“文化院”;在美国称为“社区 文化中心”;新西兰称之为“艺术馆”;罗马尼亚称为“业余文化辅导中心”等等。由此可 见，对社会美育文化的重视已无国界、地区之分，经济发达与落后之分，社会意识形态之分 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社会审美文化的重视度，形成了这样的宏大图景?社会审美文 化的现实意义到底何在? 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说过:“我们不是应该寻找一些有本领的艺术家，把自然的优美方 面描绘出来，使我们的青年们象住在风和日丽的地带一样，四周的一切都对健康有益，天天 耳濡目染于优美的作品，像从一种清幽境界呼吸一阵清风，来呼吸他们的好影响，使他们不 知不觉地从小就培养起对美的爱好，并且培养起融美于心灵的习惯吗?”。《礼记乐记》 中说:“乐者也，圣人之乐者也，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也深，其移风易俗， 故先王著其教焉”。近代教育家蔡元培认为:“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感情，使有高 尚纯洁之习惯，而使人我之见，利己损人之思想，以渐消沮者也。”这些关于社会美育的思 想理论，道出了社会美育的社会学意义，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对于社会美育的本质揭示， 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对人类的重大贡献。马克思认为: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使人片面化或从属性， 而社会文化实践对人的全面发展具有巨大意义。这是马克思美育观对人的主体价值在文化艺 术方面的实现的真理揭示。 群众文化作为社会教育中的美育文化，主要是通过观念、制度、物质等层面的保障，组 织辅导群众艺术活动，提高人们的审美趣味，规范人的价值观念，从而培养具有自身价值和 社会价值、具有能动创造性的，完整而和谐的人。 群众文化因具有一定审美教育文化的规定性而不可替代。一是审美的形象实践性。群众 文化的审美教育功能是通过对美的事物的鉴赏、实践来达到教育目的的。它是靠形象思维， 通过饱含情感的形象来显示真理、展示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二是审美实践的非专业性。 群众文化不同于专业艺术文化，专业艺术文化的教育以“作品”为中心，通过作品发现“人 的本质”，群众文化的审美教育则以“人”为中心，通过活动来实践对“人”的培养;三是 审美实践的全民性。群众文化审美教育的实施对象有别于其他行业性的文化机构，如工人文 化宫、青少年宫、老干部活动中心、厂矿俱乐部等实施针对性文化教育。群众文化之“群众” 是一个哲学概念，指一切人，其对象是全社会，是全体社会成员，因此，具有文化实践的全 民性。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个君子的培养通过学习诗歌等文学作品得到 知识的启发，通过礼仪的学习塑造人格品性和道德规范，但最终成为君子要凭借音乐的审美 教育功能。可见审美教育的重要性。当前，尽管我国的学校教育也十分重视审美教育，希望 籍此让学生获得心灵和品性的美与善。但就我国庞大的学生量和不太富裕的物质条件而言， 相对狭窄的教育空间和有限的教育资源，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龄人口对审美教育的接受。 群众文化尽管在当代文化建设中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十分强大的力量，但它 在社会终身教育中的审美教育领域所发挥出来的 “对人的塑造”功能，已经在 长期的文化实践中显现出来。大多数无法继续接受国民教育和已经结束国民教育 的人，能在群众文化的参与中继续获得审美教育。因此，尽管群众文化的学科体 系尚未建立，但因其上述特征、价值和现实作用而引起重视并迎来事业的勃兴， 只是迟早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