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先秦诸子系年》)矣。 --陈寅恪
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蒙文通
一生为故国招魂。--余英时
1990年8月30日晨,台北大风雨。9时许,钱穆于台北杭州南路新迁寓所去世。
9月2日,远在北京的冯友兰向台北钱穆家中发唁电一封。
3个月后,11月26日晚,冯友兰病逝在北京友谊医院。
钱、冯同生于1895年(钱,7月30日;冯,12月4日),均享年96岁。国学大师中得此遐龄的还有梁漱溟,比钱、冯二人长两岁,于1988年去世。
随着三位世纪学人的相继归于道山,生于19世纪的民国一代国学大师,已全部隐入历史。中国近代史上一代知识分子孜孜以求发扬光大的“国学”,由此衰颓不振。海内外知识界舆论一时哗然,称梁漱溟为“最后一个儒家”,称钱穆为“最后的国学大师”。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
如果把催动“维新变法”的康有为、梁启超称作“千年之大变局”中思想文化之变的揭幕人,那么,梁、钱、冯三位,则可以被视作这变局的落幕人。
梁、冯二人后半生虽历经坎坷,但毕竟晚年得享天伦,有家人侍养送终。相比之下,钱穆临终前的情形只可用“凄惨”二字形容。
钱穆生有三子二女,但皆在大陆。1990年9月2日,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次子钱行、三子钱逊,长女钱易、幼女钱辉遂申请赴台奔丧(长子钱拙于20世纪80年代患癌症去世),参加9月26日在台北举行的公祭。但由于两岸关系的原因,遭到拒绝。台湾当局甚至以“公开宣布脱离共产党”为条件要挟钱穆的胞侄钱伟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无奈之下,钱氏子侄只好赶赴香港,参加9月30日在香港新亚书院举行的公祭。
“父死而子不能送终”,对于以慎终追远为文化传统的中国人来说,不能不说是一场人间悲剧。
1949年春,解放军攻下徐州。钱穆应香港华侨大学之邀,赴广州任教。不久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同年秋,钱穆随华侨大学迁至香港。在香港创办新亚学院,为筹措经费,于1950年冬赴台北。从此,钱穆就开始了孤悬海外、与家人音讯阻隔的后半生。
这样一种晚景凄凉的滋味,恐怕只有类似经历者才能体会尤深。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内心独白:
余写成《八十忆双亲》一书,此乃常萦余一生之怀想中者,亦可谓余生命中最有意义价值之所在。余之八十年生命,深根固柢皆在此,非可为外人道。余每念毕生苦学,勤读勒写,始终一书生,若无变。然国事则始终在大变中,即余之家庭亦然。余侄最长者,已近望七之龄。余三子两女,最幼者已逾四十。然三十年来,如居异世,音讯难通。凡余《八十忆双亲》文中语,三十年前在大陆,亦无暇与彼辈言之。今所欲告者,亦惟彼辈而已。然彼辈何日能读此文,睹此文后,心中影响如何,今已无可悬揣。然余之一生,忆往则无人可语,思后则无事可准,仅常以此文中一切告美琦,而美琦对此文中一切人与地,无一面一履之缘。乱世人生,生命则限于个人,生活则限于夫妇,余非当前一实例乎。
胡美琦是钱穆的第三任妻子,江西南昌人,其父胡家凤曾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胡美琦先就读厦门大学,随家避难赴港,在新亚学院求学一年。后至台湾,任职台中师范图书馆。钱穆在台北惊声堂讲演时被屋顶落下的泥块击中头部,胡请假到医院陪护;钱转至台中休养后,胡下班之后就去照顾钱的饮食起居,遂产生“师生恋”,于1956年缔结连理。胡美琦小钱穆30多岁,对钱穆在大陆人生历程自然如同隔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