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闻一多回国，在北京艺术专科学校任教务长，并在北京大学教授外国文学。1927年应邓演达之邀，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负责艺术股工作。不久离开部队，到南京第四中山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28年3月参加《新月》杂志的编辑工作，同年秋到武汉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1930年任青岛大学文学院院长。1932年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他随校迁往昆明，任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合并后的西南联合大学教授。面对严酷的现实，他毅然抛弃文化救亡的幻想，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和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中。1943年，他开始得到中共昆明地下党和民主同盟的帮助，党通过不同渠道，给他送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他开始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从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他说:“五四给我的印象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1944年，他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后出任民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支部宣传委员兼《民主周刊》社社长，成为积极的民主斗士。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坚持独裁、内战政策。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一二一惨案，闻一多亲自为死难烈士书写挽词:“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出殡时，他拄着手杖走在游行队伍前列，并撰写了《一二一运动始末记》，揭露惨案真相，号召“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继续战斗。1946年6月29日，民盟云南支部举行社会各界招待会，他在会上宣布民盟决心响应中共的号召，坚持“民主团结、和平建国”的立场，号召“各界朋友们亲密地携起手来，共同为反内战、争民主，坚持到底!”

    7月11日，民盟负责人、著名社会教育家、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闻一多当即通电全国，控诉反动派的罪行。他为《学生报》的《李公朴先生死难专号》题词:“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来!”

    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他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是，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当天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为建立新中国洒尽了最后一滴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