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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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 (公元前207年-公元25年) 西汉是汉朝的第一个时期，从公元前207年到公元25年 。在汉朝中西汉是强盛时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帝的一代雄主，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发展到了一个高峰期。

西汉虽然取代了秦朝，但各项制度基本上都秦朝继承过来，只是大的政策有了改变，从秦朝行苛政而速亡的事实中吸取教训，改为休养生息，文帝和景帝时期的赋税也降到了十五税一和三十税一，这个汉武帝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这时期的法制也向文明化过度，酷刑开始废除。

汉武帝则进一步加强了皇权，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但他的方法和暴秦不同，是把学习和选官结合起来，使用，引导人们读儒家著作，逐步统一了思想，达到忠君以巩固皇权的目的。

西汉时期的对外贸易也很发达，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代表，社会经济在这期间也空前繁荣，耕地扩大，冶金和纺织技术相当先进，现在巩县铁生沟遗址发现的低温炒钢炉在世界冶金技术史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

西汉末期由于土地兼并剧烈，奢侈腐败盛行，导致社会矛盾日趋激化，被王莽所建的“新”朝所取代，但王莽也在绿林赤眉起义的浪潮中被杀。公元25年，刘秀重建汉朝，史称为东汉。

项羽败亡以后，扫除了刘邦当皇帝的最大的、公开的障碍。建立统一的封建中央政权条件完全具备。剩下的问题只是如何把皇冠戴到刘邦的头上了。

公元前202年二月，由楚王韩信、韩王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赵王张敖、燕王臧荼等诸侯王联合上书，请求刘邦称帝。这幕“上皇帝尊号”的喜剧导演的虽然就是刘邦本人，但表面上他还要装模作样地“推让”一番。经过如此这般地表演，刘邦才答应:“诸侯王幸以为便于天下之民，则可矣。”于是，二月初三在“汜水之阳”的定陶，举行了简单的登基仪式。从此，刘邦由“汉王”变成汉王朝的“皇帝”，登上了他日夜梦想的帝位。公元前202年在“汜水之阳”刘邦君臣所表演这一套“劝进”程序，很具有典型性。在以后的封建社会历年中，凡是推翻旧王朝的第一代皇帝，多数都采用这种被“劝进”的方式，显得出于“无奈”，口称为“民”，半推半就地坐上皇帝宝座。尽管当皇帝是他们梦寐以求的事，但临上台前，总要“推让”一番。这也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独特现象。

刘邦在“汜水之阳”出“汉王”改称“皇帝”，也就在制度上确立了定于一尊的地位，成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完成了由秦到汉的改朝换代的历史性过渡。

汜水之阳的定陶，只是刘邦即帝位的临时地点，汉的国都原在栎阳。楚汉战争结束后，关东广大地区都统一在汉王朝之下，若仍在栎阳建都就不妥。于是高帝五年(前202年)五月，刘邦定都洛阳。其意义不难看出及袭东周旧制，居“天下”之“中心”。

但定都后不久，有前往陇西戍边的齐人娄敬，路过洛阳时求见刘邦。他向刘邦指出:应迁都关中。娄敬详细地分析了将国都迁往关中的好处。由于追随刘邦开国的元勋多是关东人，不愿到离家张较远的关中去，所以坚持要定都洛阳。在这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张良支持娄敬的看法，他指出:洛阳附近“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而关中不仅地势险要，物产丰富，“左?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而且宜于对广大的关东地区进行控制:“阴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午里，天府之国也”。张良的分析，使刘邦下定决心，立即拜娄敬为奉春君，赐姓刘氏，当天即下令迁都关中。

刘邦车驾由洛阳入居关中。开始仍在栋阳旧都“治栋阳宫”，同时命少府阳城延在原奉都咸阳以东的长安乡建筑新宫，至高帝七年(即200年)二月，始具规模，首都从栋阳迁往长安。从此以后，长安成为全国政治中心。

以后的事实证明，西汉迁都关中的措施是有利于地主阶级统治的。因此，长安不仅始终是西汉王朝的首都，而且在两千年封建社会里，有不少王朝建都于此，成为中国城市中作为国都年代最久的一个。这本身就说明了西汉定都关中是正确的。

在推翻秦王朝之初，汉王刘邦就曾宣布废除秦代苛法繁仪。所以，在刘邦刚称帝时，朝廷之礼仪法规甚不具备，群臣竟可在皇帝面前饮酒争功，以至醉后狂呼乱叫，拔剑击柱，喧嚣闹嚷，不成体统。对此，刘邦当然颇为不满。

博士叔孙通就趁机劝说皇帝应召儒生制定朝仪，并自荐承担这一任务。得到刘邦首肯后，叔孙通即征鲁诸生30余人，采古礼与秦代礼仪制定出一套朝仪。由于叔孙通曾为秦博士，他所制定的这些朝仪，也从此开始实行。是日，天尚未明，宫中侍卫、仪仗已罗立廷中。皇帝传警，群臣按事先排演好的次序，依官阶高低进入奉贺。礼仪庄严、场面肃穆，显示出皇帝的威严，臣下莫不震恐肃敬。行礼毕，举行朝宴，皆以职位高低向皇帝依次敬酒，一改以前那种喧哗、混乱的状态，益发使人威慑于皇权之“神圣”。刘邦高兴地叹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将叔孙通封为太常。从此，西汉一代的朝仪就这样确定下来。

成皋之战后，楚汉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项羽日益孤立，粮秣得不到补充，韩信又继续进兵西楚，汉四年八月，项羽向刘邦提出议和，楚汉约定以沤沟为界中分天下，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项羽率兵东归，而刘邦则彩纳张良、陈平的计策，乘机追击楚军于固陵;并且调令韩信、彭越等人率兵围歼项羽，命刘贾渡淮包围寿春，诱使楚大司马周殷畔楚。次年十二月，项羽被围困于垓下，汉军四面唱起楚歌，楚军士无斗志;项羽率少数骑兵突围至乌江，自刎而死。楚汉战争最后以刘邦夺取天下，建立汉王朝而告终。楚汉战争前后进行了四年，虽然对经济生产和广大人民的生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它换来了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

稳定封建秩序

稳定封建秩序西汉建国初，由于秦王朝的残暴统治，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社会经济凋敝，人民大量逃亡。汉初的人口，较之秦代大大减少，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发展封建经济，这是关系到西汉地主政权能否维持并巩固下去的首要问题。对于西汉统治者来说，农民起义推翻秦朝的事实时刻萦绕在他们的脑际。这种情况使他们不能不采取一些比较现实的措施。

从公元前202年(汉高祖五年)开始，汉高祖颁发了一系列诏令，主要内容有: 其一，组织军队复员。军队官兵复员为民，根据功绩大小，按照军功爵位的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这些复员的官兵。愿留在关中者，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六年。这样，就使爵高位显的军官变成大地主，一般士兵也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从事生产劳动。 其二，赐军吏卒以爵位。凡军吏卒爵在大夫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第五级爵)，位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下者，免除全家赋役;七大夫以上者，分给食邑。这一条诏令的作用，就是从政治、经济上扶持一批因军功而获得土地的地主。 其三，招抚流亡。令战争期间流亡山泽不着户籍的人口，各归原籍，“复故爵田宅”。这使许多因秦末农民战争而丧失土地与爵位的地主和自耕农，重新获得土地和爵位，这对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生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四，释放奴婢。诏令规定:因饥饿而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

以上是地主阶级适应农民战争后阶级关系发生变化而采取的措施，它一方面扶植了一大批军功地主，扩大了汉王朝的统冶基础，使封建统治秩序重新稳定下来，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了土地上，占有少量土地，有了生产条件。这样，客观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社会秩序，有利于生产的恢复。  

政治、军事制度及法律

西汉初年，基本上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在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分别掌管政务、军事和监察，称为“三公”。“三公”之下，设有掌管国家军政和宫廷事务的“九卿”。地方行政机构，除沿袭秦朝的郡县制外，汉初还分封诸侯王，形成郡国交错的局面。郡县官制承袭秦代，封国官职仿照中央。县以下的基层组织仍为乡、里。这样就恢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套统治机构。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西汉建立了比秦朝更为完备的武装力量。在中央设立南、北军，分别由卫尉、中尉统领，作为守卫皇宫和京师的常备军。在地方，有经过训练的预备军，根据地区的具体条件，分别设材官(步兵)和骑士(骑兵)，这些预备队皆由郡守和郡尉掌管。常备军和预备军的兵员，都由郡国征调来的“正卒”充任。

汉初除了建立军队外，又制定了法律。刘邦入关之初，约法三章，只是临时措施。西汉政权建立后，刘邦令萧何根据《秦律》制定《汉律》。除去秦律夷三族及连坐法，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增加三章，合为九章，故称《九章律》。 除了法律之一，皇帝的命令也起法律的作用，必须无条件执行。这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特征。

西汉鸡心佩	西汉青铜器	西汉 错金银铜镇

汉高祖总结秦亡的教训，实行黄老无为政治，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到了文帝、景帝时期，倡导以农为本，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文帝时，提倡以农为本，多次发布诏令劝农，以发展封建的农业经济。公元前167年七月，文帝下诏“除田之租税”;公元前156年六月，景帝“令田半租”，即三十税一，并成为汉朝的定制。文景时又减少地方的徭役、卫卒，停止郡国岁贡，开放山泽禁苑给贫民耕种;并颁布了赈贷鳏寡孤独的法令。这些措施的施行，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景之世，“流民既归，户口亦息”，粮价也大大降低，“谷至石数十钱”。

文景时期，在恢复经济的同时，“惩恶亡秦之政，伦议务在宽厚”。施行“约法省禁”的政策，废除了一些严刑苛法，如妻孥连坐法、断残肢体的肉刑等，并减轻笞刑，以缓和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所以这个时期，许多官吏断狱从轻，不求细苛，以至有“刑轻于它时而犯法者寡”、“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之说。这和秦时“断狱岁以千万数”的惨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文景时期的“与民休息”政策，对恢复和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从而使封建统治进一步巩固起来。   

压制割据势力

早在楚汉战争中，刘邦为了打败项羽，曾分封了韩信、英布、彭越等一些重要将领为王。汉初，被封的异姓王有七个。此外，还封了功臣萧何等一百四十多人为列侯。这些异姓王的存在，对中央集权是一个严重威胁。 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借谋反的罪名，将韩信、彭越、英布、臧荼等杀掉，张敖(张耳子)被废为列侯，韩王信逃入匈奴，仅留下一个势力最小的吴芮。随着异姓的翦除，汉高祖“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了九个刘姓子弟为王，以代替异姓王，并杀白马为盟，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其实封国的存在，对中央集权必然是个离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诸王的势力日益膨胀，诸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钱币等政治、经济大权。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公元前177年，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击匈奴之机，发动武装叛乱。三年之后，淮南王刘长又步刘兴居后尘。这两处叛乱虽然被消灭，但拥有五十三城的吴王刘濞又露出不臣的形迹。面对地方割据势力日益强大的问题，许多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当时，梁王太傅贾谊给文帝上了有名的《治安策》，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主张。文帝按照这个建议把一些王国分小，又把自己的儿子封在梁国，作为屏障。景帝时，吴王刘濞叛乱的形迹更加明显。于是，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的封地。景帝采纳了晁错“削藩”的建议，开始削夺王国的一部分土地，划归中央直接管辖，吴楚等七国遂于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举兵叛乱。 吴王濞是这次叛乱的主谋和首领。他倚仗吴国冶铜、铸钱、煮盐等优越的条件，早已蓄谋夺取皇位。他联合了胶西王、楚王、赵王、济南王、?川王及胶东王，借口“请诛晁错，以清君侧”，共同起兵。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等率大军前去迎击，同时又杀晁错。但刘濞继续进攻，于是景帝决心讨平叛乱。 周亚夫率领大军迎击吴楚七国叛军。下邑(安徽砀山东)一战，“吴大败，士卒多饥死叛散”。周亚夫率精兵追击，吴王刘濞仅率千人南逃，后被东瓯所杀。其余诸国也被打败。七国之乱经过三个月就平定了。七国之乱的平定，使诸侯王势力受到致命的打击。

公元前145年(中元五年)，景帝“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他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不能掌握政治军队。从此以后，王国实际上变成了和中央直接统辖的郡一样的地方组织。 

西汉五铢	西汉陶罐

颁布“推恩令”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以后，进一步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继续打击地方势力。汉武帝于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采纳中大夫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

规定诸侯王除由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到封地，作为侯国。从此，“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不过数十里”。封国越分越小，势力大为削弱。后来，汉武帝又作左官之律，设附益之法。“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低于中央任命的官吏，并不得进入中央任职。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附益法”严禁封国的官吏与诸侯王串通一气，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诸侯王的目的。

公元前112年(元鼎五年)，汉武帝以诸侯王所献助祭的“酎金”成色不好或斤两不足为借口，夺爵、削地者达106人，占当时列侯的半数。至此，王、侯二等封爵制度虽然还存在，但所封王、侯只能“衣食租税”，不得过问封国的政事，封土而不治民。通过这些措施，基本上结束了汉初以来诸侯王割据的局面。此后，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控制加强了。  

君主集权的加强

汉武帝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提高皇权，采取了限制丞相权力的措施。他亲自过问一切政务，令九卿不通过丞相直接向他奏事。与此同时，还提拔了一批中下层官员，作为自己的高级侍从和助手，替他出谋划策。这样，在朝官中有了“中朝”和外朝之分。由尚书、中书、侍中等组成的“中朝”成为实际的决策机关，而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逐渐成为执行一般政务的机关了。中外朝的形成，显示了皇权的高度集中。

汉武帝还颁行了一套新的选用官吏制度，以扩大统治基础。汉初，官吏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按军功爵位的高低，选任各级官吏，二是选自郎官，即郎中令属下的中郎、侍郎、郎中、议郎等。郎官的职责是守卫宫殿和做皇帝随从，经过一段时间，中央或地方官有缺额，即可由郎官中选用。军功地主到武帝时已经没落。郎官多出自“任子”或“赀选”，难于选拔真正的人才。因此，汉武帝即位后，除沿用上述制度外，又建立了新选拔制度:其一，察举制。汉文帝时已有“贤良”、“孝廉”之选，但未形成正式制度。汉武帝时，开始明文规定下来，凡丞相、列侯、刺史、守、相等推举，经过考核，任以官职。不久又规定依人口的数量，按比例选举，取消了资产的限制。这样使察举制逐渐完善起来。

其二，“征召”制。征召那些有一定能力而又不肯出仕的人，由汉武帝召见，确有才能，授予官职。与此同时相配合的还有“公车上书”之制，天下吏民上书言事，如有可取者，即以其所长，授以官职。

其三，博士弟子考试成绩优异者，也可入仕。公元前124年(元朔五年)，汉武帝采纳公孙弘的建议，置五经博士弟子，每年考试，凡能通一经以上者，可补文学掌故的官缺，成绩得甲等者并为郎官。汉武帝通过这些措施，选拔了一批有才能的人，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封建统治机构。

平帝(刘?)出生:元前9年--去世:公元5年(在位5年)	文帝(刘恒)出生:元前202年--去世:元前157年(在位23年)	哀帝(刘欣)出生:元前26年--去世:元前1年(在位6年)
成帝(刘骜)出生:元前52年--去世:元前7年(在位26年)	元帝(刘?)出生:元前75年--去世:元前33年(在位16年)	景帝(刘启)出生:元前188年--去世:元前141年(在位16年)

收归铸币权

汉初，听任郡国自由铸钱。这一方面造成币制混乱，阻碍了商品的正常交换，另一方面，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富比天子，威胁中央。吴楚七国之乱时，铸币便为其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下令宣布禁止郡国铸钱，把全国各地私铸的钱币运到京师销毁，把钱币大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专门的铸币机构，即由水衡都尉的属官钟官、辨铜、技巧三官负责铸造五铢钱。这次新铸的五铢钱(也称上林钱或三官钱)，重如其文，钱的质量很高，便于流通，成为当时唯一合法的货币。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

汉初，盐铁为私人经营，国家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文帝时，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政策。汉武帝采纳大商人孔仅和东郭咸阳的建议，决定把私人垄断的冶铁、煮盐、酿酒等重要工商部门收归国家垄断经营，在全国产盐铁的地方设立盐铁专卖署，并任命当地的大盐铁商为盐、铁官，管理煮盐、制造铁器和买卖盐铁等事务。不产铁的地方设小铁官，以熔化废铁作农具或用具。盐铁官营后，严禁私人铸铁和煮盐。自从盐铁官营后，汉政府大大增加了收入。但是管理盐铁的官吏多为盐铁商人，经营不善，往往产品质量低，价格昂贵，贫民购买不起。

汉武帝死后第六年，即公元前81年，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曾议罢盐铁官营事。会议的结果，取消了酒的专卖和关内铁官，对官营政策作了很大的调整。

汉武帝在实行盐铁官营的同时，推行了均输平准政策。公元前110年(元封元年)，汉武帝采纳大农令桑弘羊的建议，在全国实行均输平准政策。所谓均输，就是调剂运输;平准即平衡物价。原先汉政府各部门常常抢购物资，引起物价上涨，地方上交中央的贡赋，往来烦难，“或不偿其费”。而且富商大贾囤积居奇，操纵物价。于是由大农令统一在郡国设均输官，负责管理、调度、征发从郡国征收来的租赋财物，并负责向京师各地输送。又由大农令置平准官于京师，总管全国均输官运到京师的物资财货，除去皇帝贵戚所用外，做为官家资本经营官营商业。“贵则卖之，贱则买之”，调剂物价，并获取收益。

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政策后，“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算缗和告缗

为了打击富商大贾、高利贷者的经济力量，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汉武帝于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颁布了算缗和告缗的命令。

算缗就是向大商人、高利贷者征收财产税。规定商人财产每二千钱，抽税一算(一算为一百二十钱)，经营手工业者的财产，凡四千钱，抽一算;不是三老和北边骑士而有轺车者，每辆抽税一算，商人的车，则征收二算;船五丈以上者，每只船抽税一算。隐瞒不报或自报不实者，鼓励知情者揭发，叫做“告缗”。凡揭发属实，即没收被告者全部财产，并罚戍边一年，告发者奖给被没收财产的一半。此令一行，各地争相告缗。在杨可主管告缗事务时，告缗之风，遍及全国。

上述各项措施的实行，限制和打击了富商大贾、豪强、贵族的经济势力，增加了西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暂时解决了由于战争和奢侈浪费所造成的困难，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经济力量。但却对商品经济产生了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初经过七十年左右的休养生息，地主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已不能适应地主阶级的要求。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实现大一统的儒家思想便起而代之。于是，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即用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学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汉武帝所以要用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作为统治工具，首先是董仲舒非常强调“大一统”，这种思想适合政治上大一统的需要，可以作为加强中央统一集权制的理论根据。其次，是由于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吸取了道、法、阴阳五行等学说，他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就是利用道家的天道观，为封建政权服务，把道家的道统，变成封建的法统。董仲舒还特别强调法治，把儒法两家糅合为一体，既主张“以教化为大务”，又主张“正法度之宜”，这种统治思想一直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奉行。 自从汉武帝确定“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正统思想。  

强化了军队和法律

汉武帝在广开仕途的同时，又采取措施，强化了军队和法律。在中央的常备军中，增设八校尉，隶属北军;增设期门军、羽林军，隶属南军。此外，又增设楼船(水军)等军种。军队的加强，使中央集权有了更坚强的支柱。同时也加强了对外和对内镇压的力量。汉武帝时，法律更为严密烦苛，表明封建专制主义对人民统治的残酷性。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四处燃烧。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不得不下轮台罪己之诏，表示要发展生产，与民休息。 汉武帝死后，昭帝、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这一时期，统治集团主要采取了轻徭薄赋、重视吏治、平理刑狱等政策和措施。使一度动荡的西汉王朝又稳定下来。史称“昭宣中兴”。   

牛耕普遍，铁农具推广

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牛耕更加普遍，铁农具更进一步推广，水利工程的大量兴建，耕作技术有了显著的改进。

在西汉前期，牛耕已在黄河流域逐渐盛行起来，也存在用马耕地的现象。与此同时，铁制农具的制作与使用比较广泛，特别是在汉武帝时期，冶铁业归国家垄断，铁器的推广更为迅速。

不但中原地区普遍使用铁器，而且推广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铁制农具的种类也增多了。仅铁犁中，就有铁口犁铧、尖锋双翼犁铧、舌状梯形犁铧，还有大型的犁铧。特别是在山东安丘、河南中牟和陕西西安、咸阳等地都发现有铁犁壁。犁壁的发明是耕犁改革中的一个重大发展。没有犁壁就起不到碎土、松土、起垅作亩的作用。

治理黄河

西汉的水利事业比战国时期有了新的发展。突出的成就是治理黄河和关中等地兴修了一些较大的水利工程。治理黄河是西汉规模较大的水利工程。

汉初，黄河屡次决堤，造成了严重的水灾。公元前132年(元光三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成灾，遍及16郡。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征调几万民工前去修治。经过这次治理，黄河在八十年间没有发生大灾。

“井渠法”

汉武帝时在关中开凿了几条较大的灌溉渠。公元前129年，为了转输由关东西运的漕粮，在著名水工徐伯的领导下，征发几万民工开凿了与渭河平行的漕渠。漕渠在渭河南岸，东注入黄河，长达一百多公里。渠成后，不仅使这一段的漕运时间缩短一半，而且使沿渠两岸万余顷地受益。

与此同时，又征发民工修龙首渠。这条渠是从今陕西澄城县状头村引洛水灌溉今陕西蒲城、大荔一带田地。渠道要经过商颜山。这里土质疏松，渠岸易于崩毁，不能采用一般的施工方法。劳动人民发挥聪明智慧，发明了“井渠法”，使龙首渠从地下穿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

公元前111年(元鼎六年)，又在郑国渠上游修了六条辅助的小渠，称六辅渠。公元前95年(太始二年)，从仲山口(陕西泾阳西北)引泾河至栎阳(陕西临潼栎阳镇)，这就是白渠。全渠长近二百里，灌溉农田4500余顷，水中泥土又可肥田。此外，又在今山东泰山下引汶水灌溉农田，在甘肃境内引黄河水灌田，在今安徽境内引淮水灌溉，等等。

“代田法”与“区种法”

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耕作技术也有提高。汉武帝末年，搜粟都尉赵过总结了西北地区抗旱斗争的经验，推广了“代田法”。

赵过还发明了耧车。耧车是一种播种机，能同时播种三行，大大提高了播种效率。在辽阳三道壕西汉晚期村落遗址中发现过一件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村王莽时墓葬壁画上的三足耧画像，可见当时已广泛采用耧车播种技术。汉武帝曾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种先进技术、新式农具。

到成帝时，?胜之又总结了一种新耕作方法── “区种法”。这是一种园艺式耕作技术，把土地划成许多小区，集中使用水肥，精耕细作，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 由于农业生产的发展，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到西汉末年，垦田面积已达8270500余顷，人口达5900余万，比战国时期增加两倍以上。

冶铁业

汉代的冶铁业作坊多，规模大。20世纪50年代后，在河南、山东、北京、江苏等地发现了许多汉代冶铁遗址，其中以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和南阳北关瓦房庄等地遗址规模最大。从这些遗址可以看出西汉冶炼工序集中，设备齐全。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出土了一件铁工具，经化验有十分良好的球状石墨，有明显的石墨核心和放射性结构，与现行球墨铸铁国家标准一类A级石墨相当。同时发现炒钢炉一座。炒钢这一崭新的高效率的先进技术的出现，说明西汉的冶铁技术已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在钢铁冶炼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战国时期冶铁业一般只能冶铸农具和少数手工工具，锻制兵器还比较少。到了西汉，不仅能生产铁制长剑、长矛、环首大刀，而且生活器皿和杂用工具也广泛使用铁制，如灯、釜、炉、剪等都已在西汉中期的遗址中发现。这说明汉代铁器的使用已相当广泛。

西汉 壁画《赵氏孤儿图》	西汉 长乐未央博局纹镜	西汉彩绘步兵

丝织业

西汉时期丝织业也是比较发达的，纺织技术也有很大的提高。当时，长安和临淄(山东淄博市)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长安设有东西织室，临淄和陈留襄邑(河南睢县)等地设立了大规模的官营作坊，作坊的织工常达数千人之多。在丝织业发达的城市里，也有富商大贾经营的作坊。农民家庭则主要是纺织自己穿用和缴纳赋税的麻布、葛布和绢帛，有时也出售一小部分纺织品。

丝织品的种类很多，官营作坊以生产比较贵重的锦、绣、纱?为主。1972年，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有保存完好的绢、纱、绮、锦、起毛棉、刺绣、麻布等丝麻织品，这些绚丽多彩的高级丝织物，用织、绣、绘、印等技术制成各种动物、云纹、卷草及菱形等花纹，反映西汉的纺织技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特别是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其重量仅49克，充分显示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创造才能。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帛画和汉画像石中已有单锭纺车的图像。特别是1956年在江苏铜山洪楼出土的画像石上面刻有几个人物在织布、纺纱和调丝操作的图像，展示了一幅纺织生产的生动情景。

西汉时不仅有纺纱的工具，而且出现了织布机。秦汉之际，斜织机在南北方地区已经比较普遍，在农村广泛地采用了脚踏提综的织机。同时还有织造提花织物的机械──提花机，提花技术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汉锦是汉代织物水平的代表，是多彩织物。经对丝织品的化学分析，知道是用茜草素和蓝靛作染料，可染成绿、红等色。这比战国时的染色工艺提高了一步。

工艺水平

西汉手工业的发展，还表现在高超的手工工艺水平上。

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掘出大量的精美的器物。例如出土的“长信宫灯”，制成一个宫女双手执灯的形象，十分生动，设计更为精巧，可以拆卸，灯盘可以转动，灯罩可以开合，随意调整灯光的亮度和照射的角度;宫女头部可以拆卸，体内空虚，右臂与烟道相通;通过烟道而来的蜡炬的烟被容纳于体内，以保持室内的清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墓中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由2000多块玉片和黄金制成的丝缕编缀而成，其制作工艺精美绝伦。

在西汉，官营手工作坊中，主要生产者是工奴和刑徒，私营作坊中的劳动者，主要是奴隶，只有家庭手工业的生产者是“编户齐民”。汉代灿烂的手工业成果，就是由这些刑徒、奴隶和家庭手工业劳动者创造的。

漆器业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的发展。在蜀郡(成都)和广汉等地设置工官监造漆器。当时上层之家都使用漆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漆器。漆器的种类很多，有耳杯、盘、壶、盒、盆、勺、枕、奁、屏风等。出土的西汉漆器，特别是马王堆的器物，大多色彩鲜艳，光泽照人，精致美观，特别是漆器上的彩绘，技巧更高，画法潇洒生动，奔放有力，线条干净流利。

“交通王侯”

 汉初，虽然曾禁止商人衣丝乘车、作官为吏，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山泽禁令的放弛，给商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当时的富商大贾“周流天下”，非常活跃，甚至富比天子，“交通王侯”，形成有影响的势力。

西汉时商业经营的范围很广，据《史记》所载，当时市场中陈列着粮食、盐、油、酱、果类、菜类、牛、马、羊、布、帛、皮革、水产等几十种商品。

京师长安

当时最大的都市是京师长安。据考古发掘，长安城周围长22600多米，相当汉代六十多里长。规模之大，超过古代罗马城三倍以上。城垣每面有三个城门，可容四辆大车并行。城内街道纵横交错，有八街(纵街)九陌(横街)之称。街道三道并列，与城门的三个门道相连接，其中中央大道特别宽大，是皇帝专用的“驰道”。全城中部和南部几乎全是宫殿区，占全城三分之二。城西北角的东、西九市，是商业活动区。长安商业很繁华，在九个市场之内，聚集着各种大小商店，出卖各地的货物。同类商店又集中在一处，成为许多市，如酒市、牛市、马市、羊市等。这些已被考古发掘所证实。

东、西九市不仅是商业区，而且也是手工业区，如市内便有官府手工业作坊。城内北边一部分是居民区，占全城的十分之一左右。据记载，西汉末长安人口有24万之多。

除长安之外，洛阳、临淄、邯郸、宛(南阳)、成都等都是当时著名的大都市。洛阳水陆交通方便。临淄丝织业发达，人口密集，是齐鲁的中心。邯郸是黄河以北的商业中心。宛是南北交通要道，冶铁业很发达。成都的手工业，特别是蜀锦，驰名全国。西汉的城市，不仅在中原地区星罗棋布，就是在南方地区也有很大的发展。如江陵(湖北江陵)、吴(江苏苏州)、番禺(广州)等，或为一方都会，或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中小城市的兴起，西汉的交通运输业也发达起来。在长沙、广州等地的汉墓中曾多次发现木制、陶制船舶或木车明器。1974年在广州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中发现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还有木料工场，船台和滑道相结合，外形和铁路略相似，由枕木、滑板和木墩组成。这些遗址，反映了当时水上交通的繁荣和海外贸易的活跃。在广州、长沙等地，出土了玻璃、玉髓、琥珀、玛瑙、鸡血石和水晶等玉石佩饰。这些东西一部分是国内的特种工艺品，而另一部分则系从海外输入的。

“平城之围”

秦汉之际，匈奴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已经建立了强大的奴隶制政权。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西攻月氏，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广大地区，拥有骑兵三十余万，势力十分强大。

随着奴隶制的形成和发展，匈奴的国家机构也日益完善。最高首领叫单于，单于之下设左、右屠耆王(即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等，这些大贵族都统率军队，多的万余骑，少的数千骑。大贵族之下还设有各级军官;处理政治的有裨小王、相、封都尉、当户等等。这些职位都由贵族世袭。单于又将全国疆土分为三部分，左屠耆王统治东边，单于居中直接统治，右屠王统治西边。

匈奴贵族为了掠夺奴隶和财物，经常侵扰西汉的北边地区。公元前201年(汉六年)，冒顿单于发兵围攻马邑，韩王信投降，次年又攻晋阳(山西太原市)。汉高祖闻讯，亲率三十万大军迎战，被匈奴围困于平城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南)。后来用陈平计，向单于阏氏行贿，才得脱险。史称“平城之围”。

“和亲”

汉初，由于经济急待恢复，政权尚未巩固，汉高祖只好采取“和亲”的办法，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食、酒等。但是和亲政策，并不能阻挡匈奴的掠夺。

公元前166年(文帝十四年)，匈奴老上单于率骑兵十四万攻杀北地郡(郡治在固原附近)郡尉，前锋到了雍(陕西凤翔)和甘泉(陕西淳化)，火烧回中宫。八年后，匈奴又从云中(内蒙古托克托旗)、上郡(陕西榆林南鱼柯堡附近)两郡各侵入三万骑，长安城警报频传。

西汉《牛形灯》	西汉彩绘陶?	五凤熏炉

“实边”

文、景时期，虽然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但为抵御匈奴的侵扰，也作了些防备工作。如文帝改革了边防军轮换制度，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还大力提倡养马，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卫青、李息反击凶奴

汉武帝即位后，由于中央集权大大加强，国家的经济实力空前雄厚，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汉武帝时期，反击匈奴的战争主要在公元前133年(元光二年)至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间进行，先后打了十几仗，其中带决定性的大战役有三次。

第一次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27年(元朔二年)。这一年匈奴侵入上谷、渔阳(北京密云县)。汉武帝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发起突然袭击，匈奴白羊王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河南地区，解除了匈奴对长安的威胁。西汉在这里设置了朔方郡(内蒙古杭锦旗)和五原郡(内蒙古五原)。

霍去病西征

在公元前121年(元狩二年)。汉武帝派霍去病出陇西，越过焉支山(甘肃山丹县东南胭脂山)西进，入匈奴境千余里，和匈奴军短兵肉搏，大获全胜。同年夏天，霍去病第二次西征，越居延泽(内蒙古居延海)，攻到祁连山，大破匈奴军，河西的匈奴贵族损失惨重。同年，匈奴贵族内部分裂，浑邪王率四万人降汉。这次战役后，汉在这里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历史上称“河西四郡”。从此打开了汉通西域的道路。

漠北反击匈奴

公元前119年(元狩四年)。为了彻底击溃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深入漠北反击匈奴。这一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十万骑兵，分东西两路进军。针对匈奴贵族认为汉军不能远征的错误判断，西汉采取了奔袭追击的战术。卫青率领的西路军，从定襄，越沙漠，北进千余里，对匈奴单于大军进行包围。经过激战，匈奴单于率数百骑突围远逃，其主力全部被歼，汉军直追至赵信城(蒙古杭爱山下)。霍去病的东路军从代郡(河北蔚县一带)出兵，深入二千余里，跨过大沙漠，同匈奴左贤王接战，大败对手，凯旋而归。经过这次战役，匈奴力量大大削弱，无力大举南下。

“单于和亲”

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掠夺，保护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使北部边境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便利了汉与西域的交通。

随着匈奴贵族军事力量的削弱，匈奴族人民和其他被奴役的各族人民反抗匈奴贵族的斗争也日益强烈。在此情况下，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昭帝时，发生了五单于争立事件，接着分裂为南北两部。公元前51年(甘露三年)，南匈奴呼韩邪单于降汉，北匈奴的郅支单于被迫西迁，后被西汉所杀。呼韩邪单于在汉朝的帮助下，重新统一了匈奴。

公元前33年(竟宁元年)，汉元帝以宫人王嫱(昭君)嫁给了呼韩邪单于，结束了百余年来汉、匈之间的武装冲突。此后约有半个世纪，在北部边境出现了和平景象。近年来在包头等地的汉末墓葬中，出土有“单于和亲”等文字的瓦当，是汉、匈关系改善的有力证明。

匈奴贵族和西汉中央之间虽然经常发生军事冲突，但是汉匈两族人民之间却保持着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频繁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丰富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内地各族人民经济文化生活，同时也促进了匈奴族社会经济的发展。从匈奴族的遗址中发现的房屋、砖瓦以及各种丝织品，说明匈奴人在与汉族接触后，经济文化有了很大的进步。

张骞出使西域

西域同内地的联系开始于遥远的历史年代，到公元前2世纪左右，西域分为三十六国，互不统属。在天山以北的准噶尔草原有乌孙、且弥等国;在天山以南，昆仑山以北的塔里木盆地地区，又分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北道诸国有龟兹(新疆库车)、疏勒、焉耆(新疆焉耆)、车师(新疆吐鲁番)等较大的国家。南道诸国有莎车(新疆莎车)、于阗(新疆和田)、楼兰(新疆罗布泊西)等国。公元前2世纪初，匈奴冒顿单于征服了西域，设官征税，并以此为据点，向西汉进攻。

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西汉从匈奴降人的口中获悉:在今甘肃敦煌一带原来居住的大月氏部落，遭受匈奴的攻击，被迫西迁，对匈奴恨之入骨，时刻想报仇雪恨。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截断匈奴的右臂，乃募使往大月氏，以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汉中(陕西城固)人张骞应募远道出使。他在途中被匈奴抓去，拘禁十余年。后来，他乘机逃走，越过葱岭，经大宛、康居，到达大月氏。但大月氏已占有大夏故地，土地肥沃，户口殷盛，不愿东归。张骞没有达到目的，只好东返。他再一次冲破匈奴的拘禁，于公元前126年(元朔三年)返回长安。张骞的任务虽未完成，可是他沿途了解到西域各国地形、物产和风俗，为第二次出使西域打下了基础。张骞是西汉开辟西域道路的第一人。

公元前119年，汉进军漠北，匈奴向西北退却，依靠阿尔泰山以南各国的人力、物力，和汉朝对抗。因此，彻底割去匈奴右臂的问题，便被提到日程上来。这一年，汉武帝任命张骞为中郎将，率领三百多随员，携带大批金币丝帛以及牛羊向西域进发。张骞到达乌孙后，原定目的虽未达到，但他派副使分别访问了中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等国，扩大了政治影响，最后顺利返回长安。乌孙还派了数十名使者携带礼物到长安答谢。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此后中西交通畅通，贸易大盛。天山南北成为中西交通的桥梁，西域各地和中原的政治、经济联系日趋密切。

打开西南之路

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汉武帝命赵破奴率军进攻楼兰、车师，并在酒泉(甘肃酒泉)至玉门关一带设立亭障，作为供应粮草的驿站和防守的哨所。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汉武帝派李广利出征大宛，击败大宛后，西域的交通更加通顺。西汉又在楼兰、渠犁(新疆塔里木河北)、轮台(新疆库车县东)等地设校尉管理屯田，这是汉在西域最早设置的军事和行政机构，为后来设西域都护创造了条件。

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匈奴内乱，日逐王降汉，匈奴在西域的影响日益缩小。汉宣帝乃任命郑吉为西域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县境)。都护是西汉中央驻西域的最高长官，从此，西汉在西域的统治完全确立。汉对西域有权册封国王，颁赐官吏印信，调军征粮。这说明，远在二千年前，原来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新疆地区已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族人民与西域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联系日益密切，中原地区的先进技术不断地传入西域，如中原的井渠法和穿井技术对西域的影响很广泛。井渠法对土壤多沙的西域非常适应，后来流行于西北地区，称为坎儿井。此外丝织品、漆器等精美的手工业品大量向西域行销。西域人民也把自己的生产经验和创造，如繁殖和饲养牲畜的方法、种植瓜果蔬菜和豆类的技术传到了内地，丰富了汉族人民的经济文化生活。

收闽越

西汉时期，在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居住着许多语言、风俗不同的少数民族，当时统称之为"西南夷"。在今贵州境内以夜郎(贵州遵义、桐梓一带)为最大。在今云南东部也有几十个部落，以滇(昆明一带)为最大。自滇以北，到今四川凉山一带，以邛都(四川西昌附近)为大。他们过着以农业为主的定居生活。再往西去，有?、昆明(云南大理一带)等部落，他们以游牧为主。

汉武帝时，西南各族人民与内地的联系与日俱增。汉武帝曾派唐蒙为中郎将，进入夜郎，此后夜郎及其附近的许多城邑相约归附汉朝。汉朝在那里设置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汉武帝又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在那里设官管理。张骞从西域归来后，汉武帝想打开由西南通往身毒(印度)的道路，前后多次派使者向昆明以西探索，终因无法前进而停止。公元前111年(元鼎元年)，西汉破南越之后，在西南设越?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和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公元前109年(元封二年)，汉武帝发兵至滇，降滇王，以其地为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并赐"滇王之印"。这颗"滇王之印"，已在晋宁滇族贵族墓中发现。此后，西南大部分地区都归入西汉的直接管辖之下。

秦始皇开发岭南，设置郡县，越汉两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秦末时，闽越首领无诸及东瓯首领摇曾率本族参加了反秦战争。西汉建立后，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福建福州)。公元前192年(惠帝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浙江温州)，号东瓯王。在南越地区，原秦南海郡尉赵佗，乘秦亡之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西汉建立后，中央立赵佗为南越王。吕后时，汉政府与南越关系恶化，赵佗遂自称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汉文帝即位后，赵佗废帝号称王。公元前138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王便向汉中央请求内徙，遂被迁到江淮之间，和汉族人民杂居，接受西汉的直接统治。

公元前111年，东越王余善自立为武帝，汉武帝派遣横海将军韩说等分四道攻入闽越。征服了闽越地区的叛乱。汉武帝又把闽越人迁徙到江、淮一带。 公元前113年(元鼎四年)，汉武帝宣谕南越王赵兴和王太后入朝。南越王及太后也愿意"内属"，唯丞相吕嘉反对，并起兵杀赵兴、太后及汉使者，立建德为王。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派伏波将军路博德等率军分路进击。次年，破番禺(广州)，灭南越，将南越故地分为九郡:南海(治今广州)、郁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广东合浦县北)、珠崖(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治今海南儋县西北)以及交趾、九真、日南。 从此，东南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特别是汉族人民不断南迁和许多越族人民迁居内地，更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和汉、越族人民的进一步融合。

与夫余、肃慎

西汉时期，居住在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主要有夫余、肃慎、挹娄、高句丽、乌桓、鲜卑、沃沮等。

肃慎，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也称“息慎”、“稷慎”等。从殷周至汉武帝时期，与中原地区经常有文化、经济上的交流。挹娄，与肃慎属于同一民族，挹娄在肃慎北，大致在今牡丹江以东、松花江以南一带。

夫余是居住在松花江伊通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春秋战国时期就与中原地区有经济交流。西汉时出现了阶级分化，有了军队、牢狱、宫室等。

与乌桓和鲜卑

乌桓和鲜卑是东胡族的分支。西汉初，东胡被匈奴打败，其中一支退居乌丸山(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西北)以自保，遂称乌桓。乌桓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以畜牧业为主，随水草迁徙。汉武帝时，霍去病打败匈奴，乌桓人请求内属，于是迁入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等郡塞外，西汉设护乌桓校尉进行管理。 鲜卑也是东胡的一支。西汉初，被匈奴打败后，逃至鲜卑山(内蒙古洮儿河与西喇木伦河之间)，因此得名。鲜卑与乌桓为邻，其社会风俗、习惯、语言均与乌桓相似。

高勾丽是中国东北的古老民族，周秦之际，为东北的“高夷”。居于夫余南，今鸭绿江以西。汉武帝时以高勾丽为县。西汉后期，夫余人朱蒙(或云邹平)，建立高勾丽国。高勾丽人与夫余人习俗差不多，主要从事农业，善酿酒，能歌善舞，与汉族来往密切。 西汉时期，随着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进一步形成了。东起东海，西到巴尔喀什湖，北自贝加尔湖，南迄南海，在这样一个辽阔的疆域之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各兄弟民族之间友好相处，通过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各民族日趋融合，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正处于巩固发展的时代。

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中国新疆地区的各族很早就和中亚各国有着密切的交往。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国和中亚、西亚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张骞曾经到达大宛(锡尔河上游东面)、大月氏(阿姆河中部)、康居(锡尔河下游及其以北)等国。张骞的副使还到达过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等国。以后汉武帝的使者还到达奄蔡(黑海以北)、条支(叙利亚)等国。中亚、西亚等国也派遣使者到西汉访问和通商。 为了适应中西交通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需要，西汉政府在西边设立亭障，便利各国使节和商旅交通往来。从此，西汉和葱岭以西各国的使节和商旅往来络绎不绝。

自张骞通西域后，中西交通日见发达，除了外交活动外，商业贸易也日益频繁。那时，商人们除了将中国的丝织品运往西方外，中国的冶铁技术、铁器、井渠法等也传入大宛、安息等国。并且通过大宛等国，往西传至更远的罗马等地，这是古代中国人民对人类文明的一大贡献。与此同时，中亚、西亚等地的特产如毛布、毛毡、汗血马、石榴、葡萄、苜蓿、芝麻以及胡桃等植物也相继传入中国。此外，中亚的琵琶、胡笳、胡角、胡笛等乐器和乐曲、舞蹈也传入中国，给华夏的古典音乐注入了新的声律，古典歌舞场面为之一新。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丝绸之路”

西汉时，通过今新疆的中西陆路交通有南北两条大道:南路从长安出发，经敦煌、鄯善(新疆罗布淖尔以南石城镇)、于阗、莎车等地，越葱岭(帕米尔)到大月氏、安息等国。北路经敦煌、车师前王庭(今吐鲁番附近)、龟兹、疏勒等地，越葱岭到大宛、康居、奄蔡，由奄蔡南下，可达安息，由安息向西到达大秦(罗马帝国)。这两条大路成为当时中西交流的两大动脉。那时，中国的丝织品在国际上享有盛誉，通过这两条通道输出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所以也被称为"丝绸之路"。

与朝鲜

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中朝两国之间在经济文化上就有了频繁的交往。战国时，燕、齐两地人民为反抗统治者的压迫，曾成批地迁往朝鲜，带去了不少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西汉初，燕人卫满率千余人奔朝鲜，后来被立为朝鲜王，建都王险城(平壤)，统治朝鲜半岛西北部。西汉惠帝、吕后时，辽东太守“约满为外”。公元前100年(元封二年)秋，武帝派楼船将军扬仆等分两路进攻朝鲜。朝鲜首领右渠率众抵抗，汉军屡败。最后因朝鲜上层内部分裂，右渠被杀死，卫氏朝鲜亡。汉武帝在卫氏统治区设置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以后，朝鲜人民不断反抗汉朝的统治，但两国人民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朝鲜出土了不少西汉的文物，说明汉文化对朝鲜有明显的影响。

与越南

自古以来，中国和越南在经济文化上就有着密切联系。战国末期，越南北部已有瓯骆国。秦统一后，进军南越时，曾侵及瓯骆国。秦汉之际，赵佗占据南海、桂林等郡称王，灭瓯骆国，并通过瓯骆的骆侯、骆将和蒲政进行统治。汉武帝灭赵氏政权后，在越南北部设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沿用赵氏统治方式。此后，中国同越南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如中国的铁农具和越南的土特产便经常互相交换。

与印度和缅甸

在中国古代，印度被称为“身毒”或“天竺”。早在公元前2世纪，中国和印度就有经济往来。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在大夏曾看到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经询问得知是从身毒国贩运去的。后来，张骞的副使也到过身毒。西汉晚期，印度的佛教通过西域也传入中国内地。

此外，缅甸从公元前2世纪或更早的时候，就与中国人民之间有往来，从四川经云南可到缅甸。当时中国的蜀布、邛竹杖就是由这条道路运往身毒、大夏等国的。同时从交州沿海乘船去缅甸的海上航路已经开通，使两国的联系更加密切。

西汉时，也与东南亚的印尼、马来西亚以及东亚的日本等国有了友好往来关系。汉武帝时，日本有三十余国派遣使者和汉朝交往。这是中日两国使节往来的最早记录。 汉对外的水路交通 秦汉时期，中国到东南亚各国的通道，除陆路经由中亚、缅甸外，还有海道。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船舶从合浦郡的徐闻县(广东徐闻县西)出发，行五个月可到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四个月，抵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二十余日到谌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弃舟步行十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从此处再乘船航行，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从黄支国起程，先到南边的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从此继续航行，经过八个月抵中途的皮宗(在马来半岛)。过皮宗后转向东北航行回国。西汉的官营海外贸易，从汉武帝时期开始。私营的海外贸易则早已存在，并不断发展。

 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西汉时期，沉重的赋役和剧烈的土地兼并不断造成自耕农破产，到汉武帝时情况已相当严重。如公元前107年，关东出现流民200万，无户籍者40万。宣帝时，因天灾人祸，流民更多。自耕农的破产流亡，使西汉王朝的统治出现危机。

到了西汉末年，皇族、贵戚、官僚和豪强地主依仗政治、经济特权，疯狂地兼并土地，更加速了农民的破产。如成帝时丞相翟方进以势欺压贫民，强占民田未遂，竟将汝南郡的鸿隙陂废去，使得田地枯旱，农民被迫流离失所。哀帝时，一次赏赐宠臣董贤土地二千顷。此时，不仅官僚、豪强地主兼并土地，富商大贾也以其经济力量助长兼并之风。如成、哀时期，长安附近的杜陵樊嘉、茂陵挚纲、平陵如氏等，都依仗财势吞并农民的土地。在各方面兼并势力的摧残下，农民陷入贫困破产的境地，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统治集团荒淫腐朽

元帝时，关东十一个郡国闹水灾，人民相食，元帝却只知打猎取乐，“驰骋干戈，纵恣于野”。成帝也是一个荒淫无道的昏君，弄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成帝荒淫好游，把政权交给他的舅舅们。王氏得势，更“争为奢侈。赂遗珍宝，四面而至”;“狗马驰逐，大治第室”。(《汉书?元后传》)其他公卿、近臣，也无不奢侈淫逸，醉生梦死。哀帝更为昏庸，对幸臣董贤尊宠备至，“赏赐累巨万”，甚至要把皇帝宝座让给董贤。哀帝死后，董贤自杀，官府变卖其家产，竟达43亿之多。

统治集团已经达到极端腐朽的程度。另一方面，广大劳动人民在封建压迫下，终年劳苦，不得温饱，不得不依附豪强地主，忍受着“收太半之赋”的残酷剥削。或者沦为奴婢，或者四处流亡。这种情况，甚至引起了统治集团一些人的注意。如哀帝时谏大夫龚胜说:当时的社会情况是“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汉书?龚胜传》)劳动人民生活陷入绝境，不能不起而反抗。于是各地纷纷出现了反抗斗争。

哀帝时，以大司马师丹为代表的官僚，为了缓和土地兼并和大批农民沦为奴隶的严重情况，提出了一个"限田限奴"的主张。结果被搁置起来，成了一纸空文。以后，社会危机越来越严重，大规模农民起义已迫在眉睫。面对这种情况，在统治阶级中有人提出了"易姓受命"的主张。早在昭宣之世，就有人提出汉运将终，应该改朝换代。成帝时，方士甘忠可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哀帝即位后，相信了改朝的说教，乃下诏将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改为太初元年。他不称汉帝，改称为"陈圣刘太平皇帝"，以为这样就符合了更受天命之意。但是，改号以后，社会危机依然如故，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哀帝死后，西汉王朝统治的危机加剧，出身于外戚的王莽，便趁机夺取权力，充当了统治集团内部易姓受命的主角。

王莽代汉

王莽是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成帝时，王政君的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等四人相继为大司马大将军，王氏封侯者达九人之多，朝中重要官吏都出于王氏门下。王家势力的显赫，为王莽代汉奠定了政治基础。 成帝时期，贵族官僚骄奢淫逸，而王莽却疏散家财，赡养儒生。公元前8年(绥和元年)，王莽继任大司马大将军，辅政一年多。哀帝即位后，王莽失势。公元前1年(元寿二年)，哀帝死，王莽复任大司马，并录尚书事，操纵了汉政权。

王莽执政后，一方面排斥异己，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些笼络人心的措施:如封汉宗室和功臣的后裔，对于退休的高级官员，终身食原俸的三分之一，扩充太学，增加博士和太学生名额等等。从而取得了一部分贵族、官僚及封建知识分子的拥护。 与此同时，王莽也采取了一些社会措施。如公元2年(元始二年)，郡国发生灾害时，他献田三十顷、钱百万，以分配给贫民。王莽又在长安城中建住宅二百区，让贫民居住。这些措施得到了好评。如因王莽不受新野田而上书颂其功德者竟达487000人，各地方官吏也不断向王莽献祥瑞，为其制造代汉的舆论。这样王莽就在地主官僚的拥护下，由"安汉公"到"假皇帝"，终于在公元8年，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新"。 

王莽改制及其失败

王莽掌权后，为了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颁发诏令，进行改制。其主要内容是: 其一，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土地和奴婢问题，王莽根据井田制度，实行"王田"、"私属"制。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分余田与宗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受田，即一夫一妇受田百亩;奴婢称为私属，不得买卖。

其二，王莽下令实行五均、赊贷和六?制度。五均是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长安分东西市，设令，各市有长，令、长皆兼五均司市官，称为"五均司市师"。五均官的任务是管理市场的物价，收工商税。各地五均官制定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物价高于"市平"，则把库存物资按平价出售;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出售。 赊贷是由政府办理贷款。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者，可向政府贷款，政府借钱不取利息;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事限三个月归还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要交十分之一的利息。五均、赊贷，加上政府经营的盐、铁、酒、铸钱和收山泽税，合称为"六? "。

其三，王莽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第一次是在居摄二年(公元7年)，他下令在五铢钱外更铸五十大钱，又造币值五百契刀、值五千错刀。王莽称帝后，在公元9年又废除错刀及五铢钱，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流通不便，仅一年就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又废除大、小钱，另推行五铢货泉、二十五铢货布两种。但货币换算比值仍不合理。 其四，王莽下令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将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值得指出的是，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新莽度量衡制。

此外，王莽对中央和地方的官名、官制、郡县地名、行政区划，也屡加改变，甚至连新朝的国号也多次变更。 王莽这些改制，有些措施触及当时社会重大问题，如针对土地高度集中和奴婢问题而实行的"王田"、"私属"制;施行五均、赊贷、六?，则企图限制豪民富商的高利贷盘剥。然而这些政策却遭到了剧烈的反对，首先，改制或多或少地触及了大地主、大商人的利益，使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其次，制度本身存在弊病，如币制改革变化不一，给社会经济造成很大的混乱，给劳动人民也带来了灾难。加之吏治腐败，导致社会经济日益恶化，阶级矛盾更加尖锐。如富商大贾执掌五均六?大权。他们"乘传求利，交错天下。因与郡县通奸，多张空簿，府藏不实，百姓愈病"。(《汉书?食货志》) 王莽时期，还对东北高句丽、西南句町以及北方匈奴等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结果，劳民伤财，损失惨重，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自汉武帝以来中央与周边民族的稳定关系。

王莽改制没有能够解决社会危机，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反而使百姓陷入更大的痛苦之中。于是，终于爆发了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 

绿林、赤眉等起义的爆发

公元17年(天凤四年)，荆州一带发生饥荒，新市(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兄弟，深得饥民爱戴，被推为领袖，聚众数百人起义。不久马武、王常、成丹等率众参加他们的队伍，数日之间便发展到七八千人。他们的根据地在绿林山(湖北大洪山)，故称为"绿林军"。

天凤五年，琅邪(山东诸城)人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莒县(山东莒县)起义。他们以泰山为根据地，转战黄河南北。这支起义军作风淳朴，他们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以言语相约束，共同遵守"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的纪律。领导人也没有尊贵的称号，称最高首领为"三老"，其次为"从事"，再次是"卒史"，彼此之间称"巨人"。公元22年(地皇三年)四月，王莽派更始将军廉丹和太师王匡率军，妄图一举消灭樊崇军。为了同官军相区别，樊崇的军队每人都用赤色涂眉，因此这支起义军被称为"赤眉军"。

起义军在成昌(山东东平)和王莽军展开激战。结果官军大败，廉丹被杀，王匡逃命。 成昌大捷后，赤眉军乘胜向西发展，人数已达到十万人，他们活动在今山东、河北、河南、安徽等省交界的广大地区。 在绿林、赤眉等起义的同时，北方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当时，在河北一带有起义军大小数十部，众达百万人，其中著名的有铜马、高湖等，给王莽政权以沉重的打击。

当王莽政权分崩离析之时，一些地主豪强也以各种形式从事反莽活动。有的还投身于起义队伍中，如西汉宗室刘玄参加了绿林起义军;南阳大地主刘?、刘秀兄弟，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纠集宗族、宾客，组成一支七八千人的军队，也归入绿林军。

王莽政权的灭亡

公元22年正月，绿林军各路大军会合一起，大破官军，并包围了南阳。起义军队伍迅速扩大，发展到十多万人。在此形势下，刘玄被推举为帝，改元更始，以王匡为定国上公，王凤为成国上公，朱鲔为大司马，刘?为大司徒，陈牧为大司空。刘玄称帝后，分派队伍攻城略地。 起义军的节节胜利使王莽恐惧万分。他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领42万大军，号称百万，向宛城进发，妄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公元23年五月，新莽大军会合，把昆阳城(河南叶县)包围起来。城内起义军仅八九千人，力量单薄。王凤、王常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派刘秀等十三轻骑乘夜出城，搬请救兵。各地支援昆阳的起义军人数虽少，但斗志旺盛。趁官军骄傲轻敌之机，刘秀率三千人冲乱对方阵营，王凤、王常则从城内向外冲杀，内外夹攻，大败敌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新汉昆阳大战。 昆阳战后，各地起义风起云涌，四方豪强打起反莽旗号的也愈来愈多。王莽在各地的统治陷于土崩瓦解。他能够统治的地区，只剩下长安和洛阳。 这时候，刘?因争夺权位，被刘玄所杀。

公元23年(地皇四年)，绿林军乘胜向王莽展开强大的攻势:一路由王匡率领北上直攻洛阳，一路由申屠建等率领西攻武关，直捣长安。九月，王匡攻下洛阳，刘玄移都洛阳。西路大军也势如破竹，十月一日起义军攻入长安。长安市民响应起义军，火烧宫门，王莽狼狈逃入渐台。次日，王莽被杀。经过六年的浴血奋战，绿林军终于推翻了王莽的反动统治。 

绿林、赤眉起义的失败

公元24年春，刘玄由洛阳迁都长安。刘玄一入长安，就大封汉宗室，重用旧贵族，日夜饮酒作乐，起义军将领对此大为不满。刘玄对今后的发展也束手无策，于是"关中离心，四方怨叛"。这时，刘玄又杀害了起义军首领申屠建、陈牧等，并企图向王匡等下毒手。王匡等率领部分绿林军杀出长安，与赤眉军联合。 当刘玄移都洛阳时，樊崇曾亲到洛阳，表示愿与更始政权合作，而刘玄却采取冷淡应付的态度。刘玄的行为引起赤眉军的不满，他们分兵两路对刘玄进行讨伐。

公元25年春，两路军于弘农(河南灵宝)会师，迅速扩大到三十万人。当队伍到达华阴(陕西华阴)时，拥立汉宗室后裔、十五岁的牧童刘盆子作皇帝，建立了政权。随后，赤眉军继续西进，与绿林军王匡等联合。同年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刘玄投降，不久被绞死。 赤眉军进入长安后，颇得人民拥护，"百姓争还长安，市里且满"。但关中豪强地主隐匿粮食，组织武装抵抗。在这种情况下，起义军只能困守长安。最后，"城中粮食尽"，只得退出长安，转移到安定(甘肃固原)、北地(甘肃环县)一带，但没有取得进展。由于二十万赤眉军缺乏粮食，终于被迫离开长安东归。公元27年(建武三年)初，赤眉军在今河南渑池一带被刘秀打败，又陷入刘秀设置的重围。这支农民军最后失败，樊崇等领袖惨遭杀害，河北、河南、荆州地区的农民军，也先后被镇压。

绿林、赤眉大起义席卷了黄河、长江流域，用武力推翻了腐朽、黑暗的新莽反动统治。起义军所到之处，摧毁封建地方政权，惩罚豪强地主，使广大农民夺得了一部分土地，大批奴婢也得到解放。从而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汉初的黄老思想

汉初吸取秦末农民战争的教训，采取在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而治"的统治政策。所谓"黄老学说"，实际上是道家学说中的两派。"黄"指"黄帝之学"，"老"指老子的学说。黄帝之学是在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学派，也是道家中的一派。它与老子学说的根本区别是:黄帝之学不仅讲道，而且讲法。汉初把黄老糅合在一起，成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董仲舒及其儒家思想

董仲舒(公元前179年~前104年)，广川(河北枣强县东广川镇)人。为了适应汉中期统治者的需要，他不但首倡儒家独尊，而且把儒家的学说宗教化，把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系统化，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神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他的《天人三策》就是这一思想体系的具体说明，《春秋繁露》是其代表著作。

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董仲舒提出了"天人合一"和"天人感应"学说。他把自然界的天塑造成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人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天意与人事紧密相连，天以祥瑞灾异影响人，人的活动也会感动天。董仲舒还认为天给人类社会设立了一个最高权力的君主，皇帝就是代天意进行赏罚的权威。人民服从皇帝，也就是服从天道，以此来论证皇权的神圣性，为加强皇权提供了理论根据。董仲舒在宣扬君权神授说的同时，也企图假天之威，对皇帝的过分残暴加以限制。他说天为人民而立皇帝，皇帝对人民有好处，就能继续做下去，否则天就要剥夺其皇位。这种学说当然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但也可以被用来反对皇权。

董仲舒从天授君权说出发，大力宣扬儒家"君臣、父子"的等级观念，并提出了"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他说:"三纲"、"五常"是天的安排，是天的意志。"三纲"加上有意志的天，就构成了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统治权力。这种宗法思想，成为封建伦理关系的准则和束缚人民的精神枷锁。

董仲舒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他认为人性是有等级的: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可善可恶。圣人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经过"教化"可以变善;唯有下等小人是命中注定低微卑贱。他以这种人性论来论证封建等级和封建统治的合理性。

董仲舒的思想核心，是从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立场出发，神化皇权，并力图把封建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结合起来，为地主阶级服务，所以长期以来为封建统治者所推行。

经的今古文之争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立五经博士，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不仅在都城设立太学，教授五经，而且在郡县设立学校，设置经师。当时凡博士教弟子的经书，都是用通行的隶书写成的，故称"今文经"。汉武帝所尊崇的儒术，就是儒家的今文经学派，于是今文经学盛行。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论语》和《孝经》等数十篇，都是用汉以前的小篆所写，这些经书被称为"古文经"，传授古文经的学说叫古文经学。

在儒学发展的同时，掀起了搜集、整理图书的热潮。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成帝时命各地搜求遗书，并派刘向等将藏书分类整理校订，刘向之子刘歆帮助校理。刘歆在校书时，发现了用古代文字书写的《春秋左氏传》。他认定《左氏传》是解释《春秋》最可靠的书。其后又发现了《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等。刘向死后，刘歆代替父职，他便请朝廷将这些书列于学官，但遭到博士们的反对，甚至执政大臣也对其加以指责。

经今古文学之争，不仅是文字和读法的问题，而是随着经师源流不同，传授的方法和对经义的解释也不同，因而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经今文学派在封建统治集团扶植下，对儒经任意发挥，以迎合统治者的需要。而经古文学派则把儒经看成是古代的历史材料，他们按字义解释经文，不凭空臆造，从实际上阐明儒家的道理。 王莽当政时，对刘歆委以重任，掌儒林史卜之官。刘歆大力提倡古文经学，为王莽代汉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古文经得到王莽的支持，《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毛诗》都立为学官，每经博士也增为5人，每一博士领弟子360人。这样，古文经学就在王莽的扶植下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西汉时期经今古文之争，是儒家内部的斗争。虽然他们两家各立门户，争论不休，但在歌颂先王、先圣，美化古代政治制度，为封建政治服务等问题上还是一致的。不过，经今古文之争，由于双方互相辩难，对学术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35年~前93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陕西韩城县)龙门人。他的父亲司马谈为汉朝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司马迁自幼随父到长安学习经史，青年时探游四方，考查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他继父职任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他与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他开始撰写《史记》。五年后，他因替李陵兵败之事作辩解，触怒汉武帝，被处以腐刑。他在狱中满怀悲愤继续写作。公元前96年，司马迁被赦出狱，任中书令。他耗费二十多年时间，倾注了全部心血，完成了《史记》这部不朽的史学巨著。

《史记》记事始于黄帝，止于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共526500字，分为本纪、表、书、世家、列传。这五种不同的体例互相配合，揭示了三千年的社会历史面貌。对汉以前的典章文物、政冶经济以及天文地理、风俗民情等都有详细的记载。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通史，它把几千年间零碎散乱的历史资料加以整理，"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全书体系完整，疏而不漏。"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创造了纪传体的形式，对后世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司马迁在整理历史材料时，"涉猎者广博"，对这些丰富的史料，他审慎地进行选择和考订。更重要的是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他不仅写了帝王将相、官员名流，而且以饱满热情记叙了农民领袖陈胜、吴广和项羽的事迹，给予极高的评价，反映了司马迁进步的史学观点。同时，他还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连汉武帝求神等事都给予冷嘲热讽。

《史记》叙事，简明扼要。特别是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描写，生动活泼。鲁迅先生称赞《史记》:"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问世后，二千年来，对史学和文学的影响都很大。

西汉末，刘歆在父亲刘向《别录》的基础上写成《七略》。它综合了西周以来的文化遗产，经过校勘、分类，编成目录。《七略》不仅是中国目录学的开端，而且是一部宝贵的古代学术史。 

汉赋和乐府诗

文学西汉的文学成就，主要有汉赋和乐府诗。汉赋是从楚辞发展来的一种长篇的韵文。西汉的赋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骚体赋，汉初比较盛行;一种是散体大赋，形成于汉初，兴盛于中叶，并取代了骚体赋的地位。 汉初的骚体赋作者，以贾谊、枚乘为代表。贾谊因遭人谗毁，被谪为长沙王太傅。当他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借凭吊屈原来抒发自己心中的愤懑，是一篇很好的抒情赋。贾谊另一篇代表作《?鸟赋》，也是一篇抒发悲伤情感的作品，开了西汉散体赋的先河。景帝时，枚乘所作的《七发》，对后世也很有影响。

汉武帝至成帝间，是散体大赋全盛期。有名的赋家有司马相如、扬雄、东方朔等，其中以司马相如最负盛名。他的作品有《子虚赋》、《上林赋》等。这些赋都以游猎为题材，描写了皇宫的雄伟壮丽，园囿的幽深和禽兽的众多，游猎队伍的壮观，以及音乐、美女等，篇末则加一些讽谏的话语，作为点缀。 汉赋是典型的宫廷文学。它用华丽的辞藻，铺张的手法，堆砌了丰富的辞汇，描写西汉上层社会的繁华景象，反映汉代的统一与强大，显示了天子的尊严。汉赋内容的虚浮空洞，枯燥乏味，形式呆板，词句艰深，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情况，因而文学价值不高。不过在形式和技巧上对后世的文学作品有一定影响。

"乐府"作为掌管音乐的官署，始于秦。到汉武帝时，为了宫廷娱乐和庙堂祭祀，开始大规模地采集各地民歌。包括鼓吹曲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等，既有汉族歌曲，又有少数民族和边疆地区的歌曲。这些民歌虽经文人加工润色，但仍保存着民歌的特色，从而在西汉的诗坛上留下了人民的呼声。如《战城南》用苍凉的调子描写了人民厌恶战争的心情。这些民歌语言朴实，形象鲜明，是汉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历代有成就的诗人，都受过汉代民歌的影响。 汉代民歌的体裁多种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形式生动灵活，其中以五言最多，是东汉以后的五言诗的先声。 西汉散文的成就也很突出。贾谊的《过秦论》和《治安策》、晁错的《贤良对策》以及刘向的《说苑》等，都是西汉的散文名篇。贾谊的政论文议论明白，慷慨激昂。特别是《过秦论》，语言生动，层层深入，把秦的兴亡分析得淋漓尽致。晁错的政论文语言精炼，富有节奏，有很强的说服力。

绘画、雕刻和音乐

绘画、雕刻和音乐是西汉艺术领域的主要成就。西汉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作为帝王、官僚、地主的宫殿、住宅、坟墓的装饰品之一的壁画也发展起来。汉武帝时的鲁灵光殿就有西汉最著名的大幅壁画，内容极为丰富，可惜没有保存下来。当时的上层社会不仅在建筑物上作画，而且在绢帛、漆器、陶器等工艺品上作画，有彩绘，有素墨画，有刻缕画，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也有渔猎、农事、宴会、乐舞等生活情景，题材广泛，画意高超。

1972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绘帛画，反映了西汉绘画艺术的高度成就。这幅帛画全长205厘米，上部宽92厘米，下部宽47.7厘米，画面内容十分丰富，有人物，有日月，有人身蛇尾的神像，还有龙、蛇、龟、虎、马和各种奇禽异兽，刻画生动，色彩鲜艳，是中国古代杰出的绘画作品，也是世界艺术史上一件罕见的珍品。另外，在江苏邗江等地出土的彩绘漆器，制作精巧，各种人物和动物绘画，极为生动、优美。

汉代雕刻艺术与绘画也是相辅而行的。统治阶级用石刻来装饰宫室、陵墓，以夸耀豪华，显示威严。如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前的石人、石马、石牛、石虎等，造型生动，神态逼真。这些巨大的雕像虽经二千多年的风剥雨蚀，依然神态生动，栩栩如生，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九章算术》

约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周髀算经》，是中国现存的最早数学著作，《九章算术》是西汉以来许多数学家研究的结晶。西汉前期的著名数学家张苍、耿寿昌等人曾对它进行增删。全书共分九章，搜集了246个数学问题的解法。其中记载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分数四则和比例算法。还有各种面积、体积的算法和利用勾股定理进行测量的问题，以及开平方、开立方的方法，特别是在世界数学史上第一次记载负数概念和正负数的加减法运算法则。这部书对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影响到朝鲜、日本，被翻译成许多种文字。 

天文历法

西汉时期，天文学非常发达。当时的天象记录相当丰富。早在《淮南子》子一书中，就有关于太阳黑子的记载。《汉书?五行志》则对此更精确地加以记载: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乙未(十八日)，"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是现今世界公认的最早的黑子记录。马王堆汉墓的帛书《五星占》中有五大行星运行的记载，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学著作。

西汉时不仅有详细的天象记录，而且对天文学的研究也盛极一时。汉武帝时，落下闳造浑天仪;太初三年立日晷仪下漏刻(水钟)，以求二十八宿的位置。宣帝时耿寿昌铸铜为像，以测天象。由此可见，中国是世界上天文学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

汉初，沿用秦朝的《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公元前134年的历谱，这是中国发现最早的完整历谱。根据它推算，这个历谱与秦历法相同，证明武帝太初以前依然采用《颛顼历》。但《颛顼历》并不精确，到汉武帝时已出现了错乱现象。于是汉武帝令司马迁、落下闳、邓平等改《颛顼历》而作《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采用有利于农时的二十四节气，在无中气的月份，插入闰月，调整了太阳周天与阴历纪月不相合的矛盾，使朔望晦弦较为正确，是中国历法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随着天文学的不断发展，人们在历法上也日求精密。成帝时，刘歆又依据《太初历》作《三统历》，规定一年为日，一月为日，19年有7个闰月，这是当时最精密的历法。^[1] 

医学

医学在西汉时期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当时主要是以阴阳五行来解释人的生理现象、病理现象，并用这种理论进行辩证治疗。西汉的名医淳于意，为人治病"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可见当时脉学很发达。中国古代创造的独特疗法──针灸疗法，到这时已有发展。1962年河北满城发现的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不仅发现了"医工"专用的铜盆、铜药匙等医疗专用器械，而且有四根金针、五根银针，保存完好。

造纸术

西汉在科学技术上的一个很大贡献，就是发明了造纸术。在《汉书?孝成赵皇后传》中有纸的记载，这是西汉关于纸的最早文献记载。1933年，新疆罗布淖尔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了一片麻纸残片。1957年陕西西安市出土的灞桥纸残片，1973年甘肃出土的金关纸，都出自西汉古墓，其中灞桥纸最为原始。1986年，在甘肃天水西汉古墓中还出土了一张纸地图。由此可见，在西汉时代中国人就已发明了造纸技术。但西汉时纸的使用还不普遍，帛绢、竹木简还是主要的书写工具，考古发现西汉大量竹木简和帛书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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