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泰斗季羡林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清平(现临清市)人，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精通12国语言。曾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界泰斗，山东大学校友。
6岁时，季羡林从临官庄到达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
1926年，季羡林在正谊中学初中毕业后，考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附中有两处校舍，一处在老东门外的山水沟，原为矿业专门学校的校舍，一处在北园白鹤庄，原为职业中学校舍。季羡林在北园校舍读书。这里荷塘四布，垂柳蔽天，犹如仙境一般，非常适合读书。在这里，季羡林学会了用功，再也不去荷塘钓鱼虾、捉蛤蟆了。山东大学的校长是前清状元、当时的教育厅长王寿彭。他提倡读经。在高中教读经的有两位老师，一位是前清翰林或者进士，一位绰号“大清国”，是一个顽固的遗老。两位老师对《书经》、《易经》等经典及其注释等都背得滚瓜烂熟。教国文的老师是王昆玉先生，是一位桐城派的古文作家，有自己的文集。后来到山东大学去当讲师了。他对季羡林的影响极大。季羡林的习作曾得到他的高度赞扬。这也激发了季羡林对古文的兴趣。季羡林设法弄到了《韩昌黎集》、《柳宗元集》以及欧阳修、三苏等的文集进行阅读。在中学期间，季羡林也学了德文。
1928年，设在北园的山东大学附中关了门。同年，筹建国立山东大学，校址迁至青岛。山东大学附中的学生，转入由附中高中部改设而成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今济南一中)。1929年，季羡林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学习一年。这是季羡林一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特别是国文方面，这里有几个全国闻名的作家:胡也频、董秋芳、夏莱蒂、董每戡，等等。正是在这些业师的教诲与熏陶下，季羡林对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打下了扎实的功底。在高中学习三年中，季羡林参加六次考试，考了六个甲等第一名，成了“六连冠”。
1929年，季羡林与彭德华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彭德华自幼丧母，只有小学水平，是一个真正善良的人，一生没有跟任何人发过脾气。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季老的婚姻可谓中国封建婚姻包办的悲剧，但是他后来的独居也使得他内心平静安心的专研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正如梅兰芳的寂寞成就了他一样。
1930年，季羡林进京报考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结果“连中双元”，被两所学校都录取了。由于清华大学的留学前景要好于北京大学，最终季羡林选择了清华大学，入西洋文学系专攻德文，师从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同学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胡乔木等。大学期间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因成绩优异，曾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在大学期间，季羡林还有缘结识了沈从文先生和老舍先生。
1934年夏天，季羡林大学毕业。受母校济南省立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之邀，回母校担任国文教员。1935年9月，清华大学与德国DAAD签订协定，双方交换研究生到对方去留学。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三年。季羡林被德国录取。10月，季羡林抵达德国哥廷根，入哥廷根大学。1936年春，季羡林进入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辅修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其梵文主持讲师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季羡林也成为施米特教授唯一的听课者。季羡林一边上学，一边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四个“优”，因特殊原因，经过两次答辩并顺利毕业。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并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
1941年，季羡林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后又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1946年季羡林回到了别离将近十一年的祖国的怀抱。季羡林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创办了东方语言文学系，并兼任系主任。从1946年至1949年，季羡林在各类报刊上发表了四十余篇文章。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学术论文，如《一个故事的演变》、《梵文〈五卷书〉——一部征服了世界的寓言童话集》、《从比较文学的观点上看寓言和童话》等;一类是介绍东方语言文化以及国外研究东方语言文化现状的文章;还有一类是各种评论文章。
1951年，季羡林当选为北京市人民代表。同年，季羡林随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印度、缅甸。这一年季羡林写了八篇文章，并汉译了马克思《论印度》出版。1952年7月，教育部对全国各级各类学校教职员工的工资进行调整，季羡林被评为一级教授。这一年季羡林只写了一篇文章，即《随意创造复音字的风气必须停止》。
1956年，季羡林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这一年季羡林共写了五篇文章，并汉译《沙恭达罗》出版。1954年、1959年、1964年季羡林分别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
1983年，季羡林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1988年，季羡林任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季羡林对文化、中国文化、东西方文化体系、东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纪的人类文化等重要问题，在文章和演讲中提出了许多个人见解和论断，在国内外引起普遍关注。季羡林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其实，季羡林近十年来积极参与国内东西方文化问题的讨论，也贯彻着这一思想。季羡林将人类文化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以及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季羡林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拨。
2009年7月，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
季羡林的学术研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梵学、佛学、吐火罗文研究并举，中国文学、比较文学、文艺理论研究齐飞。”季羡林自1946年从德国回国，受聘北京大学，创建东方语文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在佛典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史、佛教史、印度史、印度文学和比较文学等领域，创获良多、著作等身，成为享誉海内外的东方学大师。中国东方学有季羡林这样一位学术大师，实为中国东方学之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