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虎:中国观众已渐成熟 电影尺度应放宽至正常

中国观众成熟度形成 好莱坞电影满足不了其胃口

主持人:搜狐的网友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在这里跟管导聊一聊他的新片《杀生》。最近有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中生代导演五月档集体出击，很多人觉得《杀生》这部新片选择在4月28号上映并不是特别好的档期。因为这时前面有大船、小船堵着，后面还有《复仇者联盟》掐后路。

管虎:这也是个巧合，当时《杀生》是想到六、七月份上映，所以到目前为止，后期剪辑和声音都不是最完美的。但是确定的上映时间不是我说了算，在经历过各种讨论之后，我得到了一个信息，就是这几个导演都是这一个档期。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因为凭我单打独斗想尝试一下市场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但一批人，不管是中生代还是青年导演集体亮相，观众的目光就会更集中一点。我们的票房谈不上分流，因为本来期望值也不高，但是受关注对我们这个电影比较重要，所以同意这么仓促上阵了。

主持人:在《泰坦尼克号》3D上映后，这个市场超越了大多数人之前的预计，四月份好莱坞电影对国产电影的冲击非常严峻，你对这种局面是怎么看的?

管虎:这个问题被讨论过很多次，我的感觉是，其实用不着怕。我一直认为电影市场最重要的就是观众群的成熟度在慢慢形成，而从去年开始，泡沫繁荣渐趋冷静，我估计《泰坦尼克号》就是一个虚假繁荣接近尾声的假象，全球的《泰坦尼克号》票房合起来还不如中国一个市场多，他们跑这里又蒙了一笔钱，估计也是最后一笔了。这件事没有什么可抗争和惧怕的，它比较符合正常的电影市场发展规律，观众趋于挑剔，趋于成熟，各方面的形态都会需要，好莱坞电影恐怕远远满足不了中国观众的胃口。所以不怕，等着。

主持人:刚才你也谈到市场这个概念，在我看来，你一直是一个很好的导演，现在也开始面向市场，那这两年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管虎:跟我个人纵向比较是一个很痛苦的事，不是说我有多高级，其实从本性和个人情绪上，我有一点排斥商业操作和市场带来的压力。但是明眼人都知道我们身处其中，如果逆孝而行，就离磨灭不太远了。我们还想生存，想有话语权，想有平台做事，只有在有平台的前提下，你才有可能说话，所以屈服和妥协，这个事用不着回避，但带来的是好还是不好，我认为难说。

我现在在尝试，但这个过程中我还是坚持我原来的一些所谓的抗争，后来我发现我现在也得到了一些，学习了很多东西，我也认为作为一个与众不同的商业电影，这其实是一个挺考本事的事，我骨头子里有这么一面，所以我犯不上玩命的跟它抗。

主持人:但是我看你的《斗牛》和《杀生》，从创作角度来说，你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自我的表达，你怎么样进行自我表达和市场之间的平衡?

管虎:确实挺难的，这个问题到现在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契合点，我不可能完全放弃表达的欲望，我一直尝试跟自己较劲，有没有可能先是做一个商业故事。商业电影意味着大多数人价值观能够接受的电影，而所谓有一点点与众不同的就是品质，比如说管虎的品质就是所谓的小表达，融在电影里面，看到就看到了，看不到也没有关系，这么一个态度是比较符合我的。

这种方法，《杀生》和《斗牛》都是在尝试，我知道尝试的不是很成功，所以我趋于再往后躲躲，我估计可能是对的，往骨子里躲一躲可能对电影和我自己未来的发展是有好处的。真到有一天，有一个比较好的平台，你不必再人微言轻了，想表达就表达，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得自己争取。

主持人:我来之前看了一个对宁浩的采访，他觉得《疯狂的石头》跟他的《绿草地》和《香火》是一个系列的东西，而从《疯狂赛车》开始，他觉得自己有些过分向商业妥协，以至于导致他丧失在故事创作上的自我表达，反而造成对商业性的损害。你有没有担心将来面对市场的时候，迫于市场和商业资本的压力把自己给异化，忘记自己最早是要表达什么?

管虎:有担心。你在这个车间生产式流程里滚着会把手练臭的。我觉得这就像《窃听风云》里面那个东德的部长说两德统一了，给你这个权利了，你怎么不会了?现在我只能强求我自己，假设是电影形态比较单一，那就尝试不同形态，让自己永远保持一点点的冒险实验，哪怕是一点点的表达欲望和实验感。我不敢保证未来还能像十八岁一样有那么强烈的锐利，但是一直保持是有益的，会有帮助。所以在避免不了的妥协前提下，只能选择一个自己内心的抗争方法。

主持人:你刚才说的这个标准，这次在《杀生》里面你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管虎:这个是典型的有一点冒险，但也不是什么大成就的东西。实验阶段对我个人是一个坚实的脚印。刚才我们俩聊的这个，有尝试、有实验感、有表达，但是相对以前往后面藏了不少，这样对于我个人是成立的，这个脚印是相对坚实的。

主持人:据我所知《杀生》的后期剪辑很痛苦，反复修改很多稿，为什么出现这样的情况?是你在创作和市场选择之中有犹豫还是其他原因导致?

管虎:几个原因:第一个，《杀生》是我第一次真正面对商业操作的，第一次有影视投资公司，发行方方面是很规矩，这种规矩对于我一时有点难适应。这里包含后期时间，我以前很随性，就形成矛盾了。制片方有制片方的要求，甚至有点像好莱坞有剪辑的最终决定权，这里又存在抗争。

主持人:这次《杀生》的最终剪辑权是给谁的?

管虎:这次是给我的，比较尊重我。但这里面会有讨论，会有抗争，会有让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个人，其实这个剧本不是今天看到的这样，原始的东西经历拍摄期，后期和合作过程中听到的反馈都是有点过。如果三五个人说我不听，但十几个人说我就得听听了，如果他们都觉得有点过，未来可能很危险了。要在这种过程当中不断的修整，跟剪辑有很大的关系。现在拿出来的成片，远远还没有达到我想要的东西，事实上这种遗憾我也没有办法跟观众说，只是心里存在。

主持人:刚才你也谈到了，你这次创作过程当中考虑更多的市场和商业的因素，你是怎么样理解我们所谓的商业元素呢?

管虎:我觉得是元素感。你可以拿特别准确的词去形容它，比如说惊悚、喜剧、爱情。元素感是一个人的感受，我认为好玩，好看，能吸引我，这就是商业电影。在这个所谓的商业前提下，《杀生》我没有期望值很高，这个电影制作之初是这么想的，有一部分的观众，像我们咖啡聊天一样能在平台上跟这个电影互相交流就够了。拍到后期，以及后来的剪辑阶段，因为各种元素的加入以后，我们更想偏重一点影像多义性，我们家隔壁老太太看这个电影挺高兴的，虽然没有太明白，因为她找到她喜欢看的那一部分了，这就是元素感。

主持人:你现在也试图在尝试着面向更大多数普通观众的创作方式，在这种创作方式当中，你有没有想过最大的困难和挑战是什么?

管虎:这个事跟学徒差不多。严格说电影学院毕业以后，有点心高气傲，就是那种酸词，说电影至高无上。但是我当年不是那样的，现在回头想我可以说是靠电视剧起家的，电视剧是干吗?跟二人转一样，站在老百姓第一线，它的成功只有一个标准，是不是大多数人喜欢，剩下全部是废话。逼着你讲故事，好好地讲人家爱听的故事，这么多年我一直在练这个。我骨子里有讲故事的爱好，你刚才提这个问题，我认为反而契合我内心特别想讲故事的欲望，没有特别大的痛苦，但可能会存在讲故事的方法问题。我是听评书的章回体联播就特别烦，老是那种单线讲故事的方法，电影因为时空的可能性，讲故事的方法就特别多，我因为热爱，也想在这上面有所尝试，但这其实很冒险，不是目前阶段观众所能接受的，这可能就是你说的相对痛苦。对于创作者，是不是敢于低下头，按住自己的内心，好好地去说话，这挺矛盾的。

主持人:除了宁浩的《黄金大劫案》、你的《杀生》，还有伍仕贤的《形影不离》、张扬的《飞越老人院》，以及马上上映的王小帅的《我11》，我们国内的中青年导演正处在一个转折过程中，一方面还没有完全摆脱过去的创作语系，另外一方面又不得不去面对当下的市场。我从目前作品里看，可能除了伍仕贤的《形影不离》稍微轻松一点以外，其他所有导演创作上都带着一种沉重感。你觉得这种沉重感是市场带来的，还是创作带来的?

管虎:创作带来的。我们不能把所有的罪责和结论都推向市场，这就是个人原因，不用躲藏。我同意你说的那个，就是现在的情况是扭曲较劲的，你非说是转折期也可以，但有的人是转不过来的，尝试也不行。我个人就是在想，我未来怎么样，我要干什么，我觉得我是可以转的，但这个过程你得允许，得给我时间。这只是针对我个人而言，所以市场只是外部环境，在哪里都是这样，你可以抱怨扭曲，抱怨粗制乱造的，但是真正的那个语境还沉在当年的受教育里，沉浸在那个飞扬的内心里，这个是有矛盾的。我不知道别人，这种转折在我来讲是非常痛苦的。

主持人:《泰坦尼克号》3D在市场上表现令国内电影人惊讶之后，有过这样一次小规模的讨论，面对好莱坞电影的冲击，国产电影必须在题材和尺度上给予松绑，否则中国电影在市场上对好莱坞电影是不公平的，本来我们的电影因为历史原因、市场原因，在制作上、技巧上经验上不足，如果说再在题材上和尺度上加以束缚，我们在上阵打仗时就是不公平。你觉得中国电影在下一步的突破是不是已经到了题材上必须给松绑的阶段?

管虎:特别同意，其实这个话不用说，大家都明白。我们都了解韩国九十年代的电影状况。在我看来，韩国电影在一年之内就松绑了，走向进步的状态，有点像当年的台湾电影，那个瞬间就是很明确的一个例子，它民族化的东西一点没有丧失，反而更前卫，也有一大部分的电影追寻好莱坞的创作轨迹，这个事没有讨论的任何价值，早就该松绑了。因为目前没有一部电影能翻了天，没有一个人高喊打倒谁，电影只是电影而已，也不是喉舌。大家放松对待它，这是作为管理者的一个必要态度，一个大度和长远观。

主持人:我身边的朋友比较悲观，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中国电影在这个方面，不给予及时的扶持，中国电影明年的日子会更艰难，你觉得我们中国电影用什么样的办法，才能在我们自己市场上有竞争力。

管虎:第一，说抗争你就已经趋于弱势了，我觉得首先是强行告诉自己，那个不需要抗争。我们这个国家很大，真的不是说他来了，我就死了，没有到那个程度。国产电影有自己的特点，好莱坞很多东西我们该学，有很多东西我们还得学，在这个过程上，首先不要悲观，我们死不了。第二，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话题，管理者得给电影松绑，让这帮人疯起来，飞扬起来，我们的题材感、知识范畴更切近本土观众，好莱坞会吸引观众这是肯定的，但是不是所有人，每个人二十四小时都被吸引。我觉这个是分流，本来这块蛋糕就不应该是我们全占，该给人家一部分。

主持人:因为我之前也跟朋友讨论，碰到这种声音，你看你们这帮搞电影的，自己没有能力，所以靠题材和尺度去取胜，我跟他们讲，我们现在呼吁的松绑，并不是说放开到什么程度，而是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准，我们可以去描写电影中人性的一个尺度上就可以了，我不是说给我们单开什么小灶这样，我们只是需要正常就可以了。

举一个例子，国内引进电影时可能会进行删减，但他们拍什么题材，他们做怎样的尺度，你得允许国产电影也能做一样的东西，因为我们电影人毕竟是在这个土地上生长，对中国人情感的了解是谁都替代不了的，如果说能够开放到一个正常环境，我相信我们还是有机会的。在我感受的范围里，那就是另开了一片天地，每个导演都有一大堆想说但不能说的故事，这其实有很多可为的余地。如果非用跟人较劲的办法，靠限制它的数量，靠国家支持，都不是一个根本之道。

管虎:另外好莱坞电影其实不可怕，包括一些欧洲的电影，目前对中国观众来讲是有新鲜感的，并且慢慢形成习惯，每个星期都有一个好莱坞大片，这种习惯的形成绝对不是坏事，这是观众群市场趋于成熟的可能性。

主持人:这个可能跟我们国内的引进大片历史有关系，我们现在引进大片趋向于有强烈视觉刺激感的电影。国产片的视觉和特效上跟大片比，你觉得中国电影应该在哪些地方下工夫?

管虎:我们用《失恋三十三天》举例子，我的弟弟妹妹们两次买票看，如果我们把《失恋三十三天》放在好莱坞大船旁边，你想象一下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我认为这就是往心里走的电影。视觉上、技术上的特效我们看了很多，屏幕上的刺激慢慢会淡掉，但能往心里走的，其实还是靠文化、民族之类的东西，这个前提下，这类电影有可能是中国电影所谓的抗衡之本。

主持人:你说的实际上是我们电影创作中的东西方问题壁垒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电影市场中，壁垒正在消失，潮水即将涌入，但是作为创作者来说，这种文化壁垒是很难翻越的障碍，但是未必不能翻越。

管虎:是，我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不乱，是一个互相学习的阶段，我们也得想想什么是安身立命之本，什么是中国电影往前走的一个力量。所谓民族电影往前走，不悲观，还是有很多方法。包括你刚才说的，其实目前为止我碰到的喜欢看中国电影的人给我很多信心，所以我不是那么悲观，可能是我接触范围太少了，我还是想按我自己想要的往前走。

主持人:从创作者角度来说，你之前拍的电视剧，都是拍当下生活中的情感故事，但是你在拍电影时候，除了早期的《上车，走吧》这些片子之外，最近拍的《斗牛》和《杀生》，还有马上要做的《虎烈拉》，都是离现实生活有一定的时间和距离的，你为什么做这种选择?

管虎:实话实说，可能是憋的时间有点长，心里积攒的劲有点大，就想着使出来。我比较倾向于现实生活，也比较拿手，但这种创作方法的余地不会大，一直这么做的同时会有厌倦感。人都希望求变，希望找新鲜的东西，所以正好巧了，这几次题材变成这样了。其实我有一点在找，在等待的实际上是那个心理的力量。

主持人:我作为一个观众，特别遗憾的发现在过去中国十年的电影里面，他们对当下中国的描写和刻画是缺位的，几十年后，我们回过头看这十年的中国电影，会发现这段时间在中国电影里根本不存在，作为生活在当下的导演，你们会不会对这些有遗憾?

管虎:遗憾，大家都琢磨集体缺席这个事。我心里特别清醒的知道，贾樟柯特别好，他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做这件事，所以我说我们得抓紧，把眼前这个阶段渡过以后，恢复到应在的位置上，做应该做的事，其实这句话跟前面说的所有问题都是扣题的，不能再缺席了，浪费是我们的不负责任。

主持人:我觉得这种集体缺席一方面是时代的原因，一方面也有我们创作者的原因。因为市场上的钱比较好挣，所以大家就会觉得我费那个劲干吗，不如挣钱了。

管虎:坚持的东西越来越少了，十八岁时候的理想好像慢慢淡了，被眼前的东西迷惑的时间太长了，其实我有时候就在想，我拍电视剧是为了终究有一天能够拍电影，而现在拍上电影其实是为了终有一天能拍上我喜欢的电影。我现在就在有意识的觉醒，有意识的积累。

主持人:你刚才谈的你喜欢拍的，你擅长拍的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管虎:很难用语言说的特别清楚，我还是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坐着，还有我们出门坐车什么的，还是当下这个社会氛围里面的，对于我的感受和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是最契机，最好的，而且是最能够交流上的，我觉得还是把那个骨子里的东西拿出来了，在当今这个生活氛围里，社会氛围里。今天我们的电影氛围里特别缺对民族感和国家感有审视和鞭挞责任的人。这个其实是我喜欢做的，我是比较崇尚这种人和事，但是做不做的到不知道，这是一个点，如果非要说的话就是这样。

主持人:在你下一部新作《虎烈拉》里面，会不会比《杀生》更迈一步，往哪个方向在迈?

管虎:通畅，接受度更容易，不用很费脑子，就是去得到快乐就可以了，就是跟做游戏一样的。但是不能屏除有一点点表达、有一点点情怀。说起来酸的还是会有一些的，想扔也扔不掉，但我尽量的把这个东西弄的很淡薄，还是让正常观众，普通观众流畅的接受跟着感受快乐和悲伤。这个电影完全是想明白后才做的，就是尝试。

主持人:我又说到我个人的担心，谈到宁浩的采访，他谈到《黄金大劫案》是一个前后割裂的作品，他想讲的所有话都是集中在后半部分，为什么还有前半部分?因为他对市场的妥协、对观众的妥协、对资本的妥协，结果导致《黄金大劫案》这个片子自我检讨，这个是有点拧吧的一个片子，你会不会在《虎烈拉》创作中出现这种情况。把自己给放在一个割裂的创作状态。

管虎:我觉得《杀生》有点拧，但《虎烈拉》不是，《虎烈拉》是我性格使然，我跟你特别好的朋友，但也能以为一件事就特别决绝，这个电影也是这样的，我咬牙与之前割裂，但既然割裂了那我就跪地下求你们，就是这种态度。这个我觉得对于我而言也是一种快乐。

主持人:会不会有点过犹不及，这种转变太猛了?

管虎:有这个可能性。现在说什么都是早的，还是看电影。我们现在说的是态度的转型，真的有一天到了现场拍起来以后，本能的东西还是多，所以我即便想转的话，带来的牵扯很难一下子割裂。我觉得可能从形态上看是与以前完全断裂，但从我自己内心看，还是有一脉相承的东西在里面的

主持人:对于《杀生》来说，你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期望和想法?《杀生》到了你可以坐下来可以想一想的阶段吗?

管虎:如果有两千万，三千万的票房，是我最早觉得应该的，再过了其实我现在都不太相信，也不觉得那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从这个电影本身而言，也没有敲锣打鼓的那么想进入这个商业主流市场，现在因为制片方和所有的外界因素加入进来以后，强扭着加入这个商业大军里面竞争，对我而言其实不是一个很高兴的事，第一我不认为一个作者电影就是艺术化，;第二我没有觉得这是一个大商业电影，商业和艺术之间本来没有真正太强烈的对抗性，这就是一种气质。我只是尽我全力，把我自己内心能够摸到的那一面给拿出来而已，然后我期望值从来没有特别高，但是我也不相信能低到让我羞愧的程度。电影市场目前的形态还比较单一，我们希望在单一的形态里有一个不同形态的声音出现，这个电影就完成了，就足够了，所以拧吧就是在强行上档这一下了。

主持人:但是对于市场的预测没有对错之分，因为谁都不能预测未来，谁也不知道未来哪一个是对是错，而且有时候市场上的成功是不能倒退的，就像我们刚才聊的《失恋三十三天》一样，没有人能够预见那个市场的表现成绩，关键是你做到自己想做的就足够了。

管虎:你说这个话是对我的一个莫大的安慰，其实做到自己想做的，我能从头坚持到尾，不管对错和好坏，尾巴这一下没有做到自己想要的，但是如果做到自己想要的，基本上对各方都是一个极大的损失，你不能不权衡这件事，所以百分之八九十差不多，心里也不难受，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