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板戏之《红灯记》:首位铁梅说经历

“样板戏”的正式名称为“革命样板戏”，1966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首次提到八个“革命艺术样板”。“八亿人民八台戏，人人会唱样板戏”，不管时间如何流逝，样板戏注定要给我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记。快乐老人报“主题阅读”从本期开始，从《红灯记》开始，让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追怀与样板戏不得不说的往事。

源起

《红灯记》大紫大红创作者在牛棚挨批斗

《红灯记》的前身是电影《自有后来人》。最初写的是一个剧本，作者是罗国士、沈默君。罗国士是1958年春从北京军区转业到北大荒的少尉军官，在宝东小镇中学当教员。与此同时，著名的电影编剧--《渡江侦察记》、《海魂》的作者沈默君也被发配到这里。根据群众所述故事，两人合作写成了《自有后来人》。而《红灯记》在全国大红大紫之日，却是罗国士在虎林监狱受难之时。“文革”结束后，罗国士出狱平反，后来到安徽省作家协会当了专业作家。

著名的戏曲理论家阿甲与剧作家翁偶虹，合力完成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改编，成为样板戏之首。然而，这出样板戏的大多数创排者“文革”中遭到迫害。李少春(李玉和的扮演者)和阿甲、刘吉典(负责作曲)等因抵制江青不合理意见被打成“破坏红灯记的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挨批挨斗，受尽屈辱。李少春被关押后，钱浩梁正式担纲出演李玉和，受到江青赏识，并于1975年成为文化部副部长。“四人帮”垮台后，钱浩梁被定为“犯有严重政治错误，免予起诉”。(摘编自《中国文化报》)

主角

周总理教导我演好铁梅

第一代“李铁梅”扮演者刘长瑜。

我1942年出生在北京的东四八条。我父亲叫周大文，上世纪20年代奉系军阀进驻北京时，他曾出任北平市市长，和张学良是把兄弟。多年以后，我到台湾演出时见到张学良先生，他问我还认不认得他，我说:“您离开北京时，我还没出生呢。”

周总理没少批评我

1962年，我进了中国京剧院。1964年京剧院排练《红灯记》时，周总理经常过来看一看，发表一些意见。

其实我和总理早就认识了。我在上世纪60年代初几乎每周都要进中南海，见毛主席和周总理等，给他们清唱京剧，还常被留下来参加舞会。我排《红灯记》时，总理没少批评我。我是学花旦的，出场讲究要喜兴，一出场一撩台帘都面带笑容、眼睛发亮，我一开始演李铁梅时也这样。总理批评我了，说:“长瑜呀，你怎么那么高兴呢?笑眯眯的，这可是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呀，宪兵和狗腿子到处搜查，闹得人心惶惶，谁还顾得上买东西?你好高兴就跑出来了。”还有，我有时演着演着就情不自禁地摇头晃脑，总理在旁边又说:“你这个李铁梅，摇什么头呀?”总理一批评，我觉得挺紧张的，一遍一遍地琢磨如何来改掉毛病。后来，总理出国访问回来顾不上休息，就到排演场看我的戏，说:“好!毛病改了，进步了。”听了这话，我真觉得特别受鼓舞。

江青认为我对抗她

“文革”一开始，我就开始倒霉。那时在我们院，贴我的大字报到处都是，说我是“修正主义的苗子”、“狗崽子”等，还说我“作风不正派”什么的。那时江青也认为我对抗她，接着我就被停演了一段时间。但最后江青看来看去，还是觉得我演李铁梅比较顺眼些，就没把我给换掉。别人看我演李铁梅演得挺红的，都以为我一定很受宠，谁也不会想到一走下舞台我就成了天天挨批的“反面教材”。最能安慰我的，是总理帮我说了话。那是1967年，文艺界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总理当着江青的面说:“长瑜和我一样，都是旧官僚出身，但是和家庭划清了界限，她现在演的就是革命戏嘛。她也是我们党培养起来的嘛。”当时，我的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北京 刘长瑜 70岁)

和声

失手伤“鬼子”

1970年，我们湖南橡胶厂从车间抽调工人排练《红灯记》全剧，我扮演人力车夫和游击队员。有一场戏是游击队员和日本鬼子拼斗，挥刀向鬼子头上砍去。排练中，我一失手将扮演鬼子的胡长庚师傅后脑砍伤，害得他包着纱布排练和演出。(湖南长沙 胡向仁 60岁)

演出待遇是一碗粉皮汤

1966年3月，我去浏阳县城开会时买到一本《红灯记》评弹唱本，并召集大队宣传队将这个弹唱本改成了剧本稿，一起排练、演出。我们还被邀请到邻近大队去演出，待遇是每人一大碗用红薯粉做的粉皮汤。(湖南长沙 徐存思 68岁)

儿子“流血”妈心疼

1968年春，我任大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演《红灯记》中的李玉和。当演到李玉和血迹斑斑被日本兵押着上场时，我妈妈突然跑到我面前，大声叫了起来:“儿呀，你咋被打成这个样子?”(湖北襄阳 熊元惠 67岁)

梦中也在喊台词

1968年春节前夕，领导决定赶排样板戏《红灯记》，我演铁梅的邻居慧莲一角。排练时，我还负责给“李铁梅”提词。我甚至在梦里都把铁梅的台词大声地喊出来，把一屋子知青都吵醒了。(北京 刘云丽 6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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