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27年11月，中央在上海建立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由周恩来直接领导。1928年11月，中央又决定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组成特别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主持。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了解和掌握敌人的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惩办叛徒特务。特科设总务、情报、保卫三科，总务科(一科)负责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营救安抚等工作，科长洪扬生;情报科(二科)负责收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科长陈赓;保卫科(三科，也称红队、打狗队)负责保卫机关，镇压叛徒特务等，科长顾顺章(兼)。1928年又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四科)，负责设立电台，培训报务员，开展与各地的通讯联络工作，科长李强。特科在上海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建立反间谍关系，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人打入敌特机构，建立秘密电台，营救任弼时、关向应等领导干部，惩治叛徒何家兴、贺治华(女)、白鑫等等，为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发挥了重大作用。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中央特科重新调整，由陈云总负责，兼任一科科长，二科科长潘汉年，三科科长康生(化名赵容)，原四科的工作1932年后交给中央。经整顿，特科改变工作办法，创立统一战线工作与情报工作相结合的独特方式，重建情报关系网。1933年中央迁离上海后，特科工作由武和景等相继主持。1935年9月分批撤离，上海设办事处。聂荣臻、旷继勋、柯麟等人也参加过中央特科的工作。

上海中央特科还派人在北京建立了特科，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指挥，不和北京市委发生关系，后被国民党破获。电视剧《人间正道是沧桑》中，把红军干部杨立青调到特科，就是用了旷继勋这个原型，因为旷继勋枪法极好，在上海威慑力很大。右图:上海巨籁达路四成里12号(今巨鹿路391弄12号)是中央特科所属中央电台训练班所在地。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之初，并没有建立其自身的武装，因此，也没有负责开展情报收集，政治保卫，暗杀破坏的机构。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当年5月，周恩来在当时处于武汉的中共中央军委会(此军委会负责在国民革命军内部的共产党活动，并不掌握军队，与日后的军委会不可同日而语)下属设特务科，又称中共中央军委特务工作处，负责中央的安全保卫工作。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等人发动七一五事变之后，中共中央再次被迫转移至上海租界内。10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将特务工作处改组为特别行动科，加强安全保卫工作。

1927年11月，中央特科正式成立，由周恩来直接负责指挥，主要骨干人员为曾经到苏联学习政治保卫的陈赓、顾顺章等人。特科分为特一科(总务科)、特二科(情报科)、特三科(行动科)、特四科(交通科)四个部分。

成立于1927年11月，历任科长洪扬生、欧阳钦，主要负责以各种合法身份处理中央的日常杂务;包括文件资料的保存，以合法身份担保中共人员，以合法身份租房作为中共机构的活动地点，或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中共党员等等。

成立于1928年4月，历任科长陈赓、潘汉年、王世英，主要负责在国民党、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等敌对机关内发展内线，获取信息;情报科的活动根据现有资料的披露，可以说是相当成功，有不少国民党及租界的人士被情报科收买，其机构也被情报科渗透。

成立于1927年11月，又名红队，中央特科内部自称“打狗队”。历任科长顾顺章、谭余保、康生、邝惠安、王世英，主要负责武装保卫、镇压叛徒工作;曾经多次实施劫囚等行动，也多次采用暗杀的方法惩处背叛中共并对中共造成危害的前中共党员。其中，前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投向国民政府后，也被红队报复。由于顾顺章家就是当时中共的一个重要联络站，其家庭成员都见过当时中共中央的骨干成员，所以红队为了隐藏当时中共人员身份，不得已杀死顾顺章全家。

成立于1929年，后更名无线电通讯科，科长李强、张沈川等，后该科转属中共中央书记处直辖，主要负责与各苏区和共产国际的无线电联系。各个苏区与中共中央的陆路水路交通线也归交通科负责。苏区负责人前往上海，或者中央人员进入苏区，都由交通科安排行动路线并有专门的交通员陪同。

中共中央赋予中央特科的职责是:保卫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收集情报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建立秘密电台;向革命根据地通报敌情。可见，中央特科是一个兼具保卫和情报双重职能的机构，它肩负的任务神圣而艰巨。

总务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以合法的身份在上海活动，包括担保共产党员，租房作为共产党员的活动地点，以合法途径保释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通过政治立场中立的党外人士，影响租界当局或国民党当局的司法机构，使被捕的中共党员得以无罪释放或者轻判。它曾成功保释或通过法律手段营救过不少尚未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包括两次使任弼时无罪释放。此外，总务科开办多种工商经营业务，以合法的途径为党筹集活动经费，同时掩护党的相关活动和人员。总务科还负责共产党员家属的安置，抚恤死伤的共产党员家属。

情报科的主要工作内容是打入国民党当局和外国殖民地租界当局内部，获取情报、分析情报、掌握敌人动向，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情报支持。被周恩来同志誉为“前三杰”的钱壮飞(潜伏在南京)、胡底(潜伏在天津)、李克农(潜伏在上海)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行动科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在白色恐怖深重的地下战线进行政治保卫工作，包括营救被捕人员、镇压特务叛徒、保卫党中央、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党员的安全。例如营救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军委委员颜昌颐，中央军委负责兵运工作的邢士珍等人，惩处出卖他们的叛徒白鑫(时任中央军委秘书);惩处出卖蔡和森(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恽代英(时任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长)的叛徒顾顺章(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等。

交通科主要工作内容是与共产国际以及各苏区保持联系、勘察线路，护送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骨干进出白区，转移已暴露的同志和被营救出的同志进入苏区。其工作方法为派交通员陪同，由各地情报点、交通站沿途护送。随着以李强为首将特科秘密电台研制成功、周恩来亲手编制的共产党第一部密码“豪密”的启用，以及电讯班培训队伍的扩大，交通科开始转为专职负责与苏区及共产国际进行无线电联络的部门，交通站的人工联络方式被逐渐取代，但交通站在人员护送方面的功能一直保留，没有因此而削弱。

曾经担任中央特科主要职务，和胡底，钱壮飞一起打入国民党特务徐恩曾的特务机关，被称为中央特科“前三杰”之一，曾亲自护送过刘伯承。在中央特科取消后，长期担任苏区的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职务，后又担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领导职务。长期主管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保卫和情报收集工作。

被称为中央特科“前三杰”之一，曾赴南京打入国民党人徐恩曾组建的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0年，奉命在南京开设“民智通讯社”。当年年底，又被国民党派往天津开设“长江通讯社”。由于胡底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特工，于是实际上胡底奉命开设的国民党特工机构，都成了中共的秘密活动据点。1931年4月，胡底，钱壮飞，李克农“前三杰”都转移去中央苏区。1932年底，胡底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1934年9月，因反对张国焘另立党中央，胡底被张国焘下令处决。中共取得大陆政权后，给予胡底极高的评价，追授“革命烈士”荣誉称号。

被称为中央特科“前三杰”之一，是国民党特工徐恩曾的同学，因此获取其信任，并担任徐恩曾机要秘书。1929年底，徐恩曾奉命赴南京秘密组建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钱壮飞趁机打入这一特务组织内部，并且引入李克农、胡底二人卧底。钱壮飞完全掌握了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电报密码本。为中共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极大的便利。1931年4月24日，中央特科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政府抓获并叛变。 由于顾顺章自恃握有大批中共机密，要求面见国民党高官后，方可透露，用以自抬身价，国民政府汉口当局不得已用军舰将顾顺章送往南京，并且发电文至上海通知徐恩曾。恰好此时徐恩曾不在，钱壮飞利用其掌握的密码本译出电文，立即派人赶往上海，在顾顺章供出中共所有重要领导人名单，住址，活动地点之前，将消息通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此举使得中共中央避免了毁灭性的打击。钱壮飞因顾顺章事件而暴露身份，转移去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钱壮飞失踪，有说法称其在侦察途中被当地民团杀害，有说法称被国民党特务认出而遭杀害，甚至有说法称其因故被中共内部镇压。说法不一而足，现史学界比较倾向于采用第一种说法。

中央特科早期领导人，与陈赓一起选派至苏联学习政治保卫，是特科的前三位人物之一。直接负责特科行动科，即红队。多次直接指挥劫囚，暗杀等活动。后于汉口被捕，被捕后自抬身价，不愿在面见国民党高官之前供出中共高层名单和住址。国民政府汉口当局被迫将其以军舰送往南京，并发密电至南京。结果密电被在南京卧底的中央特科情报科人员钱壮飞破译，抢在顾顺章到达南京之前通知中共中央实施转移。避免了中共中央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后，顾顺章亲自带领国民党特工，大规模搜捕中共党员，直接导致蔡和森等中共人物被捕并处决。顾顺章被中共列为头号叛徒，中央苏区特地发出一号通缉令，要求全国苏区红军，工农赤卫队，革命群众，对顾顺章格杀勿论。随后其虽逃过红队的报复，但其全家，以及当时在其家的人员共十多人都被红队杀死。此后，顾顺章因种种原因，逐渐不得国民党特工机构的信任，于1930年代被国民党特工机构秘密处死。

曾任中央特科情报科负责人。自中共中央迁往中央苏区，中央特科取消后，原中央特科部分地下工作系统留在江南一带潜伏活动。长征之后，潘汉年作为江南一带中共地下工作的实际最高负责人，重返江南地区，指挥中共地下工作长达十多年，自抗战开始直至解放战争结束。

邝惠安是位神枪手，能双手使枪，百发百中。1930年10月，受周恩来重托到上海担任中共中央保卫部门所辖“红队”(又称“打狗队”)队长。在他的领导下，在1930年到1934年期间，有多名叛徒与特务倒在“红队”的枪下。1934年秋不幸被捕，被捕后反复经受竹针、皮鞭、老虎凳、保险伞、辣椒水等酷刑，依然大义凛然，坚贞不屈。1935年4月13日英勇就义。^[1] 

国民党特工，此杨度并非民国初期的政治人物杨度。杨度被中央特科收买控制后，多次协助特科，并为特科的活动提供便利。杨度后于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

营救任弼时 1928年和1929年任弼时两次被捕，因为尚未暴露身份，中央特科都成功的用合法手段将任弼时保释或轻判。两次成功的营救了任弼时。

营救彭湃1929年彭湃等四名中共高层领导人被捕，中央特科行动科曾计划劫囚车营救彭湃等四人。中央特科由顾顺章亲自带队，出动数十人，手持长短枪支埋伏于囚车必经之路，志在必得。但最后因国民政府临时更改囚车行程和时间而未能成功，营救失败。

暗杀白鑫1929年彭湃等四名中共高层领导人被处决后，中央特科迅速查出叛徒为原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白鑫投向国民政府后，被安置于国民党特工范争波的公馆内暂避。后摄于红队的威名，决定出洋躲避。8月份，白鑫在范争波，其弟范争洛以及四个保镖的掩护下，于深夜11点离开公馆等车前往码头。但中央特科早已获得其船期情报，红队已经埋伏在公馆之外。当白鑫一行人出现时，早已埋伏在公馆外的红队队员立即冲出，乱枪将四名保镖，和范争洛击毙，将范争波击至重伤。白鑫夺路而逃，仍然被红队队员追上并被枪弹打至脑浆迸裂。

获取军事机密中央特科顺利获取第五次反围剿的国民革命军军事机密并送达中央苏区，使得红军能顺利实施战略转移。

情报始祖:中央特科作为中共的第一个政治保卫和情报特工机构，在中共党史上有特殊地位及影响。由于中央特科的高效率工作，尽管中共中央长期置身于上海这个国民政府的统治中心和外国势力有极强影响之地区，非但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还能有效的指挥全国的共产党活动。在中共中央迁入苏区，特科取消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延续了中央特科的职能。随后在抗战时期先后成立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中共中央社会部，中共中央调查部等机构。中共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后，在公安部下属成立政治保卫局，在1980年代又成立国家安全部作为政治保卫和情报机构。可以说，中央特科是中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保卫和情报工作机构的始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