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是如何一步步获得咸丰帝的宠幸的?

[摘要]《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一书以影响近代中国的关键人物洪秀全、曾国藩等为载体，叙述中华文明逐渐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艰难历程，从而对近代中国历史进行多侧面的探究与反思。

《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曾纪鑫 著，九州出版社

本文摘自《千古大变局--近代中国的11个寻路人》，曾纪鑫 著，九州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年1月。

慈禧太后于晚清执掌实权，看似偶然，实则是中国古代社会循着昔日惯性轨道进入末世之后的一种必然呈示，一次颇具意味的“盘点”与象征:帝王专制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幕后交易、暗箱操作、不择手段，慈禧虽非集大成者，但其垂帘听政使得这一特征更加具象化、表面化、象征化 ;专制王朝越强大越繁荣，便越开放越阳刚，越穷困越衰弱，则越封闭越阴柔，晚清时期既是满清王朝的暮年，也是两千多年中国集权专制社会的末年，由女人慈禧长期主政，自是积贫积弱、阴柔至极了 ;慈禧前后三次垂帘，操纵权柄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也是中国集权专制社会具有“顽强”生命力的一个真实缩影，慈禧只需依附其上，凭借其惯性便能享受专制特权“终身制”，一直干到老干到死，最后才无可奈何地撒手而去……

慈禧的一生，从出生而老迈直至七十三岁病逝，总是笼罩在诸多朦胧而神秘的色彩与谜团之中，正如垂帘听政时那躲在布帘背后若隐若现的身影，大有呼之欲出之势，却又难窥其人，难睹其面。

首先是身世之谜，诸多野史、轶闻、逸事、笔记在传闻故事的基础上穿凿附会，大肆渲染，仅出生地就有“北京说”、“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山西说”等五种说法。就连慈禧被选入宫，也经过一番加工处理“目的化”了，虚构为创建清朝的努尔哈赤与古代海西女真叶赫族有着不共戴天的世仇，叶赫那拉氏的慈禧为报先祖之仇，便开始了一系列进宫受宠、夺权弄权、颠覆清廷的“宏伟大业”。还有一则更为离奇却为普通百姓深信不疑的故事，某县令吴棠派杂役携银三百两祭奠亡友，却将银两错送到慈禧姐妹送父归丧的船上，吴棠为“放长线钓大鱼”，也就将错就错地扮演了其父亡友的角色。慈禧于这一无异于雪中送炭的仗义之举铭记于心，以后知恩图报，任命吴棠为四川总督。又传慈禧最初受咸丰宠幸，是因擅长地方曲调之故，所以又派生出两种传说，一说她生在江南，唱南方小曲是其“拿手好戏”;一说她家贫无以为生，便在北京充当号丧女以资糊口，担任丧娘的阅历练就了慈禧喜曲善唱的献媚本领……

其实，根据故宫档案记载，慈禧老家就在北京西单牌楼劈柴胡同(今北京西单辟才胡同)。以慈禧先祖、父亲的任官时间及地点推测，她的出生地应在北京。而叶赫那拉氏家谱中的记载则十分明确:慈禧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十日(1835年 11月 29日)卯时，出生地北京西四牌楼劈柴胡同，取名叶赫那拉·玉兰，刚一出生，计有男差、妇差各八人精心照料。近来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一份清朝皇帝遴选秀女名单，上有慈禧妹妹，也即醇亲王奕譞福晋、光绪皇帝生母的选秀记录，记着她的出生年月、生世渊源等，特别是详细住址一项，可进一步证实慈禧确为北京人。

于是，“浙江说”、“安徽说”、“内蒙说”便不攻自破，但始于 1989年 6月的“山西说”却令人真伪难辨。“山西说”认为慈禧是汉人，出生在山西长治县西坡村一个穷苦农民家庭，四岁时卖给他人，十二岁又转卖给潞安知府惠征--也就是清宫档案记载的慈禧父亲为婢。后受知府夫人看重，收为养女，咸丰二年(1852年)以叶赫那拉惠征之女应选入宫。“山西说”之所以受到专家学者重视，在于有大量的慈禧遗迹、遗嘱、遗物以及民间传说为凭。但此说也有许多经不起史家推敲、考证的存疑之处，可视为“北京说”的一个参照，“对慈禧研究中一个薄弱环节的重要补充”。于“山西说”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阅《慈禧是山西长治人》一书。

不论出生北京还是山西，慈禧于 1852年选入皇宫，这是一个“铁板钉钉”不可否认的事实。其时，作为慈禧的亲父也好，养父也罢，惠征还在安徽宁池太广道任道员。第二年惠征在镇江病逝，已在宫中被封为兰贵人的慈禧，尚没有本事走出宫门半步。也就是说，所谓慈禧扶柩归乡，吴棠错送银两等相关传说纯属子虚乌有。一个最起码的事实，那就是慈禧太后终其一生，根本就没有到过江南。

其他传得“有鼻子有眼睛”的野史趣闻，也多属捕风捉影、胡编滥造，可在类似的考证中剥去言之凿凿的外衣，澄清事实，使其“原形毕露”，还历史以真相。

慈禧所置身的时代，是一个男人专权，女人饱受歧视，缺乏最基本“人权”的专制时代。清廷明确规定，女人不得参政、议政、主政。因有民族压迫这重枷锁，汉族女性较满族女子尤受欺凌，从小裹脚遭受身体摧残，“三从四德”的心灵摧残更是伴随一生，就连入选宫女的资格也没有。“山西说”如若成立，慈禧刚一出生，便“定格”于社会的最底层，儿时的苦难肯定令她不堪回首。

有一次，慈禧忍不住对身边的女官德龄说道:“自余髫龄，生命极苦，尔所知也。以余非双亲所爱，尤觉毫无乐趣。吾娣所欲，亲必与之。至于余者，靡不遭呵叱。”慈禧儿时不受双亲喜爱，经常受到他们的呵斥，奇怪的是，妹妹却极讨父母欢心，对她简直是百依百顺。这是否从另一角度证实慈禧确为惠征养女?当然，也有可能是慈禧从小个性太强的缘故。不然的话，她十六岁时便具有“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的本事，则无从解释。按“山西说”推算，慈禧十二岁被一农民转卖给惠征，先为奴婢，后为养女，为婢时不可能求学，也就是说，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要达到史书所记载的个人学养，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不管怎么说，儿时“极苦”的生活，既是她生命向上的顽强动力，也是她一辈子挥散不去的沉重阴影--此后在宫廷中极力追求、铺排的豪奢生活，便是一种变态的补偿。

慈禧从社会底层晋为贵族，后跃居掌控大清帝国命运的主宰长达近半个世纪之久，被外国人评价为“慈禧太后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人，在世界历史上也绝无仅有”。她比皇帝还要皇帝，那些歧视女人的男人无不对她俯首帖耳，所有王公大臣无不不诚惶诚恐地匍匐在她的脚下不敢仰视，战战兢兢而又心悦诚服地顶礼膜拜，哪怕当时最优秀、最权威的“极品男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胡林翼等，也被她玩弄于股掌之间。在男性执掌所有话语权的社会与时代，慈禧以一名女人的身份抗衡“反拨”，达到他人难以企及的“相对高度”，除了机会与幸运，更多的恐怕在于其鲜明的个性、突出的才华、超越他人的能力，以及对专制文化的因势利导与“合理”运用。

八旗秀女选入宫中，由下至上分别为宫女、答应、常在、贵人、嫔、妃、贵妃、皇贵妃、皇后，层次等级极为森严。后宫佳丽如云，慈禧从一名普通宫女脱颖而出，是其成功的第一步。广为流传的慈禧当年以兰贵人的身份躲在宫中某一绿荫之处，在已买通的太监“牵线搭桥”下，靠南方小调撩逗皇上，取悦圣心，不过是一则想当然的传闻而已。慈禧其实根本不会南方小曲，她喜好的是京剧、山西梆子等北方戏，兴趣来了，当然也会唱上几曲。

慈禧获得咸丰帝的宠幸，由多重因素的综合效应所致。她天生丽姿，容貌出众，据德龄在《慈禧太后私生活实录》中所记，古稀之年的慈禧“还是一个很美丽动人的女性”，一双手“不仅白腻，而且是极柔嫩，决不在我们年轻人之下”，由此可以推想，五十年前豆蔻年华之时的慈禧该是多么娇美出众。英雄爱美人，皇帝爱美女，自古皆然。加之她又是那么聪明伶俐，善解人意，使得咸丰帝“初幸慈禧，颇有惑溺之象，《长恨歌》中所谓‘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者，仿佛似之”。对此，慈禧曾得意地对人说道:“宫人以我美，咸妒我，但皆为我所制。”此语不仅道出了貌美遭人嫉妒之事，更反映出慈禧工于心计，极有手腕，其他宫女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此后她将这种手段用于官场政治，就更其老辣游刃有余了。

慈禧既懂满语，又通汉文，入宫前便具有一定的“国学”基础，并非某些宣传品所说的那样不学无术，全然愚昧无知。从她留下的一份亲自草写的早期诏书中那不少的错别字，可知其文化水平不是太高，但她对书本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迷信，入宫后仍长期读校古书、临书作画不已。她特别爱读《红楼梦》，几乎到了略能背诵的程度，并常以贾太君自居。据《慈禧写照记》所载，太后“能为诗词，出笔清新，非同凡响。又能为古文辞，得大宗气派”，“独能振笔疾书，洋洋千言不穷，斯真稀有之才”，又说她“最富记忆力……彼于古名家之诗文词，能滔滔背诵，如数家珍”。

咸丰帝懒于国事寄情声色，不少奏章便让慈禧代阅。因她书法不错，有“端腴”丰采，又“常命其代笔批答奏章”。慈禧于权力似乎有着一种本能的兴趣与敏感，她津津有味地做着这一切，还相机参与政事，为咸丰出谋划策。日子一长，就对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套运转模式了解得一清二楚，为日后的垂帘听政提供了便捷与基础。可以想见的是，没有这段执掌清廷政权的实习与锻炼，对政事一无所知，此后的垂帘听政便无法施行。

慈禧地位的遽变与尊显，最关键的一项，是她生下了咸丰帝唯一的儿子载淳。就连慈禧生子这一被清宫记录在案的大事，也有稗史野乘扇动想象的翅膀，舞动生花妙笔，说载淳并非慈禧亲生，而是她将另一名产子的宫女毒死后抢夺而来的猎获物 ;还有一本小说虚构得更为有趣，文中描写慈禧确曾做了母亲，只是所生仅为一名女婴，后在大小太监们的帮助下，才从宫外偷偷换回一个男孩。

以上两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未尝不可，若认定为历史事实，则不值一驳。慈禧如若没有确凿的生养儿子这个重要砝码，其他一切都是镜中月与水中花。对此，别的宫女就是不服气也不行，有本事你也培育一名皇子竞争。有人说这就是天意。天意也好，人为也罢，总之是慈禧凭此而扶摇直上了，在产下载淳当天，未满二十二岁的她就被晋封为懿贵妃。因当时后宫没有皇贵妃，慈禧之上，只有一位贞淑贤明、心地善良的孝贞皇后，她便一跃而成为后宫第二号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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