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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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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2013/12/25 10:25:23  来源:人民日报

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记云南省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杨善洲,老牛拉车不回头,当官一场手空空,退休又钻山沟沟;二十多年绿荒山,拼了老命建林场,创造资产几个亿,分文不取乐悠悠……”这是云南省保山市群众自编的一首歌谣,赞扬保山市原地委书记杨善洲。

杨善洲,1927年出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1951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记,1988年退休。退休的第三天,他返回家乡大亮山,住茅棚,修山路,在荒山上义务造林。在寂寞的山里,他“冬天当团长(烤火围成一团),夏天当县(陷)长(下雨后都是泥巴路)”。为了多栽树,他在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20多年过去了,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6万亩茂密的林场,其中有上大街靠捡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无偿奉献给国家。2010年5月5日,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

日前,记者沿着杨善洲足迹进行了深入采访。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高尚的情操,令人震撼。60年来,这位老同志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超然物外的境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心上,公而忘私,廉洁奉公,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不为自己“留后路”,一辈子淡泊权力、名利、地位。云南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普通司机对记者说:“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老书记做到了!”

杨善洲告诉家里人:“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杨善洲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不是给我们家人当!”

杨善洲家的房子就在大柳水村的山坡上,是2008年新建起的一栋砖瓦房。大女儿杨惠菊说,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漏雨就用土罐接,雨大点水就往房里灌。

20世纪70年代,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房子漏雨无法住,赶快寄钱修补。杨善洲摸遍全身,找不到钱,寄了仅有的30元钱。担任地委书记多年,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加祥告诉记者:老书记用钱很“散”,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他也掏钱帮着买。“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

1988年,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家里人借了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能不能凑点钱帮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到9600元。老伴说:“9600元,能还5万?”结果,房子没入住就卖了。此事在保山市广为流传:“施甸有个杨老当(‘文革’期间被定为‘当权派’),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离开林场后,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屋里陈设简朴,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小女儿说,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馒头。杨善洲的孙子曾抱怨他积蓄少,杨善洲回答:“要跟群众比,我有工资生活,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

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特殊”,而且要求家人与其他群众一样,承受生活的艰辛。

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政策,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农转非”,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问及此,杨善洲解释说:“我当时想,大多数科、局长,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我这个‘班长’怎能转?”

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惠菊,为照料妹妹,在小学六年级退学。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的秘书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杨老当’,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三女儿杨惠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多元。这笔钱,家里有时也付不起。一次交学费,大姐杨惠菊砍掉屋后竹子卖,赶了8次街,凑得200元。经学校反映,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将杨惠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便于书记照顾。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他反问道:“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这件事该怎么办?”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老伴也风烛残年,家里实在困难,便跟民政商量,送去100斤粮食。杨善洲知道后,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在杨善洲这里,公与私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杨善洲回家,自己买长途客车票。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车。”1984年4月,杨善洲回家后,准备与三女儿杨惠琴一起返回保山。走了几小时到姚关镇时,突遇大雨,父女俩便在镇政府里躲雨。晚上8点多离开,党委书记担心他们安全,想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杨善洲坚决不同意。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为难了:专门派车,杨书记肯定不坐,不派车又的确危险。上下商量后决定,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请他们搭顺路车。如此这般,父女俩才上车回到县城,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

回顾84个春秋,杨善洲说“只有一件事还没解决”。原来,保山机场举行庆典时,送给杨善洲等嘉宾每人一块电子表,该表至今未还回去,这事让他惴惴不安。

不提拔身边人,不照顾家乡人。在杨善洲的心中,只有党的意志和群众利益。

杨善洲29岁起担任县级干部,39岁担任地委副书记,50岁起担任地委书记,平民本色几十年不改。他喜欢戴草帽,穿草鞋,当地群众亲切地称呼他为“草帽书记”。他脸色黧黑,双手粗糙,农民式的穿戴。有一次,杨善洲自己下乡,到乡政府打听乡领导。乡秘书看他以为是农民,便打发说领导不在。杨善洲不急不恼,自己进村转悠,了解情况。

作为地委书记,杨善洲除了开会,很少待在机关,大半时间跑乡下,一辆吉普车三四个人,直接到田里,到群众中间,看茶叶,看甘蔗,看稻谷,等情况摸透了,才叫来当地干部。杨善洲原来的秘书告诉记者,做他的秘书,要苦得起,累得起,老书记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碰到插秧就插秧,碰到种包谷就种包谷,好衣服肯定穿不成。

保山当时下辖5个县,每个乡都有杨善洲足迹。最远的龙陵县木城乡地处中缅边境,不通公路,杨善洲绕道潞西,花4天时间赶到,了解群众困难程度,是否可以办糖厂。

杨善洲说:“带领群众干,做给群众看,不高高在上瞎指挥,群众才会服你。”为提高粮食产量,杨善洲在保场镇种了半亩试验田,改种粳稻,自己用“三岔九垄”式插秧,一亩地提高产量三四百斤。直到现在,保山当地群众还用“三岔九垄”办法插秧。杨善洲另外还有“坡地改梯田”、“条田”、茶叶、包谷等试验田,群众称呼他为“粮书记”。

杨善洲开展自我批评从不给自己留情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先后3次在全地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公开承认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认识不到位,工作推进慢。

杨善洲下基层从不允许吃饭不结账。有一次在龙陵县调研,在县委食堂吃饭一共花了6.5元。回保山路上,杨善洲问秘书是否结了账,秘书如实汇报,杨善洲命令马上回去结账。结果往返车费花了近30元,在龙陵县住一夜又花了3.5元。秘书问:“为了6.5元的饭钱,花了33.5元,值不值?”杨善洲说:“账不能这么算,不能占基层便宜!”

杨善洲从不提拔身边的人,这是他在担任地委书记期间确立的“土杠杠”。凡是提干,先由组织部门提出意见,常委会讨论,杨善洲从不打招呼。然而,对于基层扎实肯干的干部,杨善洲不拘一格提拔。1980年,中央要求提拔使用有文化的年轻干部,23岁的杨习超便成为当时全省最年轻的公社书记。杨善洲从不特别“照顾”家乡。老家的人来找过几回,杨善洲说,以后不要来了,影响工作。杨善洲说:“我退休后,会给家乡办一两件事!”

“退休后,回大亮山种树去!”没有房,自己搭窝棚;没有路,自己铺,杨善洲在荒凉的山上造林20多年。

杨善洲告诉记者,在地委做领导,不方便照顾家乡,遭到家乡人埋怨。“我当年告诉过他们,退休后给家乡办一两件事。”杨善洲说。1988年退休时,省委领导与他谈话,希望他住在昆明安享晚年。杨善洲说:“退休后,回大亮山种树去!”

上山造林,老伴劝他:“等你坟头长草了,树还砍不了呢!”杨善洲说:“我们死了,后代还可以享受。”

大亮山在施甸县城东南44公里,平均海拔2600多米,杨善洲16岁失去父亲,和守寡的母亲艰难度日。母亲常常带他到山上挖野菜、草药等到集市上卖,是大亮山养活了杨善洲一家。

当年3月8日,也就是杨善洲退休后的第三天,他卷起铺盖当晚就赶到离大亮山最近的黄泥沟。杨善洲从地委大院消失了,大亮山上多了一个赶马人。大亮山群众有人叫他大爹,有人叫他大哥--他们也不清楚杨善洲是多大个官。没钱建住房,杨善洲带领大家用树杈枝叶搭窝棚;没有公路,大家人挑马驮,把锅灶、粮食、行李搬上山。整地、育苗,雨季一来临,杨善洲就带领大家起早贪黑植树。1988年,造林10000多亩。

“好个大亮山,半年雨水半年霜;前面烤着栗炭火,后面积起马牙霜。”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杨善洲领着职工一边造林,一边动手,花了7000元修建起40间油毛毡房。这油毛毡房,冬天冷,夏天闷,杨善洲一住9年多。吃饭、办公的桌椅、床铺,大家因陋就简,就地解决。没有肥料,大家提着粪箕到村寨路上捡牛马猪粪作底肥。没有资金,杨善洲多次到省、市相关部门去筹措……

在林场,杨善洲每天6点多起床,7点干活,一直忙到晚上六七点钟。雨季以造林为主,从12月到来年6月则是巡山防火期,一天要走十几公里的路。因为管理得好,大亮山林场至今没发生过大的火灾。

1992年,大亮山林场建成第一间砖瓦房,杨善洲执意不住,“我一个老头子住那么好的房子干嘛?”硬是把新房让给新来的技术员。1999年来到林场的现任场长董继军说,老书记是最后一个从油毛毡房里搬出来的,也是最后一个从砖瓦房搬出来的。9年多的油毛毡房生活,使杨善洲患上了关节炎和风湿病。

杨善洲上大亮山种树后,老秘书苏加祥以《保山日报》记者身份采访他3次,其中一次边烤火边聊到凌晨两点多,越聊苏加祥越觉得沉重。老书记最初和孙子一起上山,山上雾气大、条件差,孙子呆不住走了。大冬天的,杨善洲就穿双磨破的黄胶鞋,露出大脚趾。回来后,苏加祥买双武警用皮鞋送去说:“你也不能太不在乎自己的身体了。”杨善洲的职务是大亮山林场义务领办人。这个“职务”,无需组织任命,不拿一分工资。与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工人发工资,杨善洲出义务,不取分文。林场执意发工资,他只接受每月70元的伙食补助,1996年增加到100元。

林场场长董继军说,老书记吃饭简单,抽烟是老百姓抽的牌子,多年穿那么几件衣服。杨善洲办林场10多年,争取了不少资金,按当时的规定,引进资金可以提成,但是杨善洲一分不要。他说:“拿工资就要干活,引进资金项目是本分,怎好意思拿提成!”

1999年11月,杨善洲修枝时,滑倒了,左腿粉碎性骨折。花了两千多元药费,林场要给他补一部分,他拒绝。腿愈后,他回到大亮山。省市领导考虑到杨善洲年纪大了,往返林场办事不方便,就专门为他配了辆三菱车。杨善洲坚持支付路上的伙食费,子女坐车要付钱。他说:“当个领导够‘特殊’的了,还要多占便宜,太不应该了!”

记者看到,在林场的一片果园里,碗口粗的果树整齐行列,树种却很杂,有桃树、苹果树、木瓜树等。董继军场长道破秘密:“凡是能捡到果核的树种,果园里都有。”原来,为了多栽树,杨善洲当年经常到大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有的人说,地委书记干这事太丢人了。杨善洲却十分坦然:“不花钱又能富山,何乐而不为?”

杨善洲将5.6万亩林场移交,不沾一点好处,不带一根草去。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被他回绝。杨善洲说:“我公开讲过的,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嘛!”

车进大亮山,森林望不到边。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难觅当年秃山荒岭踪影。林场如今初具规模:人工造林5.6万亩,树种以华山松为主,杂木林有1.7万亩;修通公路26公里,架通高压线15公里;修建茶叶初制所1幢14格,职工宿舍7幢23格,守山哨棚5幢13格。茂密的山林中,活跃着白鹇、野猪、野鸡、狗熊,还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灰叶猴。

这就是一位花甲老人,用20多年时间,披星戴月,带着大家,一棵树一棵树“造”出来的!

眺望青青大亮山,有人算账:5万多亩华山松,每亩200株,一共1000多万株。按每株30元,总价值3亿多。林子每年成长,那更是一笔可观的绿色存款。也有人这么算账,生态效益无法估量,社会效益无法估量,共产党留下的精神财富无法估量。

2009年4月,82岁的杨善洲把5.6万亩大亮山林场经营管理权移交给县林业局。移交林场时,他不沾林场一点好处,不带林场一根草去。许多人劝杨善洲:就不能留下点儿!也有人说这个社会有钱不要,是个大憨包。县委决定奖励10万元,被他回绝。杨善洲说:“我公开讲过的,退休后给家乡群众办点实事--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不能糊弄群众嘛!”

多少人曾经恭敬地伫立在杨善洲曾住过的窝棚前,心潮澎湃。油毛毡房已经朽烂,房顶垂下来几张破席子,剩下的床腿露出的是硬木桩子,上面布满青苔。窝棚前面的几棵雪松,郁郁葱葱,冲天而立。它们是杨善洲退休时从花盆移过来的树苗。睹物思人,“共产党的干部,不能在机关大院里做盆景,要到群众当中做雪松啊!”

很多人由衷赞叹杨善洲,他对此笑笑说:“白天造林、晚上烤火,也是一种很好的生活方式。”从1988年退休以来,杨善洲获得全国、省、市表彰22次。面对众多荣誉,杨善洲情有独钟,他告诉记者:“我最喜欢‘优秀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记者 宣宇才 (人民日报) 

责任编辑:苏虹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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