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概述
近照
杨绛(1911—)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省无锡，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当年考入清华大学，成为研究院外国语文研究生。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同年夏季与丈夫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历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西语系教授。1953年，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著有剧本《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等，翻译了《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等。1970年下放河南省息县干校，在菜园劳动。1972年回北京。“文革”后继续研究翻译外国文学，并从事散文创作。著有论文集《春泥集》，翻译了西班牙塞万提斯的著名长篇小说《堂·吉可德》等。关于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干校六记》很受推崇，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其他还有一些散文如《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等都是平常的生活琐记和关于亲人的回忆文献性质的文章。长篇小说《洗澡》(三联书店1988年初版)以客观超脱的白描手法记录了一群知识分子在1953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其间的生活遭遇，以及他们在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心态和表现，出版后很受评论界的重视。
《称心如意》、《弄假成真》、《风絮》、《将饮茶》、《回忆两篇》、《记钱钟书与〈围城〉》、《洗澡》等。
2007年 8月，在96岁高龄之时出版《走到人生边生——自问自答》一书。[1]
个人简介
杨绛与钱钟书
原名杨季康，原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得文学士学位。1933年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外国语研究生，发表第一篇散文《收脚印》即初露才华。1935年夏与钱仲书结婚，随即赴英、法留学。1938年回国。先后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和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40年代创作的喜剧《称心如意》等，曾在京沪等地上演，其语言幽默诙谐，鞭笞了人间的冷酷狡诈和虚伪自私，显示了高潮的讽刺艺术才能。1952年夏调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组(即现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至今。
晚年在散文创作方面的功力日见丰厚，1981年发表的《干校六记》，以委婉、细腻的笔触深刻揭露了四人帮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已有三种英语、两种法语和一种日本译本。她的散文集《隐身衣》也于1985年出版了英语译本。同年发表的《林奶奶》获《随笔》最佳散文奖。另外，她还翻译了《堂·吉诃德》等外国名著，1986年获西班牙“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
阅读杨绛
钱钟书一家三口
上世纪中叶以来，不知有多少卓越女性已经随风而逝，吴贻芳、宋庆龄、丁玲、萧娴、王光美、张爱玲……2008年10月，才华容德冠绝一时、曾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格局的宋美龄女士，在跨越了三个世纪的风云岁月之后，又在106岁的高龄病逝于美国纽约。虽然中国近代以来民生多艰，但有赖于中国妇女坚韧的生存意志和淡然的身后意识，与前面提到的著名女性一样，宋美龄一是活得足够长久，绝代风华随之在红尘中慢慢变老，老而弥香，散发着悠久的人格光华和文化魅力;二是同样没有留下任何系统的自传，不仅让许多如烟往事打上了一个死结，而且也让无数仰慕她传奇经历的人们倍感惋惜―――那逝去的美丽不仅值得追忆，而且，由于她们的骤然离世，许多代表世纪梦想的影像记忆也令人遗憾地失落了……与之相比，那些能够以自己的职业优势留下些许文字的女子，或许是值得后人珍视的幸事。
最近，九旬学人杨绛先生又有新作问世，这就是记录远去的一家三口欢乐与眼泪的《我们仨》。众所周知，杨是“文化昆仑”钱钟书的夫人。钱钟书堪称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界最智慧的头颅，中华第一鸿儒。作为无数光环笼罩下的文化巨人，他身边的女人应当是什么样子?是小鸟依人的弱女子，在水一方的佳人，还是刚毅独立的女强人?杨绛先生却似乎让人无法简单归类。
钱氏家族推源极古，是所谓“得姓于三皇，初盛于汉，衰于唐，中兴于唐宋之际，下暨齐民于元明，儒于清”的氏族大姓。无锡钱氏更是吴越王钱镠的后代。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和叔父钱孙卿是双胞兄弟，一个是民国大儒，一个是工商泰斗。1929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无锡辅仁中学，和堂弟钱钟韩一起考入清华大学。在清华期间，钱钟书的超人禀赋和学养便显露无遗，他的恩师、著名学者吴宓评价说:“自古人才难得，出类拔萃，卓尔不群的人才尤其不易得。当今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在老一辈中要推陈寅恪先生，在年轻一辈中要推钱钟书，他们都是人中之龙……”，从此，钱钟书“清华之龙”的声名便不径而走。
1935年秋，钱钟书考得英国庚子赔款奖学金，同年与杨绛结婚，随后一同赴英国牛津大学留学。193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研究法国文学。1938年受清华破格函聘，钱钟书偕妻女归国，直接赴昆明担任西南联大西方语言文学系教授。杨绛则来到上海省亲。一年后，钱钟书转而赴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担任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0年，钱回上海探亲，接替岳父任教于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抗战胜利后，钱钟书一面在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任教，一面任南京中央图书馆英文馆刊《书林季刊》编辑。钱之行踪所至，无不令当地师生引以为豪。期间，他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散文随笔集《写在人生边上》和文艺评论集《谈艺录》等先后出炉。建国后，钱钟书举家北上，先后任职于清华、北大和科学院。几度受出任《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诗词》英译委员会主任委员。1982年，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在历经政治风云的艰难曲折中完成了涵盖一代的《宋诗选注》和煌煌巨著《管锥篇》，其汪洋恣肆、珠玉满杯的文化才情和贯通中西、神游古今的学术造诣，代表着中国学术的原创光芒、品味极境和智慧深度，受到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景仰，不仅为中国文化树立了一杆世界性的标尺，也真正塑造了钱钟书作家兼而学者的不灭金身。钱氏有诗句“书癖钻窗蜂未出，诗情绕树鹊难安”形容自己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之间的两难境地，但无论哪方面的成就，谁又能堪与他比肩呢?
再回到杨绛这里，与钱氏一样，杨氏家族也是无锡望族。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同被张謇誉为“江南才子”。杨荫杭是当时名满上海的大律师，同时，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二十年代中期曾任北京女师大校长。期间，因受命于军阀政府开除了几名进步学生而遭到鲁迅先生的抨击。日军侵华期间，蛰居苏州老屋的杨荫榆，为保护被日本侵略军凌辱的女子挺身而出，不幸被日寇设计杀害，也算是用牺牲为其作为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生涯划上了悲壮的句号。杨绛、杨必姐妹都深负才名。
80年代钱钟书与杨绛
不妨这样说，杨绛是衬得起钱钟书的女人，也是花草丛中一棵独立的橡树，是昆仑山上的云彩、芳草、溪流。仅仅对故乡无锡而言，夫妇二人一位称得上白发无锡历史上文化地位最为尊贵的女性之一，一位是无锡四大文化品牌(吴文化、民族工业、钱钟书、华彦钧)之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森林中，两人更是相依的大树。杨绛(字季康)毕业于著名的教会学校东吴大学，后来考进清华大学研究院。早在四十年代的上海孤岛期间，杨绛就以现代剧作闻名南北，才华得以大放光彩。由于钱钟书严词拒绝汪伪政府拖他下水的企图，为了维持孤岛期间的家庭生计，几乎与钱钟书写作传世之作《围城》同时，1944-1947年，杨绛初试笔墨，先后写成了四幕喜剧《称心如意》、五幕喜剧《弄假成真》和四幕悲剧《风絮》，被大导演黄佐临看中排演，受到好评和欢迎。40年后，黄佐临先生的女公子黄蜀芹欲将《围城》改编为电视剧，一向低调的钱氏夫妇破天荒地应允了，事实证明，黄氏父女与杨绛夫妇渊源之深是无人能及的。近50高龄之际，杨绛开始学习西班牙语，之后倾心翻译了他们夫妇都极爱的塞万提斯名作《唐·吉柯德》，成为译文经典。杨绛还有受到广泛关注的《洗澡》、《干校六记》等散文随笔集，其中《隐身衣》等名篇早已广为传诵，她的大家之气让人深深为之折服。在04年3月份中国社科院和江南大学联合举办“钱钟书与中国现代学术”研讨会之后不久，为纪念杨绛先生从事创作70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了八卷本250万字的《杨绛文集》以及三卷本的《杨绛作品精选》。
她是才华逼人的，兼而有静独的态度。纪伯伦说的好――“静独是吹落我们枯枝残叶的一阵无声的风暴，但是，它把我们活生生的根芽，至深地送进活生生的大地和活生生的心里。”关于这一点，杨绛非常欣赏庄子的所谓“陆沉”，爱苏东坡“万人如海一身藏”之句。钱先生也说:“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之显学必成俗学”。杨绛40年代就已暴得大名，经历了1951-1952年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基于对新出现的社会政治现象的深刻认知，杨绛后来又有《洗澡》一书，以独到的视角描写了这场运动对人性的戕害，将“洗脑”演化为“洗澡”，实是杨绛采用的一种无奈而睿智的点化。“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本书是杨绛在多年苦难和压抑之后的一次才情大爆发，思虑深沉，文辞粹美，震动了知识界，也使湮没已久的女才子在暮年重新浮出水面。但无论是在年少得志、傲视群伦的壮年，还是在曲折艰难、被人遗忘的中年，甚至在思想和学术都高度成熟，同时社会地位的崇高、文化声名的隆盛都到达顶峰的晚年，杨绛、钱钟书夫妇一直保持稳定的心理状态，友人郑朝宗赞叹道:“在生平亲炙的师友中，在学术上始终不走弯路的似乎只有钱钟书一人，真是得天独厚!”其实不过是“人事修而天道顺”而已。在那个载沉载浮的年代，两位手无缚鸡之力的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心灵的纯正，远大的目光，要认清和摆脱诱惑，超越苦难谈何容易?!下放劳动几年后，钱钟书在周恩来的安排和保护下，再次进入《毛选》编译班子，地位不可谓不尊崇，但他却没有借此讨好献媚于当权的文革班子，连国宴也坚辞不赴。如果说，钱家此举是为了免于沦落为“政治羔羊”，那么，80年代后，钱老重回世界学术舞台，赢得一片喝彩之际，他们仍拒绝媒体的介入，在许多打着钱先生牌子的人都风光一时的情况下，享誉一时的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栏目却一直无法采访到钱先生，不免令人深以为憾。由此可见，钱、杨夫妇学术生命的常青，一方面得益于钱钟书那有如经“魔鬼夜访”般的异才，以及杨绛那仿佛得“仙韵天予”的笔力，另一方面，也不能忽略了他们共有的“宠辱不惊”、“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人生态度，机智幽默的天然性情，融通阔大的学术胸襟和相对安全的环境。
杨绛
梁衡先生曾有《跨越百年的美丽》一文写他对女中豪杰居里夫人的赞美。在国宝级的才女中，杨绛的确姿容不及林徽音，灵气难敌张爱玲，但她的容颜也有一种经得起岁月打磨的优美，有谁能比得上她“清水芙蓉”的气韵和兰心慧质的娟秀?当时能考上清华的女生寥寥无几，她的老同学曾回忆道:“杨绛进入清华大学时，才貌冠群芳，男生欲求之当偶者70余人，谑者戏称为七十二煞。”借此嫁入豪门也是可行的，但杨绛芳心未曾轻许，一直等到儒雅风流的钟书出现。1932-1933年间，失去了徐志摩的《新月月刊》日渐式微，叶公超先生负责最后几期的编务工作，汲引、提携了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其中就有杨绛和钱钟书。同乡之情、同志之知使钱、杨的相爱变得顺理成章。恋爱期间，一向严谨自守的钱基博先生偶然得见杨绛的信件，大为欣赏，竟然去信将杨绛大大夸奖了一番，并郑重其事地把儿子托付给杨小姐。红颜弹指老，数十年后，为了奖励杨绛翻译塞万提斯杰作《唐·吉柯德》所取得的成就，西班牙政府授予她奖章，当时有一张特意拍的新闻照片，那是杨绛坐在书桌前的姿态，那自然的花白直发，大框眼镜，朴素的衬衣，淡淡的微笑，“腹有诗书气自华”，最能说明胡适先生的观点“学问是铸器的工具。”因而，我们不妨这样说，如果一个女子在职业能力和女性魅力之间摇摆而无法兼得，倒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即便你不能开成一枝美丽的牡丹，也不妨成长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态也正因为有了智慧女性的奉献，方能如此灿然生姿。
她的个性是宽容的，意志力却是坚持的。“伟大的人都有两颗心，一颗心流血，另一颗心宽容。”哲人罗高也说过:“希望是手杖，忍耐是旅衣，人凭着这两样，走过现世和坟墓，迈向永恒。”杨绛常常引用英国诗人兰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同时期的其它才女，建国后要么早逝，要么成就寥寥，而杨绛的许多重要成果都是在经历浩劫之后完成的，她的文化生命如此长久和坚韧，与钱钟书的文化成就一样，成为那个平庸年代的奇迹。文革期间，钱氏夫妇饱受遭批斗和下放劳动的凌辱，女婿含冤自杀，杨绛的胞妹杨必莫名其妙地死于家中，师友陈寅恪、傅雷、吴宓均先后惨遭不测。我们今天追忆陈寅恪的不屈，顾准的刚烈，我们也不能忘记忍受着从精神到肉体双重屈辱折磨却咬牙守护生命与人格的民族脊梁们。他们在空前的灾难中不消沉、不畏缩，不卑不亢。坚持用自己博大精深的文化创造提高了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水准和创造能力，更重要的是，保持了也挽回了许多人早已失落的尊严。钱钟书曾担任《毛泽东选集》英译委员会主任，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杨绛那时在清华外文系教书。但文化大革命中，这对清华老学人同样在劫难逃。有人说文革中最想得开的，要算钱钟书和杨绛夫妇。李慎之先生曾著文回忆道，有一次，社科院猛斗“牛鬼蛇神”，别人都被斗得狼狈不堪，唯独钱先生顶着活无常式的高帽子，胸前挂着划上“×”字的大牌子昂首阔步，大大方方走回宿舍，任凭街上的孩子哄闹取笑，毫无惶悚之态。在揪斗中，钱钟书的头发被剃出纵横两道，成了十字怪兽，杨绛看了好笑，立即给丈夫抹掉十字，剔成和尚头，两人统统哈哈大笑。那时候，钱钟书在科学院文学所，杨绛在外文所，两人各自精心制作一块牌子，用毛笔工整地写上"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每天上班，他们就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欣赏。在这对真正的才子佳人看来，眼前的一切不过是场闹剧，根本不值得认真。
回顾文革往事，杨绛写下了《干校六记》。钱钟书在为太太作序时，说文革应该有三种"羞耻感"。一种是受迫害者感到的羞耻，一种是文革打手应该感到的羞耻，一种是无动于衷的旁观者应该感到的羞耻。而今天，我们感觉到的大多是第一种羞耻，打手和旁观者的羞耻感并不多见。
年轻是的杨绛
1972年，在周恩来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夫妇回到北京，但原来的房子早已住进了“造反派”，此人甚至动手打了钱钟书，钱、杨夫妇坚决予以还击。这次冲突事件当时流传很广，连“造反派”都因此敬重钱钟书三分，认为“老头儿”有骨气。罗斯福夫人埃丽诺说:“女人好像是一袋茶叶，只有在沸水冲下去时才会看出她是何等的strong。”在杨绛暮年的作品中，气度是平和温婉的，那种无声的谴责却是深入骨髓，她的文字，的确是将水作了表象，火才是她的内核。的确，钱氏夫妇始终坚守着自己天赋的“头脑、笔、骨气”三宝，这种文化品格从被文学史、学术界拒之门外到牢牢占据各自领域的首席，从未有过丝毫的动摇。
她的年纪已是垂垂老矣，心却一直是年轻的。庄子云:“正得秋而万宝成”，晚年的杨绛，文字是典型的老派知识分子风格，含蓄、节制、典雅，功底深厚，仿佛历久弥香的美酒。而同时，心态的年轻也带给杨绛幸福的家庭生活和回归天真的学术情趣。留学英国时，牛津大学丰富的馆藏文献，大大地拓展了钱氏夫妇的眼界，使他们日日沉醉其中。在牛津期间，爱女钱瑗(小名阿圆)出生了。乃至于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趣事--夫妇俩将刚出生不久的乖女阿圆，安置在书桌的抽屉里，拍了一张娃娃恬睡的照片，亲友们见了不免哑然失笑。闲时，钱钟书趁妻女熟睡，曾淘气地用墨笔在女儿的小肚皮和妻子脸上画上花脸，被杨绛用家乡话笑为“痴气”。文革期间，夫妇二人同时遭到非人的折磨，但在受批斗之余，二人还手挽着手互相安慰，令许多人既不解又羡慕;下放劳动后，两人常在干校内鱼雁往来，人们说他们真是越老越年轻，越老越风流了。八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发现别人欲说还休地关注一部叫作《围城》的奇书，几年后才有机会真正读到它，那种出生以来从未领略过的睿智的幽默、痛楚的自嘲、鲜活的生命力，真教人迷醉，无法想像，当时作者已近耄耋之年。杨绛、钱钟书成大名于三十多岁，中间的几十年光芒被粗暴地打断和遮掩了，但是，活在作品中的他们，在人们的心目中却意外地永葆了青春。更重要的是，在听惯了那个年代的惨剧之后，不由得意识到，一对佳偶的性情、追求如此相通地放达，以至于浩劫中、浩劫后仍然有源源不断的创造，真乃中华文化的幸事。
她的一生是漂泊的，又是安宁的。漂流是其形，安宁却是她真实的心意。传奇女子的经历往往写满了行走，杨绛与钱钟书相伴数十年，从无锡、苏州到北京清华园，再到英伦牛津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回到上海、北上赴京，下放河南劳动，回到北京，方有个安定的生活。在无尽的漂泊中感知、吐纳、更新、成长、创造，她的才华主要绽放在上海和北京两大都市。而纵观她的一生，说起来也很简单，惟有读书、教书、写书……有人曾经有幸走进这对学界名流在三里河的家，那是一套没有什么装饰的屋子，连地面都是水泥的原态，但他们夫妇对于自己“一生坎坷，暮年才有安顿”的家格外珍惜，屋里充溢着令人敬畏的宁静和智意。有记者曾经追问杨绛，建国后经历这么多次政治运动，是否后悔当初没有选择出国。杨绛坚决地说道，她和钟书都不曾后悔，她说:“我们老一代有许多人活着不是为了挣钱，还有一种理想的追求。”他们的女儿钱瑗降生于英国，天然地拥有英国国籍，但后来钱钟书夫妇还是说服她放弃了。杨绛就这样和挚爱、相知的丈夫，聪慧、雅致的小女共同创造了一个心无旁鹜的精神家园。惜乎，1997年和1998年，钱瑗和钱钟书先生先后辞世，三个人终于“老病相催，走到人生的尽头”，“我们仨失散了”，杨先生只能“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在她的近作《我们仨》中，那种含蓄节制隐忍文字后面的忧伤不禁教人落泪。有人说这是杨绛先生对人生的谢幕，她老了，到了油枯灯尽的时段了，但我分明看到，她的生命能量还是那么丰厚，生命之火还在燃烧中……[1]
作品
钱钟书与杨绛
称心如意(剧本)1944，世界
弄真成假(剧本)1945，世界
风絮(剧本)1947，上海出版公司
春泥集(评论)1979，上海文艺
干校六记(散文)1981，三联
倒影集(短篇小说集)1982，人文
喜剧二种(剧本)1982，福建人民
关于小说(评论)1986，三联
回忆两篇(散文)1986，湖南人民
记钱仲书与《围城》1986，湖南人民
将饮茶(散文集)1987，三联
洗澡(长篇小说)1988，三联
一九三九年以来英国散文作品(评述)英国约翰·黑瓦德著，1948，商务
小癞子(中篇小说)西班牙人著，作者佚名，1951，平明
吉尔·布拉斯(长篇小说)法国勒萨日著，1956，人文
堂·吉诃德(长篇小说)西班牙塞万提斯著，1978，人文
百岁华诞
2010年7月17日是钱钟书夫人、翻译家杨绛的99岁生日，按照杨绛祖籍江苏无锡的传统“做九不做十”，当算杨绛100岁大寿。据杨绛退休前的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研究所透露，当天没有任何公开的庆祝活动;另据从杨绛亲友处了解到的情况，杨绛的百岁大寿将悄然度过，没有任何隆重的仪式。
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称: “她一直非常低调，不太喜欢过生日。十年前的90岁生日，她就非常不愿意过。” 出版家董秀玉也表示:“她不想过生日”。据董秀玉透露，杨绛是一位出了书都不让宣传的作者。“我们说出了好书就该让读者知道，她说怕误导读者，让本来不打算买她书的人买了她的书。” 钱钟书88岁的堂弟钱钟鲁，住在北京，但见杨绛的机会并不多，为了“少打扰”。7月初，他曾和杨绛通过电话，问起办寿辰的事，杨绛嘱咐他们各自在家为她吃上一碗寿面即可。在无锡的钱钟书堂侄女钱静汝，为杨绛“一百岁了”去了一封四页纸的书信。
许多读者关心杨绛的近况。钱钟鲁称，他在过年时曾去探望，她身体不错，以前坚持的户外散步改为屋内慢走，“弯腰还能手碰到地面”，“腿脚也很灵活”，“心情不错”。杨绛的稿费和著作权早已交给清华大学托管，成立基金资助困难学生;这项基金，以“好读书”三个字命名，据称迄今已收到两人版税所得近800万人民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