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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
时间:2012-09-26              字体:

蔡元培(1868年1月11日-1940年3月5日),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中国绍兴山阴人,原籍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

蔡元培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

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提出了“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和“尚自然”“展个性”的儿童教育主张。他试图通过贫儿院的试验和推广,逐步以学前儿童公共教育替代当时的家庭教育,最终实现学前儿童公育的理想。他是中国近现代美育的倡导者,主张从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方面实施美育,设想通过胎教院、育婴院、幼稚园三级机构实施学前儿童美育:把胎教作为美育的起点;让婴儿及其母亲生活在由自然美和艺术美构成的环境之中;认为幼稚园的美育一方面通过舞蹈、唱歌、手工等“美育的专题”进行,另一方面则要充分利用其他课内涵的美育因素,如“计算、说话,也要从排列上、音调上迎合它们的美感,不可枯燥的算法与语法。”其72年的人生历程,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教育论著有《蔡元培教育文选》《蔡元培教育论著选》等。

突出贡献

蔡元培先生被毛泽东同志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提出了“学为学理,术为应用”,“学为基本,术为枝叶”的观点。蔡元培先生指出:“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

刘晓钢先生在实用文源流的研究中说:“到蔡元培的《论国文之趋势》、《国文之将来》,便正式把文章分为实用文和美术文(即艺术文)两大类,开始创立独立的实用文理论了。”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国文分两种:一种实用文,在没有开化的时候,因生活的必要发生的;一种美术文,没有生活上的必要,可是文明时候不能不有的。(论国文的趋势及国文与外国语及科学的关系.1920.10) 我国自古不区别科学与文学,一些宝贵的科学思想都淹没在杂记体著作中,且缺乏一套便于演算的记载方式,致使先民很多创造与发明不得传世。五四时期随着西方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的输入,特别重视科学记载方式的研究,将应用文特立为一科,放置恰当的地位,其眼光当然是远大的,而蔡元培先生是最得力的倡导者和实施的组织者。(节选自《应用写作》杂志1997年第3期《蔡元培:建设应用文体学的先驱》)

改革北京大学

民国成立后,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进行过初步的民主改革,到1916年,学校面貌发生了一些变化,学生数量增加到1500人。但由于继承了“老爷”式学堂的传统,加上受袁世凯搞帝制复古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校内民主思想受到压抑,改革成效不显著,北大的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封建文化泛滥,不少师生品行不检,为社会所菲薄等。 在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之前,北大已换过五任校长,并未能改变北大的局面,许多人劝他不要就任,以免因改造不好而于声名有碍。蔡元培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毅然赴任,对北大进行了全面改革。

抱定宗旨、改变校风

大学应该成为“研究高尚学问之地”,这是蔡元培在1912年担任教育总长时就强调过的。蔡元培认为教师不热心学问,学生把大学当作做官发财的阶梯,这是北大“著名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并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

1.改变学生的观念

1917年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的演说,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一曰抱定宗旨,二曰砥砺德行,三曰敬爱师长,将“抱定宗旨”置于首位。蔡元培指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他要求学生从此以后,一定要抱定为求学而来的宗旨,“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以后蔡元培每年在学生开学的时候都要将此重申一遍,191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

2.整顿教师队伍,延聘积学热心的教员

教师群体的学术水平是一所大学学术水平的标志,也是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的重要保证。蔡元培认为要打破北大的旧习惯,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认为对于具有真才实学,教学热心,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的学者,则不管他的国籍、资格、年龄、思想倾向,都应加以聘任。根据这一原则对北京大学教师队伍进行充实和整顿,一方面延请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来北京大学任教,一方面辞掉了一些不称职的中外教师。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过《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轻,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来岁,对其中76人的统计显示,50岁以上6人,35岁以下43人,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

3,发展研究所,广积图书,引导师生研究兴趣

蔡元培认为大学不仅是传授知识的机关,而是要创新知识,推动学术的进步。为了从机构设置上有利于学术研究,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率先在国内大学中设立了各科研究所,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1922年成立的国学研究所,不仅培养了一大批国学研究人才,其研究成果也斐然可观。蔡元培还十分注意丰富图书馆藏,为学术研究创造条件。针对北大图书馆新书偏少,他任校长后第一次公开讲话中就强调将来要“筹集款项,多购新书”,以“供学生之参考”。以后李大钊执掌北大图书馆,各类图书特别是介绍新思想、新学术的图书得到了充实。

4.砥砺德行,培养正当兴趣

在将北大导向注重学术研究的同时,蔡元培还努力在师生中提倡道德修养。他上任伊始即告诫学生要砥砺德行,敬爱师长。针对老北大缺乏高尚的娱乐和自动的组织,学生不得不于学校以外寻求不正当消遣的情况,他倡导成立了各种体育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演剧会等,培养学生的正当兴趣。对于教师,蔡元培历来以学识为重,认为个人的品行应由自己负责,学校不宜多加干涉。但是对于那些即使富有学术声誉,但私生活糜烂,甚至诱引学生与之堕落的教师,也坚决解聘。

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体现在教师的聘任上,蔡元培以“学诣为主”,罗致各类学术人才,使北大教师队伍一时出现流派纷呈的局面。如在文科教师队伍中,既集中了许多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也有政治上保守而旧学深沉的学者,如黄侃、刘师培、黄节、辜鸿铭、崔适、陈汉章等。在政治倾向上,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主张改良。在新派人物中,有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的不同代表。当时的北大,《新潮》与《国故》对垒,白话与文言相争,百家争鸣,盛极一时。

教授治校,民主管理

1912年由蔡元培主持制定的《大学令》中,即已确立了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大学校务管理原则,规定大学设立评议会,各科设立教授会,但在北大没有得到很好施行。蔡元培初到北大时,仍然“是一切校务,都由校长与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少数人办理,并学长也没有与闻的”。蔡元培任校长后,当年即组织了评议会,从全校每5名教授中选举评议员1人,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如制定和审核学校各种章程、条令,决定学科的废立,审核教师学衔,提出学校经费的预决算等。接着组织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公举教授会主任,任期两年,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 管理体制的改革,体现了蔡元培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思想,目的是把推动学校发展的责任交给教授,让真正懂得学术的人来管理学校。新的管理体制的建立,改变了京师大学堂遗留下来的封建衙门作风,提高了工作效率,从而促进了学校的蓬勃发展。

学科与教学体制改革

扩充文理,改变“轻学而重术”的思想

蔡元培认为,没有基础学科的发展,应用学科的发展决不会有后劲,鉴于当时存在“重术而轻学”的现象,蔡元培认为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的专业门类,加强两科的建设。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突出文理两科,强调基础理论的地位,也是蔡元培“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观点的延伸。 沟通文理,废科设系 蔡元培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如教育学、心理学、美学原属文科范畴,现已采用实验等理科的研究方法,地理学中有人文、地质、地文,分别偏于文科和理科,很难辨其学科性质,“文科的哲学,必植根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专己守残”,“局守一门”,蔡元培采取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清除人为的科际障碍,废科设系。北大于1919年废除科,改原隶属于科的学门为系,设立14个系,废学长,设系主任。原来的文、理、法三科分别改称第一、二、三院,仅作为各系所在地区的标志(因原来三科分布在不同地区),不代表一级机构。 改年级制为选科制(学分制) 1917年10月,教育部召开北京各高等学校代表会议,讨论修改大学规程,北京大学文科提出废年级制,采用选科制的议案,会议议决通过,决定在北大试行。北大选科制规定每周一课时,学完一年为一个单位,本科应修满80个单位,一半必修,一半选修(理科酌量减少),修满即可毕业,不拘年限;预科应修满40个单位,必修占四分之三,选修占四分之一。选修科目可以跨系。1919年暑假后,选科制在北大各系陆续施行。 选科制是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他认为同在一年级或一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年级制“使锐者无可见长”,而选科制“比现行年级制、划一制可以发展个性”。改年级制为选科制体现了蔡元培“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思想,同时也是落实他“沟通文理”思想的一个具体措施,为文、理科学生相互选修课程提供了方便。1922年以后,全国其他高校中也纷纷采用选科制。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委任状

蔡元培的领导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全方位的,除上述之外,还有不少开风气之先的改革。如1920年2月,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大实行旁听生制度,让教学和学术活动向社会公开。北大还开办了不少平民学校和夜校等,努力服务于社会。这些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大学的开放性和平民化程度。 北京大学的改革不仅使自身改变了面貌,也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这场改革的灵魂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兼容并包”不仅包容不同的学术和学说流派,不同的人物和主张,也在男生之外包容女生,在正式生之外包容旁听生。“兼容并包”也并非不偏不倚,而是有所抑扬,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本已根深蒂固,所包容的主要是资产阶级乃至于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人物,北大也因此成为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其影响已远远超出了教育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