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宾步程出任湖南公立工业学校校长，并将学校迁到岳麓书院，后来更发展成为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因此，宾步程也可以算作湖南大学最早的校长之一。

   早在幼年学习时期，宾步程就对《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论述烂熟于心;清末的新学思潮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到德国这样一个注重工业技术的国家攻读，以及参与同盟会的革命活动，更加深了他对“务得事实，每求是也”的思想的崇信。

   当时，中国的教育制度正处于大变革时期，各种观点层出不穷，莫衷一是。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校之长，宾步程深知“实事求是”这一理念对陶冶铸造学生从客观事实出发、追求真理的做人做事原则的重要作用，因而大加倡导。

   人们还会注意到，在讲堂两旁还有宾步程写的楹联:

   工善其事必善其器，业精于勤而荒于嬉。

   这副楹联与“实事求是”的匾额相呼应，告诫工科学生在做人的态度和处事的作风上不能懈怠，必须精益求精，注意方法，解决工具问题。

   宾步程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名气并不很大，但他提倡的“实事求是”的校训影响却极为深远。1916年至1919年，青年毛泽东曾经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与同伴们研讨革命真理。很自然，岳麓书院的“实事求是”的校训，也深深刻印在了毛泽东的心灵中。

    1943年，毛泽东亲书“实事求是”，作为延安中央党校的校训

   延安时期，中央党校是专门培养党的中高级理论干部的学校。1943年，为了给学员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丰富师生的精神文化生活，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占地1200平方米、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

   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大家齐声称赞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研究得精深、透彻，一下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

   题词拿回来后，便立即找来了能工巧匠，选了四块方方正正的石料，将麻纸铺在方石上，照笔画开凿。字虽然凿好了，但可惜毛泽东的手迹被搞坏了，未能保留下来。这四块石刻就成了一件珍贵的革命文物。

   “实事求是”的石刻镶嵌入正门后，犹如画龙点睛，使这座建筑物倍生光辉。从此，这一题词就成了党校学员乃至全党学习研究马列主义的座右铭。

   虽说毛泽东效仿岳麓书院，将“实事求是”作为中央党校的校训，但仍给人们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不仅因为这一校训是针对当时存在于党内的脱离实际、崇尚空谈的教条主义，更主要的是毛泽东赋予了“实事求是”全新的科学含义。

   毛泽东认为，“是”就是事物的规律，“求是”就是认真追求、研究事物的发展规律，找出周围事物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工作的向导。毛泽东还解释说:学习马克思主义要“有的放矢”，“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所以要找“矢”，就是为了要射中国革命这个“的”。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践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

   这样，经过改造后的“实事求是”已进入哲学最高领域，成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有力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了‘实事求是’四个大字，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毛泽东同志所以伟大，能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归根到底，就是靠这个。”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推介与宣传，“实事求是”才这样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成为使用频率非常高的成语。(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