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云卫编导的影片《桃李劫》当年在上海上映时的海报。

1925年，应云卫与好友程泽民的胞妹程梦莲结为连理。图为新婚合影。

    上世纪60年代初，应云卫在和青年演员说戏。

    2005年是中国电影的百年诞辰，2004年是宁波人应云卫的百年诞辰。两个百年像两棵大树的年轮叠合在一起，是巧合，还是宿命?在应云卫诞辰90周年时，夏衍给他的题词是“戏剧魂”;在他百年诞辰时，剧坛耆宿刘厚生纪念他的文章是《中国剧影界的大树》;而在纪念中国电影百年的时候，我们或者可以说，应云卫这个人简直就是为中国的电影和戏剧而生的。
    “摇篮里的公公”
    1904年9月17日(清光绪三十年农历八月初八)，上海北泥城桥牛庄路中国大戏院附近一幢普通的石库门民居内，一个婴儿呱呱坠地。那时候中国还没有电影，迎接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或许就是一阵中国戏剧的开场锣鼓。父亲应骐北是宁波慈溪应家村(现属宁波市江北区庄桥镇)人。应家原系官宦之家，后来家道中落后来到上海谋生。由于他的吃苦耐劳和精明强干，被同乡推举为上海宁波同乡会干事。应骐北花甲得子，起名“云卫”。应云卫生得晚，辈分却很高，一出生就被应氏族人称为“摇篮里的公公”。
    但是我们这位“摇篮里的公公”生来就是命途多舛，时运乖巧。7岁时应云卫的父亲亡故，一家人立刻断了经济来源;而且这一年正好是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了，上海发生了战乱，童年的应云卫只好随家人避难回到宁波故里。两年后时局稳定了，他转回上海，好不容易在亲友帮助下就读于湖州旅沪公学;可是母亲已经年迈多病，家境更趋贫困，15岁的应云卫辍学挑起家庭重担，进了日商古河洋行当练习生。小学徒的苦役生涯使他认识到，只有学好真本领，才能给自己开辟一条生路。于是，他白天跑街、送信、干杂务，晚上到八仙桥青年会夜校攻读英文、会计等学科。
    聪明，乖巧，勤奋，能干，再加上宁波人的经商传统，应云卫只要在这条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下去，必定“钱”途无量的了。但是，命运却在这里拐了一个大弯。
    两个舞台，两种命运
    其实，应云卫一出生就面临着两个舞台和两种命运的选择。
    一个舞台是商业大舞台。应云卫出生的年代，正是宁波人在上海商界如日中天的时候。父亲在世的时候，应云卫想必是有机会在同乡会举办的各种活动中，见过这些商界大佬的，他们的辉煌和业绩想必也是父亲教育他的必不可少的现实教材。宁波同乡会是这个大舞台的缩影，宁波帮前辈在这个舞台上上演的成功和辉煌理应成为应云卫的榜样，那也是他父亲的希望。
    但是位于西藏路的宁波同乡会礼堂里还有一个舞台，那是真正用来演戏的戏台，相对于商界的大舞台而言，这是一个小舞台。但相比之下，应云卫与这个小舞台的关系更为密切、更为亲近。父亲带他到这里看过不少绍兴高调和四明文戏;也在这里看过上海艺术剧社上演法国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角逐》、美国辛克莱的《梁上君子》和德国米尔顿的《炭坑夫》;北伐时期，应云卫甚至在这里上演了莎士比亚的名剧《威尼斯商人》。这次演出，中国话剧界元老级人物田汉和洪深都来看过。与商业大舞台相比，应云卫更钟情于戏曲小舞台。他对戏曲艺术的痴迷，简直是与生俱来的。
    父亲亡故以后，应云卫一家只得依赖舅父林步青。林步青是海上苏昆名家，原做珠宝生意，喜爱苏滩，自己也能说能唱，还会丝竹，后来索性弃商从艺，专事演唱滩簧。他口齿伶俐，随机应变，常把当天新闻随编随唱，以吸引听众。他先在南京路上海第一家游乐场“楼外楼”演唱，后加入新舞台串演时装戏。应云卫日里听舅父向晚辈传艺，夜间到剧场观看舅父演出，耳濡目染，从小埋植了热爱戏曲艺术的种子。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商业大舞台和戏曲小舞台是怎样纠缠、影响了应云卫的一生。在这两个舞台上，演绎着两种人生，或者说在应云卫的面前展现了两条人生道路:为着生存，为着物质层面的需要，为着不辜负父辈和乡人的期望，走那条体面、富足、光宗耀祖的商路;但是，为着精神层面的需求，为着与生俱来的对艺术的痴迷，他应该走舅父林步青、同母异父的哥哥郑少庚所走的艺人之路。不，他应该比他们走得更远，他要走当时正在兴起的从文明新戏、爱美剧、话剧、到新兴演剧运动。他当然知道，这是一条从旷野中踩出来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但惟其如此，更是一条充满诱惑、充满希望的道路。
    应云卫未偿不知道，这条艺术之路的尽头虽然花团锦簇、星光灿烂，但铺平这条路的不是煤渣而是大把大把的银子。开始的时候，应云卫试图把戏剧舞台搭建在商业舞台上，希望自己在艺路和商路上平行、交错而行，而不是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或者说，他希望能够走出第三条路，但这条路一开始就走得坑坑洼洼。
    1925年，他和好友程泽民之妹程梦莲---一个官宦世家的才女，一个同样也是痴迷的戏剧爱好者---结婚了。结婚后，他们在望志路(今兴业路)的花园洋房里安下了新居。在肇云轮船公司当业务主任有丰厚的收入，他们买得起人力包车，雇佣了车夫，每天接送应云卫上下班，还为娇妻专雇了女佣。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应云卫不但生活富足，而且前途无量。
    但应云卫不能忘情于戏剧，而他的新婚妻子便是他最大的支持者。应云卫有钱了，出手也就更大方，更义气。当然这都是对戏剧和戏剧朋友而言。戏剧朋友们一旦有难，应云卫总是那一句著名的宁波话“闲话一句”，立马相助，于是应云卫在轮船公司当买办时，也有了一个绰号:“戏剧买办”。
    白天，应云卫是体面的买办，夜晚则变成了排演场跑前赶后的龙套或剧务。每排新戏，他总到场充当导演的得力助手，还和妻子亲自设计服装、化妆、安排布景道具，以及收支账目等杂务。演戏首先要有剧场，大剧场开价高，小剧场打不响，他凭借自己轮船公司买办的身价和面子，总能用较低的价钿租到如“夏令配克”这样的上海著名戏院，还把省下来的钱投到报上做广告。有的戏成功了，但也有很多的戏失败了;成功的喜悦他和大家共享，但凡是失败，总是由他一人笑呵呵地独自承担经济损失。“赔钱算啥?至少起到锻炼演员的作用，值得值得!”
    创办于1921年的业余话剧团体上海戏剧协社，是五四时期中国“爱美的”(A鄄mateur，即业余的)戏剧运动中最早的话剧团体之一，以“非营业的性质，提倡艺术的新剧”为宗旨，前后苦心经营了12年，举办过16次公演，是中国话剧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业余话剧团体，应云卫也因此成为中国现代话剧运动的拓荒者之一。
    至于应云卫在戏剧事业中究竟耗费了多少钱财，我们已经无从知晓，不过有一个事实是确定无疑的:为了他钟情的戏剧事业，他很快从富人变成了穷人，最后成了债台筑得最高的艺术家;为了他的进步的戏剧事业，他最终断送了自己的商路。
    《怒吼吧!中国》
    1930年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一成立，应云卫即申请加入。只是因为组织者考虑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合法职业和社会地位，对开展进步戏剧运动更为有利，故吸收他为秘密盟员。
    “九一八”之后，民族危亡摆在人人面前。走出了艺术小天地的应云卫一心要上演一台配合救亡运动的大戏，但是苦于没有好的剧本。他四处寻觅，终于在美国《生活》杂志上发现了曾在北京大学任教授的苏联作家塞格·米海诺维奇·铁捷克编剧的《怒吼吧!中国》，这是一出主题尖锐的反帝斗争戏，反映1925年英国军舰在四川万县制造惨案，引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抗的真实历史事件。他立即向剧联的负责人夏衍、田汉提出设想，得到大家一致的赞同，并决定在“九一八”两周年纪念日时演出。
    《怒吼吧!中国》的上演，既表现了应云卫的商业才能，更表现出了他的戏剧组织的天赋。为了排演出，首先急需一笔巨款用来制作码头、兵舰、商船和无线电台等特殊布景，钱从哪里来?应云卫先以轮船公司“买办”身份，去向钱庄、银行借贷，随后又说服同乡的宁波帮商人捐款，发放“预约券”。
    这是一出空前的大戏，有戏份的演员有30位，主要角色除了袁牧之、魏鹤龄等以外，还要加上自己的妻子程梦莲等人。此外，他还别出心裁地请来30位码头工人，20名童子军队员，数十位学生，加上戏剧协社的同仁，饰演了近百名群众角色。应云卫运用各种戏剧技巧和表现手法，使这部8场9景的大戏一气呵成，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是应云卫艺术生涯中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大分野。
    《怒吼吧!中国》的演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轰动了上海滩，惊醒了中国人，同时不可避免地激怒了租界当局，应云卫遭到了秘密通缉，戏剧协社被迫停止活动。这出戏自然也惊动了轮船公司老板虞洽卿，于是他客气地请应云卫离职。据说应云卫潇洒地一扬手，说了声“后会有期”，彻底告别了轮船公司。《怒吼吧!中国》的演出，断送了他的商界前程，得到的是因为排演而带来的巨额债务。
    戏剧春秋
    1943年9月7日应云卫40初度，朋友们在重庆又是开会又是写文章，为他庆贺生日。这天，夏衍在《新民报》的文章中不无感慨地说及:“假如要以一个人的经历来传记中国新兴戏剧运动的历史，那么应云卫正是一个最适当的人选。”这句话引起了戏剧同行们的极大兴趣，这天中午宋之的、于伶找到了夏衍，觉得确实需要把中国的戏剧运动、特别是抗战以来戏剧界的成绩与奉献，写一个戏作为回顾和纪念。戏名就叫《戏剧春秋》，戏的主人公就按夏衍所说，以应云卫为写照，写他为戏剧运动而牺牲，甘冒一切困难，敢于承担一切重任，来搞戏剧运动，并借以反映矢志于戏剧运动者的忠贞与艰辛。从开始动笔到脱稿，不过月余时间，戏写成了，并且上演了，在战时的重庆引起了很大的轰动。《戏剧春秋》中的“戏”，开始于“五四”之后，结束于“八一三”抗战之前。台上演的是戏剧人的故事，台下看的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拓者。扮演主角的演员兰马，完全以生活中的应云卫为模特创造角色，“连细节都是应先生的”。应云卫夫妇在台下观看，不禁含笑流泪，真的是别有一番滋味。
    《戏剧春秋》是应云卫戏剧生涯的写照，但远不是他戏剧人生的全部。自演出《怒吼吧!中国》后，根据党组织的安排和实际斗争的需要，应云卫又转向导演和制作电影。1934年首次执导反映爱国反帝的影片《桃李劫》一举成功，接着导演了反映“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八百壮士》和中国第一部表现兄弟民族团结抗战的影片《塞上风云》等许多影片。特别是他亲率摄制组远赴内蒙拍摄《塞上风云》外景，在往返途中两次经过延安，受到毛泽东、朱德的亲切接见，毛泽东还为他们题词:“抗战、团结、进步”。
    应云卫从20世纪20年代投身戏剧和电影运动到60年代初期，在他30多年艺术生涯中所导演的话剧、故事影片、戏曲影片总数在80部以上，直至惨死在“文革”的批斗途中，可以说，应云卫的一生是为戏剧而生，为戏剧而死的。
    2004年9月17日，来自京、浙、沪文艺界、理论界的近百名著名人士在上海集会纪念应云卫百年诞辰，我以宁波市文联的名义发去了一个贺电:
    人民不会忘记他，艺术不会忘记他，故乡不会忘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