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公曰:北京高师毕业;参加五四运动，参加“火烧赵家楼”;说是经学史著名专家，学问不大，有学无识，人不通透;他反经学、教授经学，开设了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长期在复旦任教，弟子朱维铮;文革因反对批吴晗《海瑞罢官》，受四人帮迫害，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

邓秉元的回忆文章认为:在三十年代，身处转型之中的周予同，称自己这一代人是所谓“变质的士大夫”。为了避免这种变质士大夫的丑态，在周予同的大半生中他都小心翼翼避免介入实际政治，通过学术与出版事业践行自己改造社会的愿望，但最终却不得不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作为一个毕生发掘传统经学底蕴并试图否定之，以迎接新文化的历史学家，却为已经到来的新文化所吞噬。

周予同1898年出生于浙江瑞安的塾师之家。

少年时代，就读于晚清经学大师孙诒让创办的蒙学堂。

毕业后，进了瑞安中学。

1916年，以第一名考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国文部。当时高等师范不仅不收学费，而且伙食全免，让周予同这种出身贫寒的学子有机会求学深造。

受"科学"与"民主"的新思潮的影响，周予同和同学们组织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

1919年“五四”，北京各校代表数十人举行联合大会，他就是高师的代表之一，并参加“火烧赵家楼”。

1920年，周予同以优异成绩毕业。次年到上海工作。直至1932年。他当过商务印书馆编辑，担任过教育杂志社主编，并一度在上海大学执教。

在大学时就受钱玄同的影响，已趋向否定“经学”。周予同的观点:即经学已死，经学史当兴。

1925年2、3月，他在《民铎》杂志上发表了《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异同》，次年改题名《经今古文学》出版。

1927年“四·一二”后，他与胡愈之等联名抗议。当时，参加大革命的周谷城来到上海，生活上碰到困难，他热情的给予帮助。颇有趣味的是，后来两人长期任教复旦大学，因为同年出生，加上同姓、同学又同行，被复旦"二周"。

1932年周予同离开上海，回乡探亲。一度在浙江十中任教。

1933年，应邀到安徽大学任教，曾兼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

1935年又返回上海，在暨南大学任教。

1937年，至1941年，周予同仍在暨南大学任教，兼史地系主任、南洋研究馆主任、教务长等职。

这几年里，他一方面继继研究经学史，出版了《群经概论》、《孔子》、《汉学师承记选注》等，另一方面，编写了《本国史》、《国文教科书》。此外，撰写了《中国现代教育史》。

1943年至1945年，任开明书店编辑兼襄理。

1945年开始在复旦大学当教授。

1946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沈体兰等发动组织上海大学教授联谊会("大教联")。

解放初期，周子同曾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文教委员会副主任、民盟上海市委副主任等职。

在1952年思想改造中，周予同坦言他与新政权的关系是“同情革命，逃避革命”，害怕“铁的纪律”，周予同后来在思想改造时概括他的立场是“中间偏左”、“未被(左翼)拉”。

新政府时，曾作为全校土改大队长参加皖北土地改革。

1957年以后，兼任上海市历史研究所副所长。

从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

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此外，他还主编了文科教材《中国历史文选》和《辞海》经学史全部条目。

1965年，围剿吴晗《海瑞罢官》，他在《文汇报》编辑部举行的座谈会上说，如此全盘否定，“将来要研究中国的历史，只好取材于外国资料了”。会上，他公开说吴晗是好人、是“清官”，痛斥姚文元“乱箭射人”“乱打一通”。

1966年，上海“首批周予同”，他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磨难。所著书籍文章被指为“毒草”。古稀之年的他病倒了，瘫痪卧床，双目失明，整整13年。所著书籍文章被指为“毒草”。

粉碎“四人帮”后，周予同的冤案得到昭雪。80年代初，国家给周平反，补了几万元工资。这在当时属一笔不菲收入。此时周已举家搬至上海复兴中路。

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铮撰写有关论文。

于1981年7月15日病逝，终年83岁。

弟子 朱维铮。

周予同(1898年1月25日-1981年7月15日)，初名周毓懋，学名周蘧，又一学名周豫桐，浙江瑞安人。中国经学史著名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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