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

变法维新的两源:稳健派与激进派

刚才我们讲到戊戌变法中央朝廷发布诏书上谕有四、五十项变法内容，其中有两项比较重要。而湖南的变法维新在3年之间主要有几项:一是兴办时务学堂，传授各种新学知识，包括西方的宪政知识等在内;二是设立南学会，这表面上是个学会，实际上是巡抚陈宝箴为了提升地方士绅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与能力，当成省级议会的雏形来办的;三是兴办实业包括制造业、采矿业等;四是整顿和刷新吏治;五是兴办报刊，比如《湘学报》等新式报刊。直至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光绪皇帝仍然下了一道诏书，命令湖南巡抚陈宝箴继续推进湖南的变法，诏书里说“凡一切应办事宜，务当坚持定见，实力举行，勿为浮言所动，稍涉游移。”这是光绪皇帝在中央的变法失败以后，依然期望湖南的地方变法能够持续，成果能得以保存，但慈禧太后其后依然以“滥保匪人”的罪名将陈氏父子免职，结果湖南的新政变法也因受到康有为的牵连而被终止。

这两个变法有什么不同之处?一个是在中央，一个是在地方，表面上看，他们当时都知道中国的旧法不能不变，在通过变法维新达到的政治目标方面也没有大的差别，都主张通过君主立宪实现传统中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但在落实目标的政治操作层面上，在政治文化理念的层面上，用陈寅恪的话说是在“思想源流”的纵深层面，却都判然有别。他们把现代性的内容分别纳入传统儒学的不同框架里，这不仅意味着两源以不同的方式建立起古代社会与现代性之间的联系，而且标志着近代中国两种自由思想传统的生成。梳理戊戌变法背后的两源，不但可以彰显出两源对于现代性的不同的理解以及不同的思想路径，也可以看到，传统儒学内部原本存在的张力和冲突，怎样在近代中国现代性论域中延续到今天。

康有为策划的中央朝廷变法，最终败就败在他们介入慈禧与光绪家人母子之间的权力之争上;而稳健派则以为只要能推动变法改革就行，反对介入宫廷间的权力之争。康有为依托急于亲政的光绪皇帝，后来竟然铤而走险，意图冒险发动政变，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这种政治冒险主义，把变法改革的目标和宫廷里的政变和权力之争结合在一起，那么一旦政治上的冒险失败，必然牵连到变法维新也必然出现倒退。过去康有为编造了种种说辞，造了很多假，比如他把光绪皇帝给杨锐的密诏，说成是给他的，对密诏抄本的内容，他也进行了很多篡改。这就严重歪曲和遮蔽了历史的真相。

主张维新变法的这两源，首先是在政治操作层面存在很大的不同。湖南巡抚陈宝箴要办时务学堂，有人向他推荐康有为，他却舍康而聘梁。1898年6月陈宝箴曾上书给光绪皇帝，说康有为的经学异端，是因为西方强势文明东渐，康氏“以愤懑郁积，援‘素王’之号，执以元统天之说，推崇孔子以为教主，欲与天主耶稣，比权量力，以开民智，行其政教”，认为这会偏离变法维新的主题，引起不必要的争论，所以要求光绪皇帝下令将康氏的《孔子改制考》销毁。从这个奏折来看，陈宝箴一方面不赞成将康有为的经学异端作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文化基础;另一方面为了保护康有为，又极力为他开脱。而康有为以前曾为别人起草奏折，说湖南巡抚陈宝箴“锐意整顿，为中华自强之嚆矢”，就是说认为维新变法是从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开始的。可到了1898年9月，他又拟了一道折子，对陈宝箴却大加责难说:“该抚之无真识定力，灼然可知矣。”他同时指责陈宝箴所保荐之人“多守旧中之猾吏”，或“贪险奸横，无所不至”，或“刻薄性成，怨声载道”，或“居心巧诈，营私牟利”，或“招摇纳贿，把握威福”，几乎一无是处，因此，他建议皇上不要重用陈宝箴保荐的人才，而应“严旨儆勉，以作其气”。其实，被康氏视为大奸大恶的守旧之人，很多也主张维新变法，只是不同意康有为的经学异端而已。康有为对陈氏父子力图泯没新旧党争，以推进维新变法的苦心孤诣，却毫不领会。由此也可见，两源在政治操作层面上的分歧与对立。

康有为虽然后来意图发动政变劫持慈禧太后，但高层统治者中最早重视他的人，还是西太后。有人把康的书给慈禧太后看，她觉得不错，就让军机大臣荣禄召见他，问他治国有什么良策。康有为说“非变法不能救中国”。荣禄说如果大臣不赞同变法怎么办?康有为回答说，杀几个像你这样的一二品大员，法即变矣!非常骄横狂妄。这位南海圣人认为，只要有权力作为依托，用杀人的办法就可以推动改革。他把改革看成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结果躁进盲动，导致失败。

其次，我们看到，变法派的这两源所依托的社会基础不同。康有为的心目中只有皇权，他的目标是将中国社会既有的社群打散，让每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与皇帝之间建立面对面的联系，由此出发，他主张实行日内瓦那样的小共和国的直接民主，说“夫尊民意民权者，不能直达而以代议名之，苟不能如瑞士之直议，何权之有?”就是说如果不能实现卢梭所主张的日内瓦共和国式的直接民主，就不能说实现了民权(有论者曾经指出，康有为所主张的议院，其实并非真正的议院，只不过是一个备皇家顾问的咨询机构而已)

而稳健派主张依托赞同改革维新的地方士绅。在他们主政的湖南，绅权普遍高涨，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出于湘抚陈宝箴的提升。当时湖南的学者皮锡瑞认为，湖南鼓励士绅对地方政事的参与，以南学会“为议院规模，利权尽归于绅。即右帅(指陈宝箴)去，他人来，亦不能更动。”(《师伏堂日记》)稳健派一方面希望得到中央朝廷的支持，同时特别重视通过强化地方绅权，提高士绅对地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使新政能够获得持续的源源不绝的动力。而在康有为那里，却是以士绅阶层为敌的，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在康氏那里，最初看到的有两支支持变法的力量:皇帝和康氏及其门徒，假如皇帝不足凭恃，那么最终可依托的就只有他自己及其门徒了。从根本上说，两派政治力量的构成不同。康有为等人根本缺乏实际从政的经验。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就曾对康有为策划的中央变法与陈宝箴父子主持的湖南地方变法这两源加以比较，指出:“戊戌维新运动在湖南成功，在北京失败;在湖南所以成功，因陈宝箴、黄公度等，都是政治家，资望才学，为旧派所钦重，凡所设施，有条不紊，成绩卓著，反对者虽叫嚣咒骂，而事实俱在，不容抹煞。在北京所以失败，因康有为、梁任公等都是言论家，资望不足，口出大言而无实际，轻举妄动，弱点毕呈。”

史家张荫麟曾指出:“经学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与哲学之在欧洲历史中之地位相当。其在西方史中，每当社会有巨变之世，哲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其在中国史中，每当社会有巨变之世，经学亦必先之或缘之而变。”维新变法时期，变法派要变法，也要先要在儒家经学上寻求依据。康有为本来不是一个经学家，他原来在广东跟着理学大师朱次琦学习理学，后来遇到了公羊学的经师廖平，看到廖氏两篇关于公羊学的文章受到启发，此后，他就将他所理解“西学”杂糅公羊学的经说，作为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廖平只是个传统的经生，后来康有为名声大震，廖平到处说康剽窃了他的学说。所谓“公羊学”是儒家经学里的一个异端，东汉以后就不再流行，沉寂千年后，到了清代中叶忽然又渐渐复活过来了。康氏之所以最终选择了西汉的公羊学派，乃是因为公羊学自身所具有的那种谶纬神学性质，与基督教神学的救世思想构成了某种天然的亲和力。康有为以儒学的先知马丁·路德自居，实际上是要以犹太-基督教的神学模式为范典，对现代儒学加以重构，使世俗的儒学文化变为“先知”类型的宗教。而他自己作为“素王”就是这一宗教的先知。一部《孔子改制考》所表述的，正是对基督教救世思想所做的中国世俗化表达。康氏将这样一种异端的经学思想和他的夹生的西学知识捆绑在一起，与其说他是要变法维新，还不如说他是想要通过变革儒学，使儒学宗教化，而让自己成为中国的通天大教主。稳健派在经学上的代表人物叫朱一新，代表稳健派的思想文化立场，他主张汉宋打通，为此与康有为有过多次论辩。

传统儒学本来执持的是退化论思想，到近代西方文明东渐以后，维新派的两派都都接受了社会进化的思想，这一点是相同的。只不过对于稳健派来说，他们的经学基础是主张以礼学打通汉宋两家，所持的是一种渐进的进化论，认为进化的终极目的是人不可知的。而作为康学社会理论基础的公羊三世说，原本是一种循环论的历史观，康有为把它改造成为一种线性进化论，认为有三个进化阶段:即乱世，太平世，大同世。社会进化的终极目标，在他看来，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甚至宇宙，都是大同世界。对于这三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他应对的立场是“乱世讨大夫，升平世退诸侯，太平世贬天子。”(《孔子改制考》)康有为的变法确立了自己的敌人，但却没有可以依托的社会力量。这是由于他那种神-哲学进路的政治解经学，根本缺乏历史-社会学的进路。

康有为的《大同书》虽然是后来才出版的，但是在戊戌变法之前的文章里，他的大同思想就已经散见于多篇文章里了。在他看来，大同世界是要毁家灭国，消灭私有制，所以夫妻要分开住，子女都归国家所有等。这种凭借浪漫主义的想象虚构的大同世界，实际上只是一个乌托邦，根本无从实现。在当今的世界上，各种预设历史目的论的历史哲学都已经衰落了。西方历史哲学理论大都来源于基督教，目前很多西方大学里的历史哲学课程都被取消了。康有为对西学了解十分有限，他在澳门看了一些传教士翻译的书，又融入了他对儒家公羊学的一些理解后，杂糅了一些基督教思想，就发明了自己的一套历史哲学。

康有为在认识论上持有一种独断论的乐观主义，认为真理已经在他手里，因而凡是不赞同他的各种政治文化主张的人就成了大奸大恶的反动派了。而对于稳健派来说，他们常说的话是“为国致太平与养生求不死，同为人间的两难”(郭嵩焘语)，他们所持的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悲观主义，因此他们深知改革变法的艰难，更强调政治家的必备素质:政治上的审慎与成熟。

康有为的变法是力图构建一个目标导向的社会秩序，这个目标导向就是历史的最终目的--大同世界。稳健派没有提出这种目的取向的社会秩序，毋宁说他们更强调的是规则导向的社会秩序，更重视典章制度的重要作用。稳健派的纲领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这种主张认为中西体用的展开，两者互动而渐变，最终可以推进到宪政的层次。康有为的纲领是“改制疑古”，这种主张的实际政治含义，作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曾一语道破说，有为的改制疑古实有一种政治革命的意味，就是说在康氏这里，维新变法已经不是维新改革，而是革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