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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_资讯频道_凤凰网

  • 1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几年出现动摇
  • 2把一些本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问题归咎于改革,结果倾向于政府强力干预,为权力寻租提供更大空间。
  • 3到2011年,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 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 4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参与之下进行所谓顶层设计

 

 

吴敬琏

编者按:3月16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出席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论坛,并发表“中国怎样重启改革”演讲。吴敬琏称中国在过去几年一度出现这样一种声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把市场放在政府命令之下,加强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后果是就使得改革放慢,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产扩大影响,造成一种怪圈,粗放发展方式被强化和寻租腐败愈加严重。到了2011年,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十八大做出关系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要决定,坚持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道路

现在方向明确了,下一步怎么做?吴敬琏分析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现在首先要完成第二步,接下来推进第三步。

编辑:姚庆涛 陈芳

以下为吴敬琏先生演讲全文:

一、中国要不要继续改革、还是转变方向,过去几年出现动摇

既然是高朋满座,我们就把这次讲座做得宽松一点,大家坐在一起,议论一下当年大家所关心的问题。讲到了如何重启改革,刚才主持人已经说了,改革问题好像是十八大以来众所关心问题中的重中之重,今天我就跟大家交流一些我自己关于这个问题的看法。

首先讲两点,一是十八大的重大意义,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是十八大做出的决定,我觉得十八大做了很多决定,这是十八大决定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要全面深化改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对于改革是不是应该继续推进,还是应该转变方向,有7、8年,甚至10年的时间,社会上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议论,方向似乎发生了一些动摇。所以改革的步伐就慢下来了。十八大决定,我们要沿着70年代末期这条路线重向前推进。所以第一个问题讲一讲十八大政治决定的意义,它是在什么背景下推出的。第二,十八大既然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应该做什么?眼前应该做什么?

先说第一个问题,十八大开完以后,社会上有很多议论,媒体上对十八大的意义也做了大量的解读。这些解读并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有的认为十八大最重要的决定就是提出了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国内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都要翻一番,就是这两个宏伟目标是最重要的。也有人说,十八大最重要的就是提出了一个四化和一类要求,要求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工业现代化同步发展,这是以前没有这样提的,特别是其中的城镇化问题是提出来的问题,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的从社会、思想、文化上面着眼,就认为十八大专委会报告里面讲了24个字的社会核心价值观,这里面就涉及到国家一些争论的问题,比如说自由、民主等等,是不是属于社会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次都包容在里边了,也是非常重要。

在我看来,这些当然都很重要,最重要的一点是十八大在中国到底往什么方向走的问题上作出了决策。这个决策就是要坚持上个世纪70年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这样一个路线。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这个是一个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重大决定,我认为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需要我们回应一下十八大开会以前,关于这个问题的一些讨论,一些不同思想,不同方针,也就是十八大做出这个决定,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在座的有的年纪比较大,应该是比较熟悉,也有些同学比较年轻,不一定很清楚地知道在过去30年发生了什么事情,特别是在十八大前10年又有些什么变化,有些什么样的分析。

实际上,我刚才说十八大这个决定的重要性,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来讲,十八大前,在整个社会,包括执政党内部有很激烈的辩论。

70年代末期,就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对的是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是一个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那个时候逐渐就形成了共识,要通过改革开放来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84年10月,二届三中全会上,确定了中国要朝向一个社会主义有机化的商品经济的方向进行改革。到了1992年十四大就确定了中国的改革目标和社会主义民主,这个目标更加明确了。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开放,在整个20世纪做了很多的工作,到了20世纪末期,就宣布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方向。也就是说,大体上实现了从过去的计划经济,或者叫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建立起来了。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市场经济改革,促成了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度增长,到了2010年,中国不管是GDP,经济活动总量,还是进出口贸易总量,都分别超越了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们这个市场经济的改革并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的经济体系里还留存了很多过去旧体制的遗传,旧体制叫做计划经济。实际上,中国除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多少有一个计划,以后就没有真正的通过计算,编制出一个计划能够执行。所以严格地说,他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计划经济,但是有一点是一直保持的,就是用行政命令来分配资源。所以更准确说我们把它叫做命令经济。

命令经济的主要特点就是政府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来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产品,投资从哪里来,都是由行政命令指定的。而市场经济的特点呢?资源的配置基本上是由市场的价格来进行配置,而且这个市场体制也形成了一个兼容性的激励机制,就是鼓励那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通过给他们更高的报酬来鼓励他们为社会做出贡献。

虽然我们在一些重要的交易活动上都是通过市场来进行,但是改革资源配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就是原来命令经济中政府的力量仍然起着很大的作用,这个旧体制的遗产仍然严重存在着,就是我们经济发展工作报告经常提到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这个问题就越来越严重。

总体来说是两个问题困扰着我们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协调。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经济发展方式,或者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举步维艰。经济的增长有不同的模式,像我们过去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大量的投入资源,货币表现就是由投资来支持增长。这样一种增长方式,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粗放的增长方式,或者叫做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带来很多弊病,它是不可持续的。所以从这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想要改变这种状况,特别是在“九五计划”,就是1995年制订的计划,决定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经济增长方式就是靠投投入实现增长,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集约增长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靠效率的提高来实现的。

但是从“九五计划”我们就知道的很清楚,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靠经济体制的转变才能够实现。所以当时提出的口号叫做要实现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到集约的增长方式;另外一个转变就是要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后一个转变是前一个转变的关键。

在“九五计划”期间,这两个转变都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并没有能够完成。转变过来会发现一些什么呢?首先就是资源会变得越来越短缺。第二个问题,就是因为大量耗费资源,生产活动一方面会创造的价值,另一方面一定会对环境造成污染。靠着粗放的增长方式,它就会使得这个环境的损害无法治愈,无法自己调节。于是环境就被破坏,生态的损害就会积累到一定程度,对空气污染积累到程度,我们的大气,中国三分之一左右大气就变成北京这个样了。

那么还有更深入的问题: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因为它是靠投资来实现增长的,投资在经济中的比重在不断地提高,而消费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这样就造成了大众不能够分享我们经济增长得来的好处,使得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缓慢。进而言之,它就会造成收入分配上的差距拉大等等这样一些社会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腐败,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让我们有个分析,它的主要的原因就是来自行政权力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造成了一种寻租的体制环境。因为旧体制遗产大量存在,所以这个行政的制度基础也普遍存在。80年代后期,通过所谓双轨制,倒买倒卖来寻租,就变成让群众十分不满的一个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双轨并行,行政权力在经济活动中到处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于是寻租活动就越来越严重。如果说80年代,寻租活动主要是从价格的双轨制来的,那么到了21世纪,最重要的来源来是什么呢?就是土地,土地应该是征收价格和政府的批租价格的巨大差价,这个差价总额据说有几十万亿,就是租金总额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太高,于是到处都可能产生饥饿的形态。所以腐败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当然腐败和垄断加在一起,对于我们收入分配中的贫富分化,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这是两个问题,就使得我们经济的矛盾不断被激化。

在这种情况下就有了不同的意见,应该怎么办呢?怎么来面对这些问题呢?一方面,中国的党政领导,在本世纪初已经认识到我们的体制存在很大问题,还存在很多旧体制的遗产,必须要进一步完善。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通过的背景就是,当时已经认识到我们在20世纪末期,宣布建立的市场经济初步框架,仍然存在很多缺陷,还需要进一步改革,去消除旧体制遗留下来的东西,使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很可惜的是,这个决定的执行情况不好,现在回头看,要求进行的改革很缓慢,或者是完全没有动。

一些重要领域的改革,本来已经决定了,但是进行了一半就停下来了,比如一些重要部门改革,电力部门的改革,本来要求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输配分开、售电放开,国务院2002年批准了电力部门的改革方案,刚才这四项只做了一项,就是厂网分开,电网和发电厂分开了,这个分开起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其他各项都没有做。

另外一个铁道的改革,铁道改革做了很多研究,但是完全没有做。所以到这一次,决定撤销铁道部。在这以前,铁道部是一个超级的政企合一,不但行政和企业是合一的,而且有自己的《公检法》,就是说改革完全没有进行。

这个时候就有另外一种思想出来,把我们存在的各种各样问题都说成是由市场化改革带来的,甚至把看病难、看病贵、上学难,这样一些事情跟市场完全不能搭界的问题,都归于市场化改革造成的。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思想,认为改革的方向错了,应该向另外一个方向改革,就是把市场放到政府的命令之下,强化政府对于经济生活的干预。

这样一种偏向造成的后果就使得改革放慢,而旧体制留下来的遗产反倒扩大了他的理想,就造成一种怪圈,本来这个问题是因为改革不足造成的粗放发展方式和寻租腐败的盛行,现在提出一种办法,正好强化了粗放发展的基础。腐败本来是由于权力进入经济活动造成的,如果要用加强党政机关行政权力的办法来制止腐败,结果就使得寻租活动的基础更加扩大,那么就会使得腐败变得更加严重

出现了腐败现象,就要用审批制来克服腐败现象。审批制本身就是寻租的制度基础,那就会使腐败现象更加严重,变成一种恶性循环的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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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到2011年,越来越多人认识到开倒车不是出路 只有改革才是出路

2009、2010年,这时候社会矛盾变得非常激化,而这种开倒车的思想也可能达到最高的成就。但大致上,2011年,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改变是怎么发生的呢?

一方面从本世纪以来,关于到底应该走向哪一个方向的问题,有很多讨论、争论、辩论,真理也就越辩越明,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开历史的倒车不是出路,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当然这是一种思想上理论上的结论,更重要的是实际生活中的教育,使我们认识到用开倒车的办法解决眼前的问题,虽然短期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从中长期来看,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比如说温州高铁事故,高铁事故本身和整个铁路系统体制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件事情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不要走市场化道路的人们,常常把高铁建设取得的成绩看成是强政府下发展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表现。确实高铁取得了很显著、很亮丽的短期成绩,而且中国确实需要高铁建设。如果从短时期去看,应该是超级政企合一的铁道部做出的伟大成绩。但温州撞车事件,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人们会全面考虑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进行高铁建设,问题在于,用这样一个超级政企合一的体制,用命令经济的方式来进行建设,造成了很大的问题。第一是浪费,合并以后,这两天正在讨论,大概将近3万亿的债务最后落在谁的身上,因为这3万亿债务是不可能靠它本身赚回来的。另外就是里面的贪污非常严重。

有些地方用大量投资造成年均14%、15%的GDP,但这里出现了大量债务,薄熙来主政的重庆是一个样本,当他这个事情暴露以后,人们就会去考虑,用这样一个体制,我们能不能够真正实现民富,真正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所以十八大开会前,人们有了更冷静的思考,到底中国向何处去,在这个问题上有了的变化。十八次代表大会做出的决定,就是在中国到底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坚持要走改革开放以来改革的道路。

十八大明确说,必须有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从经济改革方面来说,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在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发挥市场的资源和基础性作用。在政治改革方面,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要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这是非常重要非常正确的。我们面临的这些重大的经济和社会难题,都只有靠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制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够解决。所以我说它是决定中国命运和前途的重大决定,我们大家现在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怎么保证十八大的决定能够落到实处

三、中国下一步怎么做?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参与之下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

所以我之后想讲一下,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十八大以后大家都欢呼,十八大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就是宣布要进一步推进改革。但是宣布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在于落实,关键在于落实,问题在于要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

我们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有两次大的推进:一次是1984年到1988年,就是80年代我们有一次大的推进;90年代又有一次大的推进。我去年年底出了一本书,叫《重启改革议程》,这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从这两轮改革推进来看,每一次改革的大推进都必须完成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确定改革的目标;第二件事,要制订重点改革的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件事,要落实这些方案和规划,要克服阻力,把各项改革措施落到实处。

我们目前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做好第二步。今年十二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给2013年提出了六项工作要求,其中第六项,是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要深入研究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明确提出改革总体方案路线图、时间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三步中间的第二步。

90年代的改革是在1992年十四大确定了改革目标,到了1993的14届三中全会,就制订了总体方案——《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决定》,规定了重点方面的改革方案,固定了他们之间的配合协调,整个是一个路线图。

中央对于今年的工作要求,在今年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大家应该在今年晚些时间,一般在10月、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拿出总体方案路线图。

当然,需不需要设计总体方案路线图呢?现在还是有意见的,我觉得中央决定要做这件事情,而且要求在今年拿出这个总体方案路线图还是正确的。因为现在市场非常复杂,非常巨大,又很精巧的一个系统,这个大系统中包含着许多子系统。像我们在改革初期以为的那样,当时有一种说法叫,无非就像过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时候,战士们都自己打草鞋,打草鞋不需要设计,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为什么我们在列宁经济时代搞建设的叫边设计边施工,这是不可能的,这么复杂的一个系统,你这样子零零散散各自去设计,最后建立起的这个系统是无法互连互通、无法协调运行的。而且各个地方,各个部门,都有自己的利益和自己的追求,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总体规划,各个部门,各个地区的设计往往是向自己的利益追寻,最后建立起来的体系就是一个大杂烩,无法正常运行。

所以必须要有一个超脱于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大众的支持参与之下来进行从上到下的所谓顶层设计,并且监督着规划着执行。如果说我们要在今年10月,11月,能够拿出这样一个总体规划的话,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所以说,在我们中国今年五四论坛开会的时候,我曾经呼吁中央赶快把工作班子建立起来。

怎么来进行这个总体规划的制定呢?一方面要有中央直属机构的统筹,同时要有社会各方面的参与。实际上,从前几年开始,已经有许多研究机构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并且向中央提出关于改革的建议。

我想工作可以这么有两个基本的线索:第一个线索,就是从问题入手分析,现在现实的突出矛盾入手,找寻造成这些矛盾的体制性根源,然后确定需要进行哪些方面的改革。每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都是由许许多多、至少是若干个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的,通过从分析问题入手找到体制上的毛病,然后开出处方,进行改革,这是第一个线索。

比如收入差别扩大的问题,过去主要考虑了再分配方面,实际不只是这个,从初次分配我们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初次分配上最大的问题其实就是跟我们经济增长方式有关的,就是我们主要靠投资来支撑经济的发展,所以投资比重越来越高,资本所有者的收入越来越高,资本所有者是谁呢?是中国,也可以是大企业,劳动者的收入所占的比重就会相对降低,这是我们收入差别不能缩小的一个基础。所以要改变收入差别扩大,不能光从再分配着手,还要从初次分配、从生产结构开始。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转变增长方式,能够使得我们的劳动者都成为有更多知识、有更多技术的劳动者,甚至成为专业人员,这个时候劳动占收入分配中的比例就会提高。

比如政治改革问题,也可以从问题入手,找到他的体制性根源,再找到我们需要进行哪些改革,这是第一个线索。

第二个线索就是归类,按照体制领域归类,比如财政、金融、国企、市场等等,把从问题导向找出来的改革项目,按照体制的领域进行归类,最后进行梳理。列出清单以后进行梳理,制定出我们一个下一阶段改革的总体方案。

90年代改革用了一个概念,叫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总体规划看起来是一个从最小一揽子的改革方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改革不单向突进,因为他是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各部分之间有一个互动的关系要协调,所以不能单向突进,要配套改革,叫一揽子。我们现在问题非常多,不可能四面出击,在一个阶段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就要挑选出那些关系最紧密的改革项目,提出一个既是一揽子的、但他包含的内容都是最小的,这就是最小的一揽子。

这种方案一方面要全社会的参与,再有一个,中央直属统筹的机构把他编制出一个最一揽子的总体方案,然后在今年晚些时候能够在中央会议上确认,有一个大体的蓝图可以在晚些的时候全面推出。

但是这并不理想,有一些改革是跟其他的改革没有最大的关联性的,你就可以相继随时推出。比如前几年,上海服务业营业税改成增值税,这对于服务业的发展是一个很重要的改革,他跟其他财税方面的改革关系不那么大,但是可以用一个临时性的措施解决了,所以像上海这个方面的改革在去年开始实行以后,现在几乎全国的城市都已经进行了。另外一个就是前年从深圳开始的,后来是广东做的,就是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像这样的改革,跟其他改革没有太大的关联,随时都可以直接成熟。

我们第二步如果做到的,接着就是第三步了。每一步看起来都不容易,第二步可能比第一步还难,第三步比第二步更难,因为我们做好了一个大体的规划,但是要落实这些改革措施不是那么容易的。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过去这些年所谓特殊既得利益群体,是指靠权力来获取利益的这样一些人,这个群体在阻碍改革,因为改革会使他们丧失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因此,就需要有很强的执行力,打破这些障碍和阻力。当然这个需要所有公民积极参与,包括企业家们的积极参与,才能够把这些方案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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