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熊熙一 余坦坦 实习生范雅琴)抗战老战士刘清澜29日晚逝世，享年89岁。按其遗愿，遗体器官全部捐献给了武汉市红十字会，用于医学教学和科学研究。

    长江日报记者昨日在刘清澜家中看到，这位抗战老战士的丧事一切从简，不设灵堂，不送花圈，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正如刘清澜生前所希望的那样。

    刘清澜1928年1月生，山东省沂水县人。刘清澜在他的回忆录《草间屐痕》中说，他于1943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但由于虚岁才16岁，只能作为青年党员。1944年，党组织推荐他去上山东公学。山东公学是半军事化学校，他进入学校就正式脱产入了伍。1945年，学校改称鲁中公学，他被调到鲁中军区政治部新闻台，开始学习译电报的工作。当年，电台随着鲁中军区三师到达邹县境内津浦铁路，任务是破坏铁路。“一天夜晚，在几十里铁路上展开大爆破，半边天都红了，爆炸声震耳欲聋”。

    新中国成立后，刘清澜历任长江日报发行广告科科长，湖北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组、科技编辑组、文艺编辑组组长，湖北省新华书店经理兼党委书记等职。1988年离休。200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获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刘清澜弥留之际，医院曾多次询问是否需要进重症监护病房。但因为进重症监护病房会出现需要气管插管的情况，从医学角度来讲，伤口会对遗体的医学研究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刘清澜和家人拒绝了。刘清澜安详地离去了，他的遗体被送往武汉市红十字会同济医学院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

    捐献遗体不是刘清澜的一时冲动。上世纪50年代初，他因工作原因与当时的武汉医学院有一些接触，知道那里一直缺少教学用的人体。1954年的一场大水将医学院的大体(完整的尸体)解剖馆淹了，造成几十万元损失。他才知道，原来人体竟有如此大的价值，就萌生了捐献遗体的想法。他的想法也获得老伴易荃芬的支持。

    易荃芬一生最大的遗憾便是自己没能学医，而家里书架上有许多关于医学方面的书籍，在不断阅读过程中，更加坚定她捐献遗体的想法。

    2002年3月19日，刘清澜夫妇在武汉市红十字会登记，决定去世后捐献遗体。1年后，获得儿女们同意，夫妇俩在公证处办完手续领到了捐献证书。

    刘清澜夫妇共有4个子女。他的小儿子刘军介绍，自己和家人都明白捐献每具遗体对医学的发展来说会做出多大的贡献，所以都能明白父母的用心。

    刘清澜的二儿子刘良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原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任法医师。对于他来说，看着父亲的遗体捐献用于医学研究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他也知道，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这将会在未来好几年里影响到几百名学医的学生。他说:“我觉得我的父亲还活着，就在我身边。”

    刘清澜生前照片   记者李永刚 翻拍

    刘清澜获颁的抗战胜利60周年、70周年纪念章   记者李永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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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8000多人登记捐遗体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硕士毕业的杨怡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对于学医的学生来说，了解人体结构非常重要，而动手去研究人体标本比从书本学习更为直观、更有帮助。武汉市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工作中心主任骆钢强称，目前总体呈现出发达国家和地区遗体捐献发展较快的趋势。武汉遗体捐献工作已开展16年，现有8000多人作了遗体捐献登记，近1400人实现了捐献。(记者熊熙一 余坦坦 实习生范雅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