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兴起与南宋定都

 

表 1

 

据《乾道临安志》、《宋史·地理志》资料制表。

表 2

杭州	主户	164293	客户	38523
苏州	主户	158767	客户	15202
越州	主户	152585	客户	303
建康	主户	118579	客户	49865

 

从此表可见，唐宋时期杭州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人口的增加，与江南其他大城市相比，杭州户口数已名列前茅。今以元丰三年(1080)编撰的《元丰九域志》所记录的四大城市资料为依据比较(见表2)。

从表2可知，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杭州的户口数为四大城市之首。据《宋史》卷88《地理志》载，北宋崇宁年间(1101-1106)户口数字与元丰年间大致相等，户数达203574，口数达296615。

由此可见，在南宋定都之前，杭州是江南人口数量最多的州城。

(三)繁荣的城市经济

随着江南运河的通航，杭州成为南端终点，使杭州日益成为钱塘江两岸的货物集散最大的州城，促进了杭州城市经济的发展。

中唐以来，杭州逐渐成为江南丝织业的中心。至道元年(995)，北宋王朝在杭州设置“织务”，专门管理与收购本州及附近州县的丝织品。每年收购绢数高达25万匹，占浙东七州的三分之一强。《咸淳临安志》载，北宋熙宁十年(1077)，杭州及其所属九县的夏税是:纳绢95831匹，绸4486匹，绫5334匹，绵54000两。崇宁年间，宋徽宗曾命童贯置造作局于苏、杭，仅织绣工匠即达数千人，可知规模之大。雕版印刷，杭州也居全国之首。据清代学者王国维《两浙古刊本》统计，“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哲宗时，福建商人徐戬在杭雕印《夹注华严经》等佛经，运往朝鲜等地发售，获利甚厚，后被杭州知州苏东坡所禁。元丰三年(1080)，朝廷专门下了一道圣旨:“诏以新修经义付杭州镂版……禁私印及鬻之者。”除此之外，酿酒、造船、制扇等业都很发达。苏东坡说“天下酒官之盛，未有如杭者也，岁课二十余万缗”。与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相比，杭州的酒课额超过了它们，名列第一。今据《文献通考》卷17资料列表(见表3)。

杭州的城市商业也十分繁荣。据《宋会要辑稿》载，熙宁十年之前，杭州每年商税12万贯左右，当年商税高达183800多贯，超过了江南大城市江宁府(今江苏南京，57283贯)、成都府(171630贯)、广州南海郡(68695贯)，还超过了东京、西京、南京、北京等税额。

(四)交通运输的发达

钱塘江与江南运河航运的发展，是古代杭州社会经济繁荣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左江右河，成为杭州航运的基本格局，促使杭州成为江南重要的水运中心与对外交流中心之一。这为保证京都的物资供应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钱塘江的航运，经过隋唐时期的发展，至吴越国时，钱塘江“舟辑辐辏，望之不见首尾”。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2《浙江胜迹》载说:“杭之为郡，枕带四海，远引瓯、闽，近控吴越，商贾之辐辏，舟船之骈集，则浙江(钱塘江古名)为要津焉。”钱塘江杭州段更为繁荣，苏东坡为杭州地方官时，曾建议开凿石门运河，以疏通江运。他在《乞相度开石门河状》中说钱塘江上游两岸“自衢(今属浙江)、睦(今浙江建德)、处(今浙江丽水市)、婺(今浙江金华)、宣(今安徽宣城)、歙(今安徽歙县)、饶(今江西波阳)、信(今江西上饶、贵溪一带)及福建路八州往来者，皆出入龙山(渡)”。

由于钱塘江航运的繁忙，船只的往来必须掌握钱塘江潮水涨落的规律，才能保证航运的安全与畅通。北宋至和三年(1056)八月，朝廷将作监主簿兼监浙江税场的官员吕昌明重新制订《潮涨潮落时间表》，公布在码头。这个潮水涨落时间表，是世界上最早的候潮表，比英国伦敦桥的潮水涨落表还早150多年。此表分春秋、夏季与冬季三表，资料十分珍贵，保存在南宋 淳九年(1249)编撰的《临安志》卷10《山川·江》中。

江南运河的漕运也十分繁忙。在杭城北部武林门外，即今湖墅一带，就是运河大小码头 集中的区域，装御货物，日夜不停;人来客往，热闹异常。苏轼知杭州时，十分重视城内外运河的疏浚。元四年(1089)七月，苏轼说:“首先运河乾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谷米薪柴，亦缘此暴贵。寻划捍江军兵士及诸色厢军得千人，自十月兴工，至今年四月终，开浚茅山、盐桥二河，各十余里，皆有水八尺以上。见今公秋舟船通利。”(《苏轼文集》卷30《申三省起请开湖六条状》)这次疏浚，较为深广，据《宋史》载“三十年以来，开河未有若此深快者”。(《宋史》卷97《河渠志·临安运河》)由于水陆交通发达、物货畅通，在杭州城郊形成了十余个小型的卫星市镇。据《元丰九域志》载，在杭州近郊有八个镇:钱塘县有南场、北关、安溪、西溪四镇;仁和县有临平、范浦、江涨桥、汤村四镇。此外，属县还有东安、南新、保成(城)、长安四镇。这十多个卫星镇市与江河航运的结合，有利于保证杭州巨量的物资供应。

(五)“山水之美名天下”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杭州刺史时，对西湖的保护与利用开了个好头。他不仅筑堤防旱，解决了杭州附近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水源-正如他自己在《别州民》中说:“唯留一湖水，与汝救荒年。”而且又美化其中孤山一带的景观，使其成为游览景点。这促使西湖除单一水库功能外，逐渐增加了游览功能。经过五代吴越国的疏治，景观日益增多，使游览功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故北宋初文人潘阆撰写了《酒泉子》词十首，赞美西湖景色，清新流丽，多有佳句，一时盛传。今举两首:《酒泉子》之四: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    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这首词，潘阆居高临下，从楼上将焦点聚集到远处的渔舟。上阕描写了西湖的静景:渔舟、岛屿、芦花和栖息的白鸟。而下阕却侧重描绘动景。以动衬静，动静结合，有声有色，构成了全息立体的画面景色。苏东坡十分欣赏这首描绘西湖景色的词，相传他还亲自将其书于玉堂屏上，以求常见与欣赏。

《酒泉子》之八:

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  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

这首词的上阕是描绘观潮的热闹场面，有点视觉与听觉的效应;下阕是赞扬弄潮儿的勇敢胆量与高超泳艺。它反映了杭州人中秋节观潮的特殊习俗，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天禧五年(1021)，杭州知州王随在《放生池记》中称赞西湖说:“宝刹相望，绕岸百余寺，烟景可爱，澄波三十里，实‘二浙’之佳，一方之上游也。”北宋时期对西湖疏浚治理功绩最大的是苏轼(1036-1101)。第一次任杭州通判(第二把手)是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这时他才 30多岁;第二次始任杭州知州(第一把手)是元四年(1089)七月。他上任不久，便向朝廷上奏《乞开杭州西湖状》，指出“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盖不可废也”。接着就提出西湖不可废的五大理由，都与杭州人民的生产与生活息息相关。次年就发动民工20万人，开始整治西湖，挖湖泥、除葑草。他利用湖泥、葑草堆积成一条长堤，后人称为“苏公堤”，简称“苏堤”。此堤像一条彩带，把西湖分成东西两半，堤东为外湖，堤西为里湖;堤上架上六桥，种上桃树、柳树以美化长堤。经过苏东坡的整治，西湖的景观更加秀丽，成为人们游览的胜地。

综上所述，北宋杭州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是南宋选择都城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二、“靖康之难”，宋室南迁

 

北宋自王安石变法失败后，朝政日趋腐败。哲宗病殁，徽宗赵佶(1082-1135)继位，国势更是江河日下。徽宗在位二十五年(1100-1125)，穷奢极欲，不理国事。佞臣蔡京、童贯、王黼、梁师成、李彦与朱“六贼”专权用事，结党营私，货贿公行，荼毒生民。

(一)“靖康之难”与北宋覆灭

崇宁元年(1102)，由童贯主持在苏州与杭州设立“造作局”，集中东南工匠数千人，“造作器用，诸牙、角、犀、玉、金、银、竹、藤、装画、糊抹、雕刻、织绣”等各种工艺品，供徽宗享用。东南富庶之地，也陷入“民力重困”地步。过了三年，又在苏州设立“应奉局”由朱主持。专门搜集东南诸地奇花异木，珍异物品运往汴京。航运时以十船为一纲，故名“花石纲”。百姓家中凡有一石一木可供赏玩的，无不指名强取。搬运时，曾有拆屋毁墙以出。吏员借机讹诈，无数百姓为此倾家荡产。

徽宗奢侈浪费，国库空虚，年岁收入只能供八九个月的支用。为弥补亏损，多次铸造以五当十的大钱，把茶税提高了好几倍，把政府所需绢帛改为无偿的榨取，公开标价出卖官爵……“西城括田所”的设立，名义上是把一些无主荒地或业主死绝逃亡后的土地“括入”(即没收)，作为公田，实际上是强占私人肥沃土地，把原业主迫充佃户。绵亘数百里的梁山泊，也被 没收为“公有”。凡进入梁山泊捕鱼或采莲藕割蒲苇的，都令其依“对分”方式向政府交纳租课。甚至把黄河口湮没过的土地，亦作为无主土地没收。业主抗诉，“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十年之间，经大臣杨戬掠夺的农田达34300多顷。蔡京、童贯等“六贼”依仗权势，掠夺大量田园房舍财产，富可敌国。《玉照新志》卷3载，朱的田产“跨连郡邑，岁收租课十余万石，甲第名园半吴郡(今苏州)”。

正当北宋王朝处在“人心携贰，天下解体”之时，我国黑龙江、松花江与长白山一带的女真族崛起。公元10世纪中叶后，女真族逐渐摆脱渔猎和游牧生活，开始定居，耕地种粮，并学会了刳木为器，制造舟车、燃煤与炼铁等技术。此时，女真族在辽的统治之下。到了11世纪末，其中的完颜部成为女真诸部的核心，迅速强大起来。

政和三年(1113)，阿骨打继任女真部落联盟的酋长，举旗反辽，把松花江和辽河之间的大片土地收归了女真族的势力范围。政和五年(1115)于会宁府(黑龙江阿城县南)建立了女真政权，国号大金，阿骨打就是金太祖。

正当女真族反辽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以徽宗为首的北宋统治集团，企图借助金兵收复北宋失土燕云诸州。从政和七年(1117)起，先后数次派人从登州(今山东蓬莱)泛海到金，相约共同夹攻辽朝。过了三年(1120)，北宋又派赵良嗣(即马植)等赴金具体协商夹攻辽国方案，最后约定双方出兵各以长城为界，金攻辽的中京(今内蒙宁城县西)，宋攻燕京。灭辽以后，燕云诸州归宋;北宋原来每年给辽的银和绢，照数转献给金朝。结果金兵如约，打败了辽军，俘虏辽皇帝天祚。而宋军在1122年两次进攻燕京，均是失败，“一攻之，而童贯败于白沟。再攻之，而郭药师败于燕山，夹攻而弗能攻也。”

年底，金军便由居庸关进军攻下燕京。几经交涉，宋给金岁币30万匹绢、20万两银及北京代税钱100万贯，从金军手中换回了燕京及其附近的蓟、景、涿、顺、檀、易等六州。金兵退兵时，把燕京的官吏、富民、金帛、女子掳掠而去。宋军从金人手里接收了六座空城。北宋腐朽、暴露无遗。

宣和七年(1125)冬，金军开始大规模南侵，进攻北宋。侵宋金军分东西两路南下，打算在北宋汴京会合，一举消灭北宋。西路军在太原遭到北宋河东军民的抗击，无法前进。东路军因燕京守将郭药师投降，得以长驱直入，势如破竹。次年迅速渡过黄河包围了北宋都城汴京。

面对强攻，宋徽宗匆忙传位给儿子赵桓，是为宋钦宗，改元靖康。徽宗、童贯、蔡京一伙，由蔡京领兵二万护送逃离东京，到镇江避难。

在民族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北宋朝廷也分为两派。留在开封以张邦昌为首的投降派，伙同蔡京党羽，主张屈膝投降;以李纲为首的抗战派，得到爱国军民的支持，力主抗战。钦宗当时迫于军民群情激愤，不得不于靖康元年(1126)正月下诏亲征，并起用李纲主持汴京防务。由于李纲的积极布防，激励军民奋勇杀敌，各地义军也纷纷抵达开封。一时间，士气旺盛，多次打退金兵的进攻。金军攻城不下，也担心孤军深入，归路被截，正想撤退时，与徽宗一样昏聩软弱的钦宗也向金乞和。金军乘机勒索了黄金500两、白银5000两、牛马万匹、衣缎100万匹和太原、中山、河间三镇土地后，匆匆北撤。金兵一退，徽宗一伙又悄悄返回汴京。时隔半年，金军以宗翰为左副元帅，宗望为右副元帅，兵分东、西两路南下，给北宋施加军事压力，并于靖康二年(1127)正月攻入汴京，把徽宗、钦宗先后扣押在金营之中，并废黜为庶人。三月立张邦昌为傀儡皇帝，建立大楚伪政权。四月初一，金军押着徽、钦二宗和后妃、太子，以及宗室文武大臣3000余人撤出汴京，大肆洗劫宫廷。沿途“纵兵四掠，东及沂密，西至曹、濮、兖、郓;南至陈、蔡、汝、颍;北到河朔，皆被其害”。这就是北宋王朝覆灭的“靖康之难”。

(二)宋室南迁，多次议都

金兵在北撤时，曾按赵姓皇室的谱牒，把皇室中的男女老少统统俘虏而去。只是徽宗的第九个儿子康王赵构，正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名义，在河北而漏网。在宗泽等北宋旧臣的拥戴下，赵构于靖康二年(1127)五月初一于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登基，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赵构就成了南宋的第一个皇帝，即宋高宗。

南宋政权建立初年，由于金兵步步进逼，南京应天府不能久呆。定都问题，朝廷上下，文武群臣，齐献方案。争论激烈的就有三次。

1.第一次议论都城。在建炎元年(1127)七月，高宗根据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为避乱之计，来春还阙”。大臣李纲极论其不可，他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弃之，岂惟今人将乘间以扰内地，盗贼亦将蜂起为乱，跨州连邑，陛下虽欲还阙，不可得矣，况欲治兵胜寿以归二圣哉?”又说:“为今之计，纵未行上策，当暂幸襄、邓，以系天下之心。夫襄、邓之地，西邻川、陕，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进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货财。东连江、淮，可以运谷粟。山川险固，民物淳厚，愿为今驻跸之地。俟两河就绪，即还汴都，策无出于此者。”经过李纲这一番分析，高宗暂时收回了手诏，下令让文武廷臣进一步商议决定。据《吕中大事记》载，当时提出三种方案:李纲请营南阳(今属河南)，宗泽请幸京城，汪、黄请幸东南。争论的焦点是坚守中原还是巡幸(迁都)东南。李纲在分析了宋、金双方的军事形势后说:“今日之事，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提出了并建三都的设想，他说:“天下形势，关中为上，襄、邓次之，建康又次之。今宜以长安为西都，襄阳为南都，建康为东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宫室，积糗粮，以备巡幸。”这是从当时南宋政权刚刚建立，军事上金强宋弱的特定形势着眼的。他认为，“并建三都”的好处有三:“一则藉巡幸之名，使国势不失于太弱;二则不置定都，敌人无所窥伺;三则西方望幸，奸雄无所觊觎。”所以他认为“三都成，而天下之势安矣”。

此时金兵已兵临城下。次月，高宗匆匆下诏:“巡幸东南为避敌之计。”许多大臣上书表示支持。

经过君臣的议论商讨，认为迁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是可行的。第一，建康是六朝故都，东南要地;第二，东南地区久安，财务富盛，具有雄厚的经济基础;第三，凭险长江，有利于军事上的固守。因此，迁都建康，从商议变成了定论。赵构在应天府仅呆了五个月，便弃城“巡幸”建康了。

此时，年轻的岳飞上了洋洋数千言书《南京上皇帝书》，其中说:“李纲、黄潜善、汪伯彦辈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复故疆，迎还二圣，奉车驾日益南，又令长安、维扬、襄阳准备巡幸。有苟安之渐，少远大之略，恐不足系中愿之望。为今之计，莫若请车驾还京，罢三州巡幸之诏。乘二圣蒙尘未久，敌穴未固之际，亲率六军，迤逦北渡，由天威所临，将帅一心，士卒作气，中原之地指期可复。”但奏章不仅没有说服高宗，却忤了权幸黄潜善、汪伯彦，岳飞以“小臣越职，非所宜言”，被“夺官归田里”。

同年十月，高宗一行逃难到了扬州。他原想喘一口气，迁都之事，就依了大将张俊“今敌势方张，宜且南渡，据江为险，练兵政，安人心，俟国势定，大举未晚”的意见，在扬州呆下来了。扬州是唐代江南的名城，十分繁华。他们迷恋扬州的生活，开始修建宫室，“禁中修造复兴，御前生活复作，宫中费用复广”。投降派越来越嚣张，他们竭力攻击李纲，胡说什么“靖康之初，(李)纲……倡为守城之计，卒之二圣北迁，至今未复者，纲之所致也……”他们不作抗金措施，只有“偷安岁月”的打算。内侍邵成章弹劾汪、黄误国，但高宗竟以“不守本职，辄言大臣”的罪名而被远窜。谁知好景不常，在扬州刚过了一年多，金兵又跟踪而至，其速度之快是高宗预想不到的。建炎三年(1129)二月，金军破天长军(今安徽天长市，时属扬州)，距扬州仅数十里。高宗闻讯，仓促渡江南逃。

2.第二次议论都城。从扬州逃到镇江后，高宗又预感到镇江、建康等地濒临大江，离前线太近，仍不安全。即于次晨召集文武近臣再度商议下一步的“巡幸”计划。这是第二次讨论迁都。此时，高宗对金、宋军事实力的对比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害怕长江天堑，未必能挡得住金兵铁蹄，他说:“姑留此，或径趋浙中邪?”吏部尚书吕颐浩乞留跸，以为江北声援，群臣附议。独有王渊提出“请幸杭州”，他说:“镇江止捍得一处，若金自通州渡江，先据姑苏，将若之何?不如钱塘有重江之阻。”此论虽未得到几多支持，却正合赵构心意，于是赵构当即决定:“今夜径趋杭州。”廷议中，朱胜非因故外出片刻，待他返回时，高宗告诉他:“适议定，不若径去杭州。”并指令朱胜非留守，处理后事。有人把迁都杭州这件事归咎于秦桧，从现有的史料看是缺乏根据的。

高宗一行途径平江府(今苏州)，赵构召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卫肤敏入对。卫肤敏说“:余杭(即杭州)地狭人稠，区区一隅，终非可都之地。”但他一看高宗的态度，马上转圜说:“为今之计，莫若暂图少安于钱塘，徐诣建康。”表示尊重赵构的“圣裁”。卫肤敏这种貌似折中，实为附议的论调，安抚了群臣，支持了高宗，深得上心。迁都杭州，就此事实上定了下来。

二月壬戌(十三日)，南宋君臣到了杭州。“诏令”改州治为行宫，以显宁寺为尚书省，下诏罪己，求直言，赦死罪以下。放还窜逐诸臣，就是不赦李纲。赵构打算偏安于钱塘了。不料三月初，发生了扈从统制苗傅及刘正彦的兵变，“迫帝逊位于皇子魏国公(赵)敷，请隆太后垂帘同听政”，给了高宗当头一棒。几经周折，拖了一个多月，平息了“苗刘兵变”，赵构才勉强复位。这个意外打击，使高宗觉得有必要重视一下舆论，做出一些抗战复国的姿态来，以保住刚捡回的皇位;于是“颁诏”，立即移跸建康，表示志在抗金，收复中原。然而，战局的进展十分不利于宋，宋军继续溃退，眼看难保建康。

3.第三次议论都城。就在四面楚歌的危急形势下，在建炎三年(1129)闰八月丁丑朔，高宗召集随驾百官与诸统制武官第三次商议“巡幸”之事，正式以临安府为行在。这次商议与以往两次不同的有二:首先是战局进一步严重，使群臣比较冷静地考虑主客观的可能性以及宋金双方的军事实力;其次，赵构接受“兵变”教训，虽可“御裁”，也多让大臣分析利弊。讨论一开始，高宗先提出三种方案，要大臣们抉择。他说:“朕若定居建康，不复移跸;与夫右趋鄂、岳，左驻吴、越;山川形势，地利人情，孰安敦害?”当时会上气氛热烈，群臣所提方案也多，就中较有影响的是张浚和马扩的意见。张浚提出迁都武昌，吕颐浩附议，但招来江浙籍官僚的激烈反对。马扩则提出“上策幸巴蜀，中策都武昌，下策驻跸建康”的“三策”论，也遭到大多数人的反对。反对者认为:“鄂、岳道远，馈饷难继，又虑上驾一动，则江北群盗乘虚过江，东南非我有矣。”御史中丞张守和谏议大夫滕康是最激烈的反对者。张守指责说:“东南今日根本也。陛下远适，则奸雄生窥伺之心。况将士多陕西人，以蜀近关陕，可图西归，自为计耳，非为陛下与国家计也。”迫于“建都金陵”的呼声有相当影响，高宗只好决定暂留建康。

但是，形势越来越严重，建康危若累卵。赵构心神不宁自不待言，就是百官群僚也希望权 都杭州。尚书考功员外郎楼就曾对高宗说:“今日之计，当思古人量力之言，察兵家知己之计。力可以保淮南，则以淮南为屏蔽，权都建康，渐图恢复。力未可以保淮南，则因长江为险阻，权都吴会，以养国力。”此言正中高宗下怀，立即下了决心。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准备移跸迁都。可是，金兵铁蹄已践踏江南，尾追不舍;高宗只得一路逃难。由建康至杭州，由杭州而越州(今绍兴)，由越州而明州(今宁波)，最后把小朝廷装进几只船内，经定海(今镇海)逃往台、温。南宋政权直到建炎四年(1130)四月，金兵北退，高宗君臣才北返越州，以其地为行都。次年改号为“绍兴”。绍兴元年(1131)十月，升越州为绍兴府，以示“绍继中兴”之意。

驻跸绍兴后，出现两个情况:一是物资耗量倍增，人多物少，百物昂贵，平民生活更加艰苦。“一兔至直五六千，鸽鹑亦三数百。”同时，“江湖寇盗多，贡赋不继”。为此，南宋朝廷公开标售官爵，以充国库--出钱五千缗可买承直郎。出钱三万缗，可得敦武郎。二是久驻会稽，偏于一隅，“人怀安而不乐屡迁”，不利高宗打出抗金收复故土的旗帜。因此，高宗说:“朕以为会稽只可暂驻。”许多大臣也以为驻跸会稽非其地，如中书舍人洪拟说:“舍四通八达之郡，而趋偏方下邑，道里僻远，非所以示恢复。形势卑陋，不足以守御。水道雍隔，非漕挽之便。”因此，绍兴元年(1131)十一月，朝廷决定“会稽漕运不继，移跸临安”。绍兴二年(1132)正月，高宗君臣又搬回临安府。这是第二次驻跸临安了。高宗看中杭州，是因为杭州比建康安全，“吾舍此何适?”

 

三、定都杭州的选择

 

高宗从建康返回临安后，派刘光世、韩世忠在建康、镇江置帅府，屯兵十万，加强了江淮一带军事防御力量。从绍兴三年(1133)至六年(1136)的时间里，在抗金将领吴、吴兄弟领导下取得了陕川保卫战的胜利，乘机收复了凤、秦、陇诸州;岳飞收复了襄阳等六郡，屯兵鄂州;韩世忠大败金兵于扬州，进驻楚州。公元1136年二月，张浚以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事的身份，与各路将领商议北伐。抗金形势日趋好转。在完成了军事部署之后，高宗又在许多大臣促动下，树起“抗金”旗帜，进跸建康。同时，女真贵族也因连年用兵，师老无功，导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相互残杀。掌握金国实权的挞懒一派，也于公元1137年废除了刘豫傀儡政权，对南宋政权使用了“以和议佐攻战”的策略，诱降赵构。宋金出现了对峙局面。东起淮水、西至秦岭的南宋半壁江山开始稳定下来。在这一段时间里，赵构政权也采用了“御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调集岳飞等精兵镇压了杨么等农民起义。这样，南宋赵构统治集团在重重矛盾中初步稳定了它的统治。绍兴八年(1138)正月，高宗不顾大臣的反对，从建康前线返回临安。当时知福州张守曾奏言:“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江流险阔，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可为别都以图恢复。”这是高宗第三次驻跸临安。就在这一年，正式以临安为“行在所”，最后定都临安。

终南宋之世，一百多年，大臣中时有移跸建康之议。因为山河破碎，国耻未雪，爱国志士，总是未能忘情于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大业。如陆游在孝宗隆兴元年(1163)《上二府论都邑札子》大声疾呼:“某闻江左自吴以来，未有舍建康他都者，吴尝都武昌，梁尝都荆渚，南唐尝都洪州(今南昌市)，当时为计，必以建康距江不远，故求深固为地。然皆成而复毁，居而复徙，甚至遂至于败亡。相公以为此何者?天地造设，山川形势有不可易者也。车驾驻跸临安，处于权宜，本非定都;以形势则不固，以馈饷则不便，海道逼近，凛然常有意外之忧。”陈亮也在淳熙五年(1178)《上孝宗皇帝第一书》指出定都临安，弊病为多。他说:“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当唐之衰，而钱镠以闾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独立，常朝事中国以为重。及我宋受命，俶以其家人京师而自献其土。故钱塘终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间，人物日以繁盛，遂甲于东南，及建炎、绍兴之间，为六飞所驻之地，当时论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张形势而事恢复也。士大夫又从而治园囿台榭以乐其生于干戈之余，上下宴安，而钱塘为乐国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万乘，而镇压且五十年，山川之气盖亦发泄而无余矣。故谷栗桑麻丝枲之利岁耗于一岁，禽兽鱼鳖草木之生日微于一日，而上下不以为异地。公将卿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场屋之士以十万数，而文墨小异已足以称雄于其间矣。陛下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

南宋定都临安，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两个:

首先是北宋杭州的迅速兴起，成为“东南第一州”这是定都者必须考虑的基本因素之一。

另一方面，金兵处处主动进攻，宋军时时被动防守，这是当时战局的长期态势。而建康靠近前线，不如杭州地处后方，比较安全。浙西一带水网交错，对骑兵活动不利。赵构说:“朕以为金人所恃者骑众耳。浙西水乡，骑虽众不能聘也。”杭州有一道天然屏障，给统治者增加了安全感。

此外，北宋后期的杭州与建康作比较，欧阳修在《有美堂记》中曾说:

“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惟金陵、钱塘……金陵以后服见诛，今其江山虽在，而颓垣废址，荒烟野草，过而览者，莫不为之踌躇而凄凄。独钱塘自五代时，知尊中国，效臣顺，及其亡也，顿首请命，不烦干戈，今其民幸福足安乐。又其俗习工巧，邑屋华丽，盖十余万家。环以湖山，左右映带，而闽商海贾，风帆浪浪泊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可谓盛矣。”(《欧阳文忠公文集》卷40)。

总之，南宋定都杭州，决非偶然;应该从杭州的发展与当时军事形势等因素中探索。

 

参考文献

[宋] 欧阳修:《新五代史》，[宋] 薛居正等《旧五代史》。

[宋] 苏轼:《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68年新标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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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正秋:《南宋定都临安原因初探》，《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一期。

林正秋:《南宋定都杭州的经过》，市政协编撰《南宋京城杭州》，浙江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