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
在川藏公路通车之前，一千多年来，藏族同胞喝的茶几乎都通过茶马古道运送进藏。藏茶，成为演绎茶马古道故事的主人翁。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和亲吐蕃王松赞干布，将蒙顶贡茶带到吐蕃，由此开创和开辟了西藏1300多年的饮茶史和当今闻名于世的“川藏茶马古道”。
是的，雅安不仅有一座山——世界茶文化圣山蒙顶山，还有一条路——直达康藏的茶马古道。
沿着这条路，雅安背夫用沉重的脚步，丈量了崇山峻岭千百年来的坚苦卓绝;沿着这条路，雅安茶号用几代人的盛衰，演绎出藏茶贸易盛极一时的过往繁华;沿着这条路，茶马司用满是青苔的石碑，留存下茶马互市令人唏嘘的历史剪影。
四川雅安，原为西康汉区，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边销茶生产基地，雅安为西藏及周边藏民聚居区生产的小叶种全发酵砖茶，史称“南路边茶”，亦有“边茶”、“粗茶”之称，现叫做藏茶。自唐至今逾千年来，藏茶是我国藏族同胞的主要生活饮品，深受藏族同胞的喜爱，被称为藏族同胞的“民生之茶”。
为缅怀和彰显我市边茶在推动藏汉贸易发展、促进藏汉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等方面所起到的巨大作用，同时也为了纪念和传承雅安边茶为中华民族保留的厚重历史内涵和丰富边茶文化，今年1月18日，中国茶叶流通协会授予我市“中国藏茶之乡”称号。
一条茶马古道:
背夫在山岭间演绎传奇
午饭过后，74岁的老人曾发贵拿出小撮箕，坐在家门口剥起了玉米棒。辛劳了一辈子，即使到了晚年，他也闲不住。
面对这位神态安详的老人，很少有人会想到，他曾经也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位背夫。忆及当年，曾发贵淡淡地说:“当初一起背茶包子的那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这里，他提到的“茶包子”指的就是藏茶。
这句话，他说得特别心酸。
“背茶包子太辛苦，那条路太难走。”曾发贵说，“从雅安出发，翻过二郎山到康定，这一来一去大概需要二十来天，去的时候背着茶包子走得慢，一路走一路歇，大概需要十七天，回来空手就快多了，只需要五天左右。”
话完，曾发贵一阵沉默，专注而缓慢地剥着玉米棒。半晌，又自言自语般说道:“那些路，恐怕现在都找不到了吧?”
曾发贵14岁跟随母亲一起背茶包子。在曾发贵的记忆中，那是收割稻谷的季节，他背了四包茶包子，母亲背了七包，每包都用篾条编织包好，长约1米，重约9公斤。一个女人，一个孩子，在背茶包子的队伍里，母子俩总是走在最后。
曾发贵说:“在背茶包子的队伍里也有一个领头的，到达康定后，他负责把我们背的茶包子交到固定的锅庄里，回来后，所有的背夫都要通过他领工钱。工钱是出发之前领一半，回来后再领另一半。”
老人梳理着深埋的回忆，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二郎山上的弯道特别多，拐过一个又是一个，没完没了，似乎走不到尽头。14岁的他第一次踏上这条路时，有些许好奇，但更多的是疲惫。但是，他没法向母亲诉苦，因为母亲已经背了七包，其他同行的妇女只背五包。
曾发贵已经记不大清楚第一次背茶的经历，他只记得很累。
第一次之后，曾发贵接着又背了一次。再后来，曾发贵再也没有踏上背夫的路。“太苦了，如果家里生活条件稍微好点，是没人愿意去背茶包子的，我母亲背了三四次之后也没再背了。”老人说。
走出曾发贵家木质结构的房子，仰头看时，一阵乌云正向山这边笼罩过来，老人仍然坐在门口，一个一个地剥着玉米棒。
因为有藏族同胞对藏茶的需求，所以有了背夫。背夫也叫背脚子，历史上是川藏茶马古道上的主要运输“工具”。
从雅安到康定，从海拔600米到海拔3000米，山势纵横、河流湍急、气候恶劣多变，这段路的藏茶运输全靠人力背送。古道上，背夫们所行的路是宽约九尺的烂石路，坡陡路窄，崎岖难行，当时流行这样的民谚:“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形象地描述了行路之难。
一座姜家大院:
后人在茶号前追忆过往
但是，路难并没有阻止背夫们前进的步子。在当时的情况下，背茶包子是很多贫困人家的谋生之道。于是，克服难以想象的艰苦，背夫们从恶劣环境中踏出了一条绵长曲折的茶马古道，在川藏道上近千年地行走，促成了茶马贸易的兴旺，这是川藏
姜家是我市藏茶生产历史上的一大旺族，由该家族生产的“仁真杜吉”牌砖茶曾是西藏高僧贵族的主要饮品。
9月的一天，记者踏进了位于荥经县城后街的姜家大院。大院幽幽，雕梁画栋犹在，一个曾经通过藏茶获得富贵的大家族印象，逐渐变得具体起来。院子的主人姜琳从里屋走出来，如今他已80岁高龄了，小时候从父辈口中得知的家族辉煌史，老人记忆犹新。
姜家的辉煌与没落，与藏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明朝时，姜家祖上就从洪雅来到了荥经，开始涉足边茶生意。清朝嘉庆年间，开始生产边茶。那时，朝廷对边茶贸易实行专卖专管制度，卖边茶需要在朝廷挂上号，即取得专营权。姜家顺利获得了边茶专卖的许可，成为当时边茶贸易的大户，鼎盛时期，还在康定开设了专门进行边茶批发交易的商铺和大院。
由于姜家的制茶工艺独特，其品牌很快在众多边茶品牌中脱颖而出，他们生产的极品砖茶受到西藏高僧贵族的喜爱。到了光绪年间，姜家的边茶年产值已达数十万两白银，堪称当时的商界巨头。
姜家就这样成了荥经远近闻名的大财主，也成为小偷窥视的目标，但是本地小偷并不“光顾”姜家，而是组织外地小偷到姜家偷东西。问及原因，姜琳说:“兴许本地小偷不好意思来。那个时期，每天夜里，家里都有十几个会功夫的人巡夜，抓住了小偷不打，带到厨房用好菜好酒招待，末了，再给一笔钱让他们别再来姜家。”当时姜家之富足，窥一斑而知全豹。
姜家的兴旺源于边茶，它的没落同样源于边茶。
1939年，原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面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首先想到的是控制边茶贸易，他成立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规定所有茶商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姜家不愿加入“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却又无法贩运茶叶入藏，渐渐地，姜家从边茶生意中淡出了。随后，姜家出钱给一个亲戚做生意，但银子有出无进，三下两下，终于拖垮了家业。
曾经活跃在茶马古道驿站上的这个边茶生产家族没落了。如今，后人姜琳孤独地守着这所四百多年历史的大院。院子里时常静悄悄的，只有那些雕花木窗、镂空木门、天井石阶上的精美石雕还在诉说着老宅的过往繁华。茶马古道最具特点的地方，也是最吸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背夫文化是茶马古道上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背夫演绎了茶马古道的神奇，令人敬仰。姜家大院是如今保存较好的明清时期民居。姜家在明朝中期从乐山洪雅迁居荥经后，以“华兴号”(后改为“裕兴号”)招牌与康藏地区做茶马生意，创立了享誉康藏的“仁真杜吉”品牌。清嘉庆年间，姜家茶业在北京“请引”设店办厂，为历代茶业之首。除姜家大院作为基地外，姜家在康定还设有分店“公兴茶店”。

如今
一所茶马司:石碑在院落中述说往昔
石碑在院落中述说往昔，姜家大院中仍然保留着清代的“裕国兴家”匾。“裕国兴家”这四字，也正是千年茶马古道的精髓。
茶号(又称“茶店”)，是雅安历史上特殊的民族工商业，长期以来，它为雅安边
蒙顶山下，位于名山县新店镇的茶马司见证了茶马古道的辉煌与沧桑，这是我国目前有文字记载的4处茶马司中，唯一一处有遗址可考的茶马司。
探访茶马古道的全程，是一次穿越历史的时空之旅。在这场旅行之中，茶马司，将我们所有漫无边际的想象浓缩成历史的剪影在这里重现。走进茶马司，大门上黑底金字“茶马司”三字气势磅礴地出现在眼前，黑色的宏厚、金色的大气与尊贵仿佛诉说着曾经的繁荣。这是一个石料檐柱的砖木结构四合院，院子里陈设简单，主屋内四面墙全是关于茶马古道的图片，有茶马司简介、有边茶制作工艺、古道路线图……除此之外，再难寻到其他历史的痕迹，千余年外，我们面对的或许只能是这样的沧桑。
但是，院内的石刻碑文提醒着人们，这里曾经是茶马交易的极盛之地:“宋时因年年用兵，所需战马，多用茶换取。神宗熙宁七年，派李杞入川，筹办茶马政事，于名山，以名山茶易马用……”名山新店的茶马司就建于宋神宗熙宁七年，专管茶马贸易，使茶叶运输入藏成为政府专门管理的一项重大事项，从而确保了茶叶能长期、稳定地供应藏区，满足藏区人民的茶叶需求，茶马古道亦随之形成。
后来，这里一度被改名为“长马寺”，寺内供奉有几尊菩萨像，藏族同胞经过这里时，也要进去烧香、许愿，因为这里曾经是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地方。如今，从主屋的侧门进入后院，仍然可以看见当地村民供奉的几尊菩萨像。在当地村民看来，这里是一块风水宝地。
再后来，“长马寺”改回了它原来的名字“茶马司”，四合院也几经修缮，出现在眼前的建筑可以明显看见后人维护的痕迹。环顾修缮一新的四合院，或许曾经的茶马司真的远去了，我们只能从这一古遗址上窥见一些茶马交易的故事。统治者以茶叶来控制藏区，并用茶叶与西藏交换马匹，背夫们在古道上吆喝，茶马古道曲折地向前方蜿蜒而去……茶制造业的发展与进步，为促进藏汉人民的团结和友谊，推动内地与西藏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川藏茶马古道厚重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容中，茶号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达到“以茶治边”以及用茶叶交换藏区战马的政治、军事目的，历朝统治者十分重视汉藏间的“茶马互市”，宋朝熙宁七年，官府就开始用大量川茶与吐蕃等部落交换羁縻马，并在四川雅安等地设场易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