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尚阳
宋仁宗时，临湘聂市出了一位“驸马”，他就是当时大名鼎鼎的张尚阳。
张尚阳(1011-1078)，幼时在家乡攻读经史，稍长，随在朝为官的兄长张尚祖赴京，投入太史鲁宗道门下。因学业锐进，声闻京城，被宋仁宗选为驸马，与仁宗女儿升平公主结为伉俪。
康定元年(1040年)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的身份经略陕西、抗击西夏。仁宗令张尚阳以驸马都尉随行，协助范仲淹主持军务。当时，面对西夏的侵扰，朝廷多数官员主张征讨。而宋夏交战多年，宋军每战必败。原因就在“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器械朽腐，城郭隳颓。”(《续资治通鉴长篇》卷204)范、张等人根据这种分析，力排众议，主张采取防御为主、攻守结合的战略。一方面筑寨，加固边城，作为屏障，另一方面选将练兵，招募善骑射的当地百姓补充军队，招还流民兴垦营田，作好长期作战的准备。宋朝廷采纳范、张的主张后，宋朝的防御力量大为增强，西夏军队欲胜不能，终化干戈为玉帛，达成了“庆历和议”，出现了边塞相对稳定的新局面。在经略西北防务的过程中，张、范二人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庆历年间，宋朝廷内忧与外患交相侵迫。内有沂州(今山东临沂)的王伦起义、陕西商州的饥民起义，外有西夏入侵。有识之士怀着强烈的忧患意识要求变革，以挽救统治危机。仁宗也欲改革弊政。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提出了著名的《十事疏》，即明黜陟、择官长、均公田、减徭役、修武备等十条建议。张尚阳支持范仲淹的改革举措，积极旋说皇帝和大臣，使这些措施为仁宗所采纳，以诏令形式颁行全国，这就是历史上的“庆历新政”。
张尚阳一生利用其特殊的“驸马”身份和过人的才智，为加强宋朝西北防务，协助朝廷大臣治理国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宋仁宗赞曰:“朝廷赖其赞襄，边防得其谋议。”
《张氏族谱》载:聂市古街南端张家门的张尚祖，系临湘县的第一名进士，官天章阁待制、东京府尹、节度使、平章军国事。其弟张尚阳(1011-1078)，庆历初年(1041)被选为驸马，与仁宗之女升平公主结为伉俪;庆历三年，曾在仁宗皇帝面前多方周旋，让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一度得到推行。此后，张氏兄弟的儿、孙、曾孙辈有九人连登进士。张尚祖、张尚阳之父张实万，有墓葬、墓碑和宋仁宗皇帝的告勤、祭文碑，至今保存荆圣村八屋姚家后山。见八屋姚家张实万墓葬、墓碑照。自张氏兄弟始，聂市人文蔚然而兴。至清代，聂市有“五里三牌坊，两里三进士，隔河两驸马”之说。
方 兴
著名抗元将领，负帝投海殉国。
宋咸淳十年(1274)秋，蒙古丞相柏颜率三路大军，水陆并进，直逼南宋都城临安(今杭州)。兵临城下的南宋朝廷，诏集各地将士保卫临安，匡扶宋室。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一批著名将领应诏统兵入卫临安。他们中间有一位临湘籍人士，他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抗元将领的方兴。
方兴(?-1279)，字毅轩，临湘桃林人。南宋德佑元年(1275)，他应诏保卫临安，协助文天祥在江西赣州招募兵勇，很快就组织了3万义兵，收复了一些失地。正当义兵乘胜进兵临安时，有人劝阻说:元军重兵压境，宋室危在旦夕，你们与之作战，无异于驱群羊而斗猛虎。方兴答曰:“国家养育多年，我辈断无苟且偷安之理，惟有以身许国之责。”
景炎一年(1276)，元兵攻入临安，掳恭帝及宗室官吏而去。这时，不少勤王义士纷纷离去，而文天祥、张世杰、方兴、朱华、邹凤等爱国将领，坚持斗争，决心收复失地，拯救宋王朝。祥兴一年(1278)，端宗病死，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方兴等继立年幼的卫王赵日丙为帝。方兴被封为诏讨使，继续抗元，率领宋军战斗在南海崖山一带。翌年，文天祥、张世杰相继兵败，元军攻下崖山，方兴随陆秀夫负幼帝赵日丙投海，以身殉国。
文天祥遗著《文山全集 指南录》中有《北营思方将军一绝》，高度赞扬方兴以社稷为重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气节。诗云:始兴溪子下江淮，曾为东南再造来。如虎如熊今固在，将军何处上金台。
杨柱朝
在岳阳历史上，俊贤才士呕心沥血，先后编纂了明朝弘治、隆庆、万历，清朝康熙、乾隆元年、十一年等6部《岳州府志》留传于世。其中，杨柱朝主纂的康熙《岳州府志》，融学术性、史料性于一体，尤为珍贵。
杨柱朝(1618-1687)，字石林，号娲宫，晚号洞庭渔隐，清代临湘人。顺治十一年(1654年)中举，顺治十六年(1659年)中进士。曾任四川平武知县，治绩突出，百姓拥戴。后辞官回乡，全身心投入治学之中，参加修纂康熙《湖广通志》、康熙《岳州府志》、康熙《临湘县志》，撰写《诗经订伪》、《读史笔断》、《读史学》、《广法言》、《印庄娲宫诗话》、《印庄笔秋堂集》、《钓余手钞》等著述，是一位难得的既贯通经史、又精工诗文的岳阳本土文学家。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杨柱朝应岳州知府李遇时聘请，担任府志主纂。当时，岳州历经战乱，“老成凋谢,兵灾累经,故府之载书，先民之遗卷，杳焉无稽”，编好一方全史，困难重重。杨柱朝迎难而上，“且出腹笥之蕴，发笈录求，揽遗书而综旧闻，于是删繁刈芜，补漏缀轶，参与考订，期于至当”。仅仅花了一年多的时间，全书便告完成，共28卷，20多万字。这本府志呈现两大特点:一是史料宏富，堪称地方百科全书。全志收录了大量《春秋》、《史记》、《汉书》等古籍文献与旧志中有关岳阳的记载内容，辑数千年岳州史事于一体，融洞庭湖、岳阳楼、君山诗文题咏于一书，纲目门类合理，体例完备，文笔犀锐精湛，不仅是当时岳阳的地方全史，而且是一部地方百科全书。二是考校厘正，有许多独到的历史研究见解。志书对“瞳袭传伪”的史料逐一作出厘正，提出:如麋子在郧、房之间，罗子徙湘、平之域，古华容为今监利，此疆域之宜厘正者一;城陵为古彭城，如山为古如城，青草介于巴、华，黄陵介于湘阴，崇山自道明越裳、壤连交广，此山川之宜厘正者二;湘君为天帝之女，欧阳询、虞悝为汉之临湘人，徐伟为今之临湘人，此人物之宜厘正者三。三者正，而刚柔燥湿之性，贞淫奢俭之俗，登耗赢绌之数，因革损益之宜，咸可按籍而定。”同时，对杜预开杨口大运河之事，也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考证，得出了“杨口即古调弦(今华容调弦口)，因杨岐得名，而是河(即华容河)亦自江出，冬竭夏流，故当时均以沱称，得非沔阳之长夏河”的结论。
杨柱朝治学严谨，从不盲目传伪。他从小即学习《朱传》，受程朱理学影响颇深，但对书中阐述的观点抱有怀疑。他通过广泛收集各家观点，重新学习古《序》及毛传，坚定了批判《朱传》的决心，写出了《诗经订伪》一书。全书以《序》及毛说为主，博采诸家，论其得失真伪，自成一家之言。
杨柱朝还是洞庭湖海市蜃楼现象的第一个解释者和记录者。明清时期，洞庭湖浩渺无涯。相传，每年春夏之交，人们可见到湖上“蜃楼”，百姓惊为怪事，没有人能解释清楚，也没有人记载下来。杨柱朝亲往观察湖上“蜃楼”，以《洞庭蜃楼歌》纪其事:
“洞庭八百浩淼中，一片奇光相与遇。青螺十二掩其峰，幻作 都与烟树。中有浮屠势凌空，大山小山叠无数。碧绀苍青无端倪，观者如堵色惊怖。”
并考证史书记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湖中蜃楼跟海中蜃楼同是由“气”所形成，是“理”之所归，并认为《岳阳风土记》中“洞庭湖中有巨蚌，深夜展一壳如帆，吞吐明珠，与月争色”就是洞庭湖的蜃楼，是“理气所召”，“无足怪者”。
杨柱朝对岳阳楼“仙梅石”也作出了“非仙”的解释。明崇祯年间，岳阳楼被烧毁后，集资重修时，在楼址挖出了一方上有梅花墨迹的奇石，时人以为神物，故建墨石亭以纪。亭成时，“盈城罢市，相顾动色，人人如有所获”，都以一睹奇石为快。杨柱朝为此特撰《仙梅记》指出:此石并非神仙之物，“仙梅”一说是荒唐之言，他利用动静的观点解释此乃自然界的正常现象。他的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科学，在当时封建迷信盛行的时代，是十分可贵的。
刘 敖
刘敖(1829-1887)，字凤翔，湖南临湘云溪(今岳阳云溪区)文家冲人。早年参加湘军，曾任浙江台州知府。是左宗棠派系主力，助左宗棠收复新疆有功，后任台湾兵备道。著有《巡台退思录》。
刘敖自幼饱读诗书，习拳练棍，咸丰三年，曾国藩、左宗棠在长沙办团练，刘敖应招投军，被左宗棠聘为“记室”(大概是文字秘书)，后左在浙江一带镇压太平天国。同治三年(1864年)，35岁，任浙江台州知府，固海防，竣东湖，修学宫，储粮食，建储蓄(设培文局)。离任时，六县绅民立《刘敖治台实政碑》。1874年，随左宗棠师新疆，平定叛乱，收复伊梨。1881年，任台湾兵备道，府城为台南。
1885年(光绪十一年)6月9日，清政府在中法大捷后依然与法国签订《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左宗棠领衔反对，说“对中国而言，十个法国将军，也比不上一个李鸿章坏事”，还说:“李鸿章误尽苍生，将落个千古骂名”。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激愤，弄得李二先生狼狈不堪，李鸿章恼怒这个湘人不懂中国国情。决定拿左宗棠的下属开刀，杀鸡给猴看。指使亲信潘鼎新、刘铭传等陷害“恪靖定边军”首领王德榜、台湾兵备道刘敖，将他们充军流放。
这就是现在电视剧中，刘敖与刘铭传之间恩怨的背景，两人分别代表当时政治上的徽派与湘派。正史表明，二刘都应是历史的功臣，不应当区别出好坏，电视剧中的描写不太公正。
福建省前的末任实缺台湾道刘敖，是台湾近代史上的有争议人物。台湾史学家连横称他为“有经国之才”的能吏，在所著《台湾通史》中为其作专传，其他章节中记述刘璈的政绩亦甚多。对于刘璈在中法战争期间被督办台湾事务的福建巡抚刘铭传参劾，革职籍产，流放黑龙江，最后死于戍所的结局，认为“士论冤之”
1985年， 台湾史学家许雪姬先生发表了长篇论文《二刘之争与晚清台湾政局》为刘璈作了全面的辩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事实上，刘璈在中法战争中的表现十分杰出，在防戍上，法船始终无法在南部越雷池一步，在外交方面，除尽力保护外商，屡获好评外，且欲利用外交手段解决台海封锁之困;尤以在法舰上面见孤拔时所表现的勇气，更令人折服。”因而“有关二刘之争，今人的研究，较倾向于同情刘璈。”
刘璈是怎样发迹而得任权势颇大的台湾道的，对此，连横先生作了这样的说明:“刘璈字兰洲，湖南岳阳人，以附生从军，大学士左宗棠治师西域，辟为记室，参赞戎机，指挥羽檄，意气甚豪。及平，以功荐道员，光绪七年，分巡台湾。”后世学人谈及刘璈的早年经历，多遵循连横先生的说法。一些大陆著作还据此演绎成刘璈曾参加左宗棠领导的收复新疆和抗俄斗争云云，而不察连横先生的说法颇多讹误失实。
首先是关于刘璈的籍贯。据沈葆桢于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片称:“据营务处浙江候补道刘璈禀称:该员于本年二月初一日在风港营次接到家信，知父品章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在湖南临湘县本籍病故，恳请奔丧，回籍守制。”据此， 可知刘璈的籍贯应为湖南临湘县，而非湖南岳阳。清时，在岳阳城设岳州府，附郭巴陵县，辖下有临湘等县。民国时，始改巴陵为岳阳县。因此，将刘璈的籍贯指实为岳阳(城或县)人都不准确。其次是刘璈的道员资格何时取得?刘璈早年确实投在左宗棠麾下襄办营务，因参予镇压浙江太平军有功，被左宗棠奏保为浙江台州府知府。然而，当左宗棠于同治六年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主持平定甘陇回乱时，刘璈却没能跟去，而是继续留在浙江官场浮沉。不过，至迟在同治十三年，他已由实缺知府改以道员候补了，而不必等到平定西域以后。
吴 獬
吴獬(1841-1918)，字凤笙，临湘桃林三合人。他自幼聪慧好学，才思敏捷，出口成章。十岁即已熟读诸经，十六岁被人称为奇才，十八岁中秀才，二十岁肄业于长沙岳麓书院。后长期蛰居乡里，抚经阅卷，教书讲学，参与编修清同治《临湘县志》。同治十二年(1873)，三十二岁的吴獬参加乡试，光绪二年举孝廉。其时正值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讨伐阿古柏入侵之敌，招吴獬为幕僚，吴獬因病未就。第二年，他赴京应试，途经汉口，两广总督张之洞与他晤面，颇受赏识。后来提及吴獬，张之洞赞曰:“洞庭一湖水，唯凤笙饮一匙，我与诸公仅尝其滴耳。”
光绪十五年(1889)，吴獬已四十八岁，赴京殿试，却被主考官李鸿藻(李鸿章之弟)忌后于己不利，只得了个第十一名进士，并压制吴不能进翰林院再修，放于广西荔浦县任知县。吴獬为官清廉，关心民苦。自题县衙堂联云:
简政宽刑，与民为善;
修文重礼，息讼宁邦。
他目睹荔浦城乡学风不张，便集诸生于正谊书院亲自督教，谆谆以授，学风为之大振。在庐县任上，庐县赌风甚烈，吴獬严令以治，且亲作《戒赌歌》，张之四乡以劝诫，仅数月，赌风即除。他获知时有两广奸人骗贩内地人口出洋做苦力，据实上报“迭请恶惩”，而“大吏为虎作伥，卒不获准”。吴獬不齿于吏治之腐，为官仅四年，愤然告老回乡。
此后，吴獬潜心于教育，四处讲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选为杭州府教授，兼敦仁书院山长①;后应广西巡抚沈中丞之聘，襄办广西学务。辛亥革命后回湘讲学，先后在临湘莼湖书院、岳州金鹗书院、长沙岳麓书院、通城青阳书院、衡山石鼓书院、衡阳研经书院、江宁(南京)三江师范、江南高等学堂任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吴獬回岳阳创办岳郡联立中学。吴獬一生从教达五十余年，门下杰出子弟遍及东南诸省。
吴獬创办岳府中学堂，1931年改名岳郡联立中学，图为20世纪30年代岳郡联中校门。
吴獬学识渊博，时常妙语联珠。民国初，北洋军阀吴佩孚驻兵岳州，慕吴獬名，两次登门拜访，第一次吴獬让他吃了闭门羹。第二次，吴獬粗服便装相迎，临别时，吴佩孚求赠墨宝。吴獬不假思索，信手写下一联:“民国正需廉耻将，吾家曾出广平侯。”文字通俗贴切，且以吴姓名人入联，用典信手拈来，不失为一妙联。河北一文人居磨盘洲，以“磨盘洲磨大眼小小齿棱棱吞粗出细”为上联，广征下联，久无人应对。吴獬闻此，专程造访，并以“秤砣岭秤直沟弯星朗朗知轻知重”对之，世人称绝。
吴獬一生著述甚丰，可惜其中的大部分书稿被军阀吴佩孚遗失。现存《湘雅摭残》评价吴獬的诗文:“其文出入唐宋名家，诗格则在玉川、白傅之间”。《不易心堂集》取自吴獬书斋之名，意即“纵使贪泉饮，终为不易心”。全集分诗、文、联语三类。《一法通》，五万余言，是湘北民间谚语、俚语、格言、谐对汇集，不少湘北老人至今犹能背诵全本或部分句子。
吴獬不趋权贵，不慕名利，喜与平民接近，同情穷人疾苦，曾作放足歌，宣传妇女放足，著文赞助兴办育婴堂，养育孤儿。他性情诙谐，幽默，岳阳、临湘两地至今留传许多关于他的趣闻轶事。一次，有位贞操自守、教子有方的孀妇做六十岁生日，请吴獬为她写匾庆贺，吴题“曹操孟德”四字，众人不解其意，请吴獬解释一下，吴獬说:“这孀妇有曹大姑守节的贞操，有孟母教子成名的美德。因此，以‘曹操孟德’四字赞扬她。”众人拍手叫绝。不久，一个心性恶毒的寡妇做六十寿辰，慕名请吴獬题匾，吴獬随手写下“主母亚心”四字，匾额金碧辉煌，又是名家所书，寡妇甚为高兴，吴獬笑着对她说:“这四个字是‘恶毒’二字拆开写的。”在场人无不捧腹大笑。有次，吴獬的儿媳将女裤当大门晾晒，儿子大为不满，以为这有违世俗、礼教，相互大吵。吴獬前去问明原因后，当着儿子的面，从女裤下一钻去一钻来，边钻边说:“我还是吴獬!”后来，儿子羞愧满面，不再与老婆吵架了。
公元1918年旧历二月初四，吴獬以78岁的高龄谢世，世人称他为岳州一怪。
李凤荪
李凤荪，昆虫学家，农业教育家。在农业害虫防治上做了许多突出的工作，也是我国卫生害虫早期研究者之一，在蚊蝇的防治研究上造诣颇深。他编著的《中国经济昆虫学》是我国较早的专著，在昆虫界有较深的影响。
李凤荪，字力耕，1902年8月25日出生于湖南省临湘县一个农村家庭里。全家靠父亲经营茶叶和执教私塾生活。李凤荪上小学时，父亲经营破产，不久又离开人世，家境十分清贫。但他求知欲望甚强，考进岳阳湖滨教会中学。他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到农场做工，以半工半读支撑学习。1925年毕业，考入南京金陵大学生物系，侧重昆虫学的学习。
李凤荪自幼对农村深有感情。曾在他的专著绪言中写到:“吾华以农立国，垂五千年，国人生活所需，罔不唯农是赖，……然胼胝之劳苦，常不敌蟊贼之损害，如史称飞蝗蔽，螟务禾稼者，无世无之，是不可抗御之天灾乎?!”他取字“力耕”，立下致力于农业科学的抱负。
在大学期间，仍旧靠工读和学校提供的奖学金维持学业。他身怀大志，见解独到，我行我素，潜心攻读。每逢假日，同学们或结伴春游，或秋爽登高，而他总是孤身独坐在阅览室里博览精读，搜集各种昆虫资料。每年一到暑假，他背负简单的行装，奔赴苏北粮棉产区，调查虫害，采集标本，参加治虫。在大学里4年，他踏遍了江苏省40余县的山山水水，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发表了“江苏省蝗虫之分布”、“捕蝗古法”两篇学术论文。这些文章得到江苏昆虫局局长张巨伯和中央农业实验所吴福桢主任的赏识。1930年1月毕业后，经二位举荐先后在江苏昆虫局和浙江昆虫局任技士兼主任，从事棉花害虫和蚊蝇防治的研究。在工作中他深感国内科技落后，设备和资料贫乏，很多问题难于解决，于是萌生了出国留学之念。1935年8月在亲友资助下，启程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昆虫系学习。在学习期间，他承担了实验室制作蚊虫生殖器标本工作，并受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之托，在美国棉产区考察棉花害虫及防治，以挣得回国的路费。1936年毕业获硕士学位，而且被选为Sig-ma-Xi荣誉学会会员。
1936年回国后，在南京中央棉产改进所棉虫股任技正。1938年回湖南，闭户3月，收集整理自己历年研究资料，写出了50万字的著作《中国经济昆虫学》，出版后影响甚大。
1938年后，李凤荪曾先后在湖南农林改进所、湖南农业专科学校、浙江大学农学院、福建农学院、湖北农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湖南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肖杰伍的推荐，返湘出任湖南大学农学院院长，1951年院系调整后，任湖南农学院昆虫学教授和植保系主任。1959年成立湖南林学院，他奉调任该院森林保护教研室主任。1964年调中南林学院直至1966年8月1日去世。
李凤荪曾担国民政府教育部昆虫名词审查委员会委员，中国昆虫学会理事、湖南省科联和科普协会副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昆虫学报》编委等职。
在卫生害虫防治研究上有突出贡献
1936年回国后，全力投入了当时各种昆虫研究工作，他东奔西跑，哪里有虫情，他就奔赴到哪里，全力研究防治之策。在江苏昆虫局工作期间，他专门从事棉花害虫的防治研究，同时不断总结成文，相继发表了《中国棉虫研究趋势》、《棉作害虫》、《红铃虫》等论著。他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期间，当地正值蚊蝇传播疾病猖獗，他即投身于蚊蝇生活习性和防治的研究。为了研究药剂对传染丝虫病的库雷蚊的防治效果，他在自家宿舍附近的菜园里埋下12个瓷缸，放水装粪让库雷坟产卵，繁殖幼虫，然后进行药剂防治试验，每天夜晚都手执电筒逐缸进行观察，记载各种数据并进行分析和对比，由于人手不够，他全家妻子儿女都帮忙记录，这项“家庭试验”竟一直持续9个多月，从不间断。这一全家投入科学实验的动人事例，在昆虫学界传为美谈。经过几年对蚊蝇的研究，李凤荪成为我国早期研究卫生昆虫的有数专家之一，他先后在多种刊物上发表了:《世界疟蚊名录》、《蚊虫防治法》、《家蝇之传染病与防治》、《家庭的卫生害虫》等19篇有关卫生昆虫的论文。同时他对血吸虫为害也进行过调查研究，还深入到岳阳湖区实地考察，向湖南省政府提出灭螺治病的建议，受到省领导的重视。1944年他完成一部卫生昆虫专著--《中国乡村寄生虫学》，这是一本早期研究中国农村卫生昆虫著作，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因而受到当时国民政府的重视，身为湖北省省长的陈诚为之亲笔提上书名。
1938年他为了摸清中国西部高原的昆虫种类及分布情况，他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进入青藏高原的川西藏族地区，连续考察三个多月，收集了大量昆虫资料。后来，他还利用教学兼课之便，进入广西中越边境、海南岛热带森林、福建海滨收集热带及亚热带昆虫资料。随后，有一年湘、鄂、川武陵山区蝗灾严重，他带着眷属旅行常德、沅陵、泸溪、吉首、桑植十余县进入鄂西恩施，深入农村乡里，收集蝗虫资料并研究防治措施。他马不停蹄地转战南北在各地调查、收集资料、研究虫害发生的规律，资料聚集如细涓汇成江河，著写一部总汇中国昆虫学巨著的雄心在他脑海中萌发、构思。
李凤荪性格的突出特点可概括为:勤劳、苦干、倔强。他一身充满着追求、奋进的生命火焰，走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他的爽朗谈笑和炽热的热情使周围的人感到他那顽强的生命力。即使在年过半百步入老龄时，他仍然照样上山下乡，深入现场，与青年人一道翻山越岭，采集标本，调查虫害。由于他有坚强的事业心和对科学执著的追求，不论处于顺利和挫折的境遇，都能同样保持着旺盛的热情，置个人荣辱于不顾。1957年他那直言弊端的个性使之被错划为右派，1958年下放到偏远的江华林场一个小工地劳动，他依然干劲十足，以他超人的体力，经常肩挑百斤担子，轻松地来往于田头和林间小道，从不气馁。1959年12月，冰消雪融，中共湖南省委在《新湖南日报》上公开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从此，他更加情绪高涨。在他57-60岁之际经常上山下乡，他此期行经湖南会同、靖县、通道、绥宁、慈利、宜章等30余林区县调查森林虫害，并写了《竹蠹虫的发生及防治的研究初报之一》、《江华麻江伐木松蛀虫简报》、《苏云金杆菌防治松毛虫研究简报》等10余篇森林昆虫研究论文。1959年他得知白蚁对林木和建筑物的危害甚大，他立即奔赴临湘县现场，与老农一道寻觅蚁巢，连续工作了三天三晚，终于在一个棺材里直捣白蚁的“大本营”。如今这个大白蚁窝还保存在中南林学院昆虫标本室里供陈列展览。“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就是李凤荪的倔劲。
呕心沥血，撰写巨著
业精于勤，这是李凤荪做人的根本，他治学严谨，操守过人，确有古人那种“卧薪尝胆、椎股悬梁”的苦劲。他长年累月夜半鸡鸣即起，先来个痛快的冷水浴，精神百倍，然后襟坐攻读，或伏案写作，直至天明进早餐，然后上班或上课教学生，数十年如一日，少有松懈。他体健神旺，精力充沛，与人谈吐或课堂演讲声如洪钟，未见其人则可先闻其声。在他35岁之际，曾一度失业，仍闭户潜读，将多年累积的调查的资料进行系统总结，1940年，一部在他心中孕育已久的巨著--《中国经济昆虫学》(50万字版)出版问世，此著记述我国1300余种主要害虫的形态特征、地理分布、生活史及防治措施，这是我国第一部全面系统且实用价值很大的昆虫学专著，受到国内外高度评价，在海外英、美、日等许多国家广为传播。此书之出版不仅奠定了李氏的学术地位，同时也成为他终身为之奋斗的学术方向，他意图不断扩充、完善，成为一部能反映中国昆虫全貌的大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均较旧中国优厚，他得已有条件将这部巨著大为扩充，同时国外的昆虫学家得知他打算再版此书，从道义上、资料上提供了多方的支援，终于在1951年，《中国经济昆虫学》(240万字版)在长沙问世，这是他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件礼物。这本新版本，内容庞大，记述昆虫种类增至1700余种，各虫形态描述及生物生态学特性叙述尤详，并附有插图。此专著是中国昆虫学发展史上的光辉一页，为教学、科研、对外科技交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苏联、法国等国对此书甚有好评。因为50年代的国际交流环境不佳，此书未能畅达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在李凤荪晚年时，打算再进一步三版此书，并扩充到600万字，可是疾病不给他享有的时间，这只有用“壮志未酬身先卒，长使英雄泪满襟”这句名言为之一哭了。
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
李凤荪虽然从事过多方面的工作，且更易频繁，但他基本职业仍然是当教授，自1939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即进入教育界任职，最先在浙江大学任昆虫学教授，1940年7月后，相继在福建农学院、湖北农学院、湖北师范学院、湖北医学院、武汉大学农学院、广西大学农学院、海南大学任教授，或兼任系主任，或兼任院长，为我国农学界和植保学界培养了大量的专门人才。其中出类拔萃的知名学者有:肖刚柔、李运壁(已故)、陈常铭、雷惠质等教授，他们都是李凤荪的门生或助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凤荪从武汉回到长沙，但任湖南大学农学院教授兼院长及病虫系系主任，以后随着院系调整和变动，他转入湖南农学院，随后又转入湖南林学院，再转入中南林学院任教。他素有开拓新学科的兴趣，森林昆虫学是一门新学科，且综合性、理论性强，与生态学关系尤深，他选攻此学科意在开拓和创新，故他可以称之为我国开设森林昆虫学资深位高的第一位教授。由于这是一门新课，基础差，资料缺，学科人才少，就连一本现存的教材也没有，一切得新编自创。于是李凤荪一面上课，一面结合实习进行科学研究，从调查研究中收集教材资料，同时带领青年教师采集昆虫标本，通过工作培养提高师资。在广州中南林学院时期，他还指导过3名越南留学生。由于他的科学根底深厚，掌握资料多，同时指导现场的能力很强，所以生产单位经常来函请教，或请他赴现场解决害虫问题，他总是热情奔赴害虫发生地进行调查，虚心请教老农和当地干部，与他们共商治虫良策。他深知森林昆虫问题的复杂性，意识到要以生态学观点指导防治虫害，必须走生物防治的路子，对单纯用化学药剂治虫持保留态度，在50年代他就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这一先进的学术思想对中南林学院昆虫教研室的后继教师有深刻的影响和启迪。
壮士暮年，雄心不已
1962年李凤荪已是花甲之年的老翁，此期党大力贯彻知识分子政策，制定并实施高教六十条，他心中又燃起勃勃的壮志，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宣布要在晚年做三件大事:一是进一步扩充再版《中国经济昆虫学》，篇幅拟增扩为600万字;二是编著《中国昆虫谣谚集释》;三是编著《养蜂学》。事实上他已经着手开工编写，如《中国昆虫谣谚集释》一书已写成十多万字的初稿，《养蜂学》也初具眉目。
正当他朝着既定的目标奋进的时候，病魔却无情地向他袭来。1965年7月湖南衡阳地区蝗虫猖獗，严重威胁着农业生产，当地干群焦急万分，衡阳地区专员向他发出救援电报，他收电后，日夜兼程奔赴现场，察视灾情。正当他在田野奔走之际，突然肚痛、腹泻、呕吐，最后昏倒在地……。地委干部将他送进医院抢救，经过会诊，一个悲痛而不祥的诊断是--晚期胃癌!接着他被送回广州中山医学院治疗，决定实施手术，胃被切去一大半。李凤荪一贯乐观好强，在这样可怕的绝症面前，他想到的不是死神正在向他迫近，只要病情稍为缓和，他那生命的火光又重新燃起，他对老伴讲:“现在自然科学发展得快，我要阅读一些期刊”，这样，病房里就置放了十几本中外杂志。他从医院回家后，经常想到的还是书，不久，他要老伴陪他乘车去离学院十几里的市内购买回几种英文原版书刊:《昆虫学基础》、《森林昆虫学概念》、《森林昆虫学进展》。他一生嗜读如命，生前藏书数百册，每日晨起攻读，如饥似渴，临终还不忘读书，死后留下的财产无非也是些书。作者在他病期曾去拜视过他一次，他当时信心十足地讲:“我的自我感觉尚好，争取活五年，将我要写的三本书写完”。可是死神并不因为他不想死而放慢脚步，他再次倒下了。在垂危自知生命无望时，他最后托咐的还不是儿女情长之言，他说:“不要给在新疆、湖北、江西、湖南各地工作的儿女拍发电报，不要来广州告别，以免浪费时光，耽搁工作”;在弥留之际，他仍然断断续续地恳求医生和亲人:“我死后，请把遗体交给中山医学院作解剖用，希望让学生能多获得一点人体解剖知识，希望医学界能从中积累一点资料”。
1966年8月1日，他那包含着无限热情和生命之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中国人民优秀的科学家与世长辞了!但是他那刻苦奋进，献身科学事业的精神，将永远激励后辈前进。
吴磊伯
吴磊伯(1914-1984)地质专家。临湘人。北京大学地质系肄业。1936年加入共产党。1938年西南联大毕业后任地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东北地质学院教授、矿物研究室主任、地质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地质力学分析》编委会主任等职，对山字型、棋盘格式等构造作过深入研究，对小型结构研究造诣尤深。是中国岩组学及砾组学开拓者之一。一生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是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黎锦辉
1927 年8 月 1 日，在周恩来、贺龙、朱德等领导下，中国共产党组织武装部队举行了震惊世界、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南昌起义，公开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打一枪。这次武装起义人员中就有一名湖南临湘人黎锦辉，他从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国民革命军学兵连来到江西南昌，一起参与和见证了这一载入史册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从此走上革命道路，为之献出了宝贵生命。
黎锦辉，别名喜荣，化名蒋爱民，1908年出生于湖南临湘县(1992年12月县改市)白羊田镇一个农民家庭。幼时入私塾读书，1926年8月，考入岳郡联合中学。
他在岳郡联中读书时，秘密加入学校地下共青团组织，经常利用假日回乡，协助临湘县柳厂区农协开展工作。1927 年5月，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 后，岳郡联中被迫停办。 黎锦辉继续发愤学习，和同乡同学邓学尧一道又以优异成绩考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原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兵连学习军事。该校在校长蒋介石、教务长张治中去职后，由共产党人恽代英、积极推行国共合作的邓演达为主负责校务管理。这使得黎锦辉在这里很快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
1927年7月，继蒋介石在上海背叛革命后，汪精卫在武汉也背叛革命。由于宁汉两股反革命势力合流，革命形势急转直下，武汉局势紧张。学兵连被迫提前毕业。7 月 1 8日，中央政治军事学校在武昌两湖书院举行了毕业典礼，主持典礼的恽代英对学生们说:“武汉的形势一天天紧张，我们的学校就要结束了，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去，没有家的可以随部队一起走，希望每一个同志，就是一粒革命种子，不论撒在什么地方，就让它在那里发芽、开花、结果”。
听了毕业典礼讲话后，黎锦辉备受鼓舞，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奋斗目标，武汉离临湘很近，完全可以回家，但他主动报名，选择了同1000多名师生转移到了叶挺的部队，后来随所在部队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战斗中他一马当先，冲锋在前，表现非常英勇。他在一首题为《春光》的散文诗里写到:“浩浩洞庭，鹰飞鱼跃;青青芳草，绿满天涯;义旗指处，风卷民间痛苦;凯歌高奏，唤起时代英雄。”寥寥数语，抒发了他对自由的向往和投身革命的激情。
南昌起义失败后， 黎锦辉响应组织号召，回到家乡秘密发展地方武装。1928 年初，岳郡联中恢复，回到学校。1928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党组织派他去长沙广雅中学学习。1930 年 5 月，红 16 军邹之模部转战岳阳县西塘和临湘县柳厂一带，成立了岳临苏维埃政府和岳临特别支部，黎锦辉被选为政府委员，奉命在临湘、岳阳县边区的西塘、托坝、柳厂、合盘等地开展打击土豪劣绅和组织武装斗争的活动，参加了剿灭团匪喻大道的战斗。
黎锦辉参加红军后， 转战湘鄂赣边区，在战斗中逐步成长。1930年8 月，他受命赴平江、岳阳、临湘家乡等地传播革命火种，积极组织进步青年加入革命队伍。同年11月，调红军湘北独立团负责政工工作。1931年秋，随着红军的扩军壮大，红 16军军部任命他担任了红军湘北独立团团长，奉命率部开赴江西铜鼓、万载、修水一带，开辟和扩大革命根据地。1935年8月，在江西修水白沙岭指挥部队一次反“围剿”战役中，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战，不幸中弹，血染沙场，牺牲时年仅27岁。
李国武
2016年8月18日讯(记者 田甜)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今天在中国文明网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了10个“诚信之星”的先进事迹，湖南人李国武当选。
此次发布的10个“诚信之星”包括: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石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湖北信义兄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诚信企业和孙世福、徐兰英、李江福、李国武、叶奕锐等诚信个人。
李国武是湖南省临湘市十三村食品有限公司经理，全国劳动模范、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他以“做人要讲良心、讲诚信”为经营信条，凭良心办厂，用道德自律，成为消费者心目中的“焚假英雄”。1993年，他在自家小食品店里发现因为采购员贪图便宜进的“三无”产品，连夜将这批产品全部销毁。第二天又贴出公告，承诺凡在他店里购买的不合格产品全部原价收回，同时还花钱在电视台打广告，收购消费者从其他商店买来的假冒伪劣产品。广告一出，送假货的人蜂拥而至，仅一个上午就收购了数千元假货。在众人的见证下，他将收购来的3.5吨假货用15辆三轮车送至垃圾场焚毁。2005年他创办十三村酱菜厂。当时，生产厂长和采购经理为降低成本，曾计划改用价格便宜近一半的地沟油，生产出来的样品没有任何异样。李国武在索要“三证一检”时发现了猫腻，二话没说就将样品和这批地沟油一同焚毁。十三村研究新工艺出现菌类少量超标，他立马将220大坛价值18万元的豆瓣酱全部销毁。2011年，他得知媒体曝出外地多个产品塑化剂超标，主动将企业所有产品抽样报送省质监局检测，在三项主要检测指标都合格的情况下，又对其余18个指标也一并检测，并将生产环节上所有塑料容器全部换成不锈钢。20年来，他主动焚烧销毁假冒、不达标产品和原材料20多次，焚毁总价值超过85万元，放弃潜在利润高达600多万元。
据了解，在全社会公开发布“诚信之星”的先进事迹，旨在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诚信文化建设，增强全体公民的诚信意识，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风尚，推动诚信社会、诚信国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