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诚公学的革命风潮引起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干涉，因几个学生党员身份可能暴露，一些党团骨干陆续离校。1927年1月，习仲勋等转入富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追随严木三老师，参加反对封建教育制度，年底被迫休学。此时，在宋文梅的极力鼓动下，习仲勋报考陕西省立第三师范(三原县)，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入学，两人同校，一起从事革命活动。

立诚公学旧址--立诚中学藏书楼

    设在三原县的陕西省立第三师范，革命力量相当活跃，师生思想进步，学潮方兴未艾。地方当局委派魏海等一些反动骨干到学校担任校长、训育主任等职，加强对学生的监视和控制，斗争日益尖锐。1928年3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六，程建文按照武延俊老师的计划，将一种叫“人缘巴豆”的毒药投入教师灶的稀饭锅内，企图毒杀反动骨干魏海等。结果部分教师餐后呕吐腹泻，轻微中毒，毒杀魏海的目的未达到，地方反动当局当即派人追查。这就是在渭北以至陕西全省引起轰动的第三师范“毒杀案”。

    这桩“毒杀案”，直接实施者程建文被关押，送往西安模范监狱。习仲勋被视为同谋当即被捕，尽管没有证据，但作为中共嫌疑，也被戴上脚镣，押入三原县看守所。这时习仲勋还未满15周岁。

    四.习仲勋的牢狱生活

    武延俊老师也被一起关押在三原县看守所，成为组织狱中斗争的领导核心，1928年4月习仲勋在狱中转为中共正式党员。在三原看守所的两个月里，他们一边坚持学习，一边坚持斗争。武延俊和外面保持秘密联系，送进了一些如《社会进化史》之类的理论和进步文艺读物，还进行宣传和讲解。为防止敌人分化瓦解，武延俊鼓励大家团结一致，保持革命气节，决不容许出卖同志。看守所内伙食极差，常有饭菜变质，武延俊带领九名学生和看守长官说理，进行绝食斗争。并对看守所关押的马鸿宾部逃兵进行说服引导，联合有觉悟的士兵。

    这些尚未走出校门的少年的革命精神和斗争智慧，令人叹服。据华岳重回忆:“习仲勋当时年小，但很有主见，有魄力，说话有威慑力。他说，到了这一步，谁也不许胡说，谁出卖了别人，我们大家也叫他不能活着出去”③。

    由于组织严密，三原看守所对被关押的师生没有审出任何结果，决定将此案移送国民党陕西省当局处理。1928年5月，武延俊和习仲勋等十人，由马鸿宾部士兵押送到西安，交由军事裁判处关押。沿用民国初期的习惯也叫军法处，位于西华门和北院门之间(今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

    这个军事裁判处，是陕西省军政首脑宋哲元管辖的一个军法机构。大革命失败后，反动当局所谓的“政治犯”多在这里囚禁审讯，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这所监狱“内宽外严”，对待“囚犯”较为“温和”，谓之“内宽”;高墙、岗楼，戒备森严，谓之“外严”。著名教育家、民主运动领袖杨明轩先生也关押在这里，成为习仲勋的良师益友。

西安市军事裁判处西侧街景--北院门

    杨明轩先生曾留学日本东京同文书院，回国参加反日游行，主张民主与科学，组织少年中国会，出版进步报刊，创办平民学校。五四运动中，杨明轩与匡互生、张耀斗等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被北京政府两次逮捕。获释后，返回陕西，立志“教育救国”，任三原渭北中学、西安省立二中教务主任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1926年经共青团推荐加入国民党，并当选为陕西临时省党部执行委员和陕北23县的党务特派员，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后，任命杨明轩先生为教育厅厅长，后因传播新的社会科学思想，被陕西当局免职。

    多年后，习仲勋回忆说:“我与杨明轩同一个监狱。当局慑于杨先生的社会声望和广泛影响，还在狱中单独给他设置了一间较为宽松的‘优待室’。我在他之前获释。他在狱中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④

杨明轩先生

    在西安军事裁判处的几个月里，习仲勋机智勇敢，积极斗争，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变得成熟起来;他抓住一切机会勤奋学习，问道求学，亲师取友，开阔眼界，获得了许多科学知识。

    五.习仲勋的获释原因

    由于武延俊老师的严密组织，习仲勋等的出色配合，军事裁判处没有抓住投毒的其它证据。陕西社会贤达十分关心武延俊、习仲勋等。

于右任先生

    于右任、胡景通等鼎力营救，疏通了陕西省军政长官宋哲元，西安市长兼军事裁判处长箫振瀛积极搭台，手下留情。1928年10月，除武延俊老师外，习仲勋等九名学生全部被保释出狱，终于重见天日。

陕西省凤翔县东湖秋色

    宋哲元能够向于右任、胡景通妥协，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骇人听闻的陕西省凤翔县大屠杀!
    宋哲元，1931年6月出任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九一八事变后，立即向全国发出“抗日通电”，率部转战察哈尔、热河、山西、河北等省，在长征抗战中坚持近战、夜战、血战，屡战屡胜。七七事变爆发之时，命令将士坚决抗日。

宋哲元将军

    就是这位抗日有功的民族英雄，早年捕杀共产党人、围剿地方武装却心狠手辣。令人发指的是，1928年8月25日，宋哲元部攻克凤翔，俘虏陕西靖国军党玉琨部约五千人，这些放下武器的陕西靖国军官兵(有很多富平人)，竟然全被宋哲元下令全部杀掉。

    陕西靖国军装备落后、管理训练很差，又不懂近代战术，打仗远远不如宋哲元部。但其官兵多为“刀客”，以“冷娃”二半吊子出名，胆大无比，不乏武艺高强、行侠仗义之士，搞行刺暗杀可是行家里手。杀俘暴行激怒了陕西靖国军乡党，常常遭到地头蛇的袭击，宋哲元陷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随时将有杀身之祸，常做恶梦，搞得焦头烂额，惶惶不可终日，多次请求冯玉祥换防它地。1930年4月，宋哲元正式卸任离开陕西，临走前网开一面，放了习仲勋等。

中国传统概念刀客

    【注】:
    ①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编纂委员会，《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M﹞，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版，第919页;
    ②贾巨川，《习仲勋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版，第7页。源自习近平1996年12月24日谈话记录;
    ③贾巨川，《习仲勋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版，第45页;
    ④贾巨川，《习仲勋传》﹝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版，第47页。
 

    第三章  两当起义惊杨帅  革命力量大发展--习仲勋的少年壮举
 
    1928年10月，习仲勋由西安国民党军法处保释出狱。他刚满15岁，求学若渴，但国民党的学校里不能容留他，只有投笔从戎了。回乡后，他秘密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在富平发动农民建立秘密党团组织。1930年1月，习仲勋被党组织派到国民党军杨虎城部警备第三旅二团做兵运工作，1932年4月2日，与刘林圃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兵变。

两当兵变时的习仲勋

    一.两当兵变的简要过程①

    1930年初，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各地方组织派党员去十七路军秘密开展工作。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在条件成熟时，发动武装起义、成为公开的红军武装，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年春天，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从事兵运工作。该旅是杨虎城收编的杂牌部队，三团二营营长王德修曾是共青团员，与习仲勋是同学关系。

    习仲勋进入该营后，立即和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人成立了党小组，领导开展兵运工作。他们确立了“在发动士兵进行日常斗争、促进士兵革命化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团结士兵，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工作方针:提出了反对打骂士兵，改善士兵生活，按时发饷、发鞋袜的要求;进而喊出“反对军阀战争、拥护红军”的口号，成立了“红军之友”社。他们还在该营积极扩建组织，发展党员，随后又成立营党委，推选习仲勋担任营委书记。

两当兵变旧址

    通过半年多的艰苦努力。发展了30多名共产党员，全营从营到连、排、班都建立了支部，该营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1931年秋、冬，省委相继派焦维炽、李杰夫巡视工作，力主该营举行兵变，营党委决定伺机而动。

    1931年4月，旅长苏雨生反叛杨虎城，营长王德修有意投靠苏雨生，二营官兵在习仲勋等的领导下，挽回了王德修，积极支持杨虎城，主动将苏雨生控制的一团全部缴械。习仲勋原所在的二营改编为一营，开往凤翔县进行集中整训。

    1932年3月，习仲勋认为兵变时机已到，派刘书林、张克勤速去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省委同意了习仲勋的意见，任命军委秘书刘林圃为特派员，利用一营开往徽县、成县和二营换防之机发动兵变，兵变后将部队带到旬邑一带与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会合，壮大红军游击队力量，习仲勋组织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决定在两当举行兵变，同时研究了兵变的具体事宜。

    1932年4月2日，习仲勋、吕剑人、李特生、许天洁等率领全营200多人在甘肃两当举行起义。起义后，这支队伍被改编为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任队委书记。随后，部队离开两当向北进发，沿途进行了五六次战斗，行军千余里。正当部队准备向刘志丹率领的部队靠拢、攻打永寿县城时，不料与当地大土匪王结子遭遇。经过激战，终因寡不敌众，兵变失败。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

    两当兵变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政府，国民党陕甘当局调兵遣将，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刚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后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得知主谋之一习仲勋，当时不满十九岁，十分惊讶的说:这娃子胆子真大，竟然敢在我虎口拔牙!

杨虎城将军

    二.两当兵变的历史意义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了200多次武装起义，其中规模较大或影响较大的有12次(以时间先后为序)。
    1.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领导国民革命军(北伐军)2万多人在南昌举行起义。
    2.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彭公达、卢德铭等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和革命士兵，在湘赣边界举行秋收起义。
    3.1927年广东海陆丰等地的农民在彭湃领导下，于9月和10月先后举行了三次起义。
    4.1927年10月12日，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以党组织掌握的陕北军阀井岳秀部第十一旅第三营为主力，在陕西省清涧县起义。
    5.1927年11月由中共鄂东特委领导的黄安、麻城两县人民发动黄麻起义。
    6.1927年秋至1928年春，湖北省鄂中、鄂西地区近二十个县的工农群众在鄂中、鄂西特委和贺龙、周逸群等人的领导下，先后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
    7.1927年12月11日，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黄平、周文雍、叶剑英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士兵在广州举行起义。
    8.1928年春节前后，中共湖南省委在党中央的指导下，先后发动了38次武装起义，统称年关起义。其中，由朱德、陈毅领导的湘南起义取得了重大胜利。
    9.1928年5月，刘志丹等先烈领导华县高塘、渭南崇凝塔地区农民武装和革命军队进行了大规模的渭华起义。
    10.1928年7月22日，黄公略、彭德怀、滕代远等领导的平江起义。
    11.1929年12月11日，邓小平、陈豪人、张云逸等同志在广西百色领导的百色起义。
    12.1932年4月，习仲勋等人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兵变。

    两当兵变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低潮时期，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以及白区工作遭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共在西北地区领导的武装起义，“东方不亮西方亮”，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顽强的生命力。

    两当兵变是甘肃省爆发最早的武装起义之一，唤醒了陇南人民，播下了红色火种，鼓舞了革命斗志;使贫苦农民认识到了翻身求解放的道路，懂得了为什么要革命和怎样革命的道理，为陇南乃至甘肃地下党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
    两当兵变为中共建设人民军队，改造旧军队，创建和扩大革命武装，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其深入虎穴，开展秘密工作，坚决走武装斗争道路的探索和实践，为中共在国民党内部开展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锻炼和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骨干。

两当兵变纪念馆

    两当兵变动摇了国民党在西北的统治基础，增加了国民党的精神恐慌，牵制了国民党的有生力量;减轻了陕北苏区的压力，壮大了陕北红军的力量，鼓舞了陕北红军的士气。为策应刘志丹的革命斗争，开辟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地位。

    三.陕甘苏区的正确路线②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极左思想长期占居支配地位，关于陕甘苏区建设问题，刘志丹、习仲勋与脱离群众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当其它苏区实行“左”倾关门主义的时候，陕甘苏区在刘志丹、习仲勋领导下，对地方武装既联合又斗争，争取开明人士的支持，使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联成一片，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

刘志丹将军

    1931年后，面对各种武装力量政治成分复杂而革命力量又比较薄弱的客观形势，刘志丹、习仲勋认为，游击队不能到处树敌，不能使自己陷于孤立。对于民团应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能团结就团结，能使其中立就使其中立，只打击顽固的。

    1.欢迎愿意革命的民团

    民团班长王占奎，出身贫苦家庭，14岁起给地主扛长工，备受剥削和凌辱。民团训练残酷，百般虐待，壮丁不堪忍受。1935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晚，王占奎带领暴动队伍来到陕北红军经常活动的游击区，受到了红军的热情欢迎，被收编入红二十六军三团四连，王占奎任连长。唐青山，是个江湖武夫出身，在西华池结交义士侠客，曾多次表示愿意接受改编，经过多次考验，刘志丹接收了他的民团，任命他为四营营长。

    2.联系倾向革命的民团

    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取沙秉彦。沙秉彦原是个佃农，因生活所迫逃荒来到马栏，聚集穷哥们，劫打富户，占山为王。后被宜君县民团收编，沙秉彦被委任为中队长，长期驻守在马栏街。经边区特委和政府派人反复谈话，耐心说服，沙秉彦最终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三点要求: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红军，不干涉共产党工作人员的行动。此后，沙秉彦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

    3.争取可能中立的民团

    典型的事例就是劝阻国民党地方民团徐文德。1933年，徐文德带领正宁县民团一个中队驻防刘家店，对红军游击队在这里开展工作十分不利。刘志丹、习仲勋派人去做徐文德的转化工作，双方达成协议互不侵犯，没有发生冲突。后来，徐文德自动脱离民团经商去了。另一个事例就是说服刘希坤。刘希坤当时是正宁县山河镇民团的团总，刘志丹、习仲勋派刘希坤的表亲郭廷藩去做工作，其反动情绪大大减弱了，最终辞去团总职务去彬县行医了。

    4.消灭与我为敌的民团

    “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黄毓麟、赵老五，梁保定等”。对一时不明白我党政策的国民党内开明人士、老知识分子，习仲勋十分尊重他们，首先向他们讲道理。当他们知道共产党人是为国为民有大志的人，都点头称赞:“上面把你们说成是反贼，我也以为你们是草莽英雄，胡闹哩。你们原来都是治世英才。”后来一些群众中有威信的知识分子参加了革命，大家说:“共产党本领真大，人们都愿意跟他们走。”这样，力量就越来越大，使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工作有了新的发展。

    1934年，国民党政府调集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先后进行了3次大规模“围剿”，每次投入兵力都在万人以上，是陕甘边区正规红军和游击队的数倍。但到1934年底，根据地已发展到18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约达2.3万平方公里，建立了正式的或临时的革命政权。正规红军四十二师已由成立时的两个团的500多人，发展到5个团1000余人，各地的游击队亦有1500余人，仅南梁地区赤卫军发展到18个大队。

    四.陕北苏区的发展壮大

    1928年4月，陕北特委在绥德成立，刘志丹、吉国祯、赵伯平、马明方、崔田夫等先后任书记或负责工作。先后辖府谷等13个县的大部或一部，领导人民闹革命，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

谢子长将军

    从1929年起，刘志丹、谢子长等先后打入陕甘、陕北地区的军阀部队，开展兵运工作。1931年9月，刘志丹在合水县平定川倒水湾对杨培盛、赵连壁、贾生财的三支农民武装进行了整编，创立南梁游击队。后与陕北游击支队(原晋西游击队等部改编)会师，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分任正、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宣传革命道理，摧毁封建政权。

    1932年3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甘肃省新正县(今正宁县)境内的寺村原、湫头原、五倾原、三嘉原及宁县盘克一带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创建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甘肃省正宁县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旧址

    1932年5月，习仲勋带领陕甘工农游击队第五支队在耀县照金会见谢子长、刘志丹，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指导员，到渭北开辟根据地，领导富平农民进行分粮斗争，开展游击活动。

红军兵营旧址--照金镇白石崖村“万人洞”

    1932年12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红军游击队在陕西省宜君县转角镇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率领陕甘边党和红军开始在陕西省耀县(今铜川市耀州区)创建照金根据地。1933年3月，习仲勋回到照金革命根据地，任陕甘边特委委员、军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

    1933年11月，陕甘边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了刘志丹的建议，建立了以南梁(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东部)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1934年初，陕甘边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决定成立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习仲勋任副主席，兼任党团书记。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旧址--荔园堡清音阁

    1934年2月25日，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赤卫军总指挥部成立，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吴岱峰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兼参谋长。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11月7日，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

习仲勋在南梁

    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马明方任主席，崔田民、霍维德任副主席，先后领导了16个县苏维埃政府(革委会)。红二十七军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武装力量。

    1935年1月21日，刘志丹看望正在养伤的谢子长，就陕北和陕甘边两块根据地党和军队的统一领导及粉碎国民党第二次“围剿”等问题取得了一致的意见。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惠子俊任工委书记，刘志丹任军委主席，习仲勋仍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党的领导和军事指挥达成统一，西北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

陕甘边照金根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

    在西北军委和刘志丹的统一指挥下，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和陕北、陕甘边根据地各游击队领导人民群众经过半年多的英勇奋战，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相继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6座县城，把两个苏区连成一片，革命力量发展到北起长城，南至淳化、耀县，西接环县，东至黄河的广大地区。形成了面积三万平方公里，人口近百万，政权牢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

胡耀邦题字的南梁革命纪念馆

    正当西北革命根据健康发展之时，1935年7月15日永坪扩大会议却作出的《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给刘志丹、习仲勋扣上“右倾”的帽子。由于“左”倾错误的危害，革命遭受严重损失，白区党组织几乎损失殆尽，南方各革命根据地均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先后丧失了，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但西北革命根据地却成燎原之势，在革命斗争中不断得到巩固和发展，为中央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成为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解放大西北的战略基地，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注】
    ①本段主要参考资料:夏建华，《浅议两当兵变的特点和历史地位》,中红网﹝J/OL﹞，2009-08-03;
    ②本段主要参考资料:曹瑞珍，《陕甘苏区统战工作研究》,中共庆阳市委党校网﹝J/OL﹞，2011-06-26;
    ③白永辉，《陕甘宁边区行政区划》，《方舆》﹝J/OL﹞，2011年第3期(总第15期)。2011年10月16日。

    第四章  中央红军到陕北  极左阴霾逐风散--习仲勋的正确路线
 
    1935年7月15日，极左当局主持的“永坪扩大会议”，做出了《反右倾取消主义决定》，9月下旬以来，“肃反”的阴霾笼罩陕北，短短一月他们就杀害了苏维埃政府县以上、军队营以上干部200多名，还准备将刘志丹、习仲勋等陕北领导活埋。这是习仲勋一生最惊险的时期，然而，他以卓越的政治智慧、高尚的道德品质和高超的斗争艺术渡过难关，走向革命生涯的一个又一个巅峰。

陕北“肃反”时的刘志丹

    一.“左”与“右”的历史沿革

    用“左”与“右”来区别政治团体和政治派别的习惯来源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的代表绝大多数支持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右边;第三等级的代表反对国王的意见，坐在国王的左边。

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

    后来，第三等级的代表召开国民会议，形成左右两派，也沿用这种座次安排。主张民主、自由的山岳派在左;主张保皇、保守的吉伦特派在右。19世纪，欧洲国家的议会也以议长坐椅为界，分左右两派就坐。政治上激进、革命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左派”或“左翼”;政治上保守、反动的派别或政党就被称为“右派”或“右翼”。当时还出现一些没有固定政治见解，随机应变的政党或政客，被称为“机会主义”。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了背离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的两种派别。一种称“左”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超越客观过程的一定阶段，急功近利，做了条件不成熟的事，采取过于激进、冒进的行动，也叫“左”倾盲动主义或关门主义;另一种称右倾机会主义，其特点是落后于当时的实际，条件成熟了还不去做事，为了眼前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企图引导无产阶级去适应资产阶级政党的私利，也叫右倾保守主义或投降主义。两者都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与实践相脱离为特征，有时会离奇的相互转化，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政治倾向“左与右”示意图

    任何政治派别、任何政治成员都不可避免的多少带有政治倾向性。左派是革命的、进步的，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积极作用，而“左”倾机会主义却一点积极作用也没有。“左”倾机会主义表现为激进、冒进、盲动的，往往是形“左”而实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左”倾机会主义的“左”都加引号。右派无疑是保守的、反动的，右派和右倾机会主义不会引发歧义，没有必要加引号。标明极左时的“左”可以加引号，也可以不加引号。

    由于历史原因，现代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党或派别，也有自称或被称为左派或右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