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与中国人文学术编年》

9月1日，杨向奎在《文史哲》第5期发表《关于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对郭沫若、刘大年的古史分期观点进行严厉批评。

文章提出，根据斯大林指示的原则，结合毛主席的“矛盾论”的精神，解决西周社会性质的问题，首先应当解决物质资料生产者的地位变化问题，究竟谁是剥削者，谁是被剥削者的问题。这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曾经有不断的阶级斗争，也就是说有不断的矛盾发生过。要找出什么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什么是次要的矛盾，然后把因矛盾而发生的阶级斗争和作为历史过程之基础的生产方式结合起来。这样西周的社会性质问题也许可以解决了。作者认为，“周礼中的社会绝不是奴隶社会，而是封建社会”。

本期发表了冯沅君《批判我的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残酷的自我批判。文章说:在治学目的与方法上，封建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也支配着我。和对待文艺创作差不多，我治学的目的是为着兴趣、荣誉，甚至于金钱。方法是前后不同的，但都不正确。大体上说，一九三五年以前，我的治学方法是偏于概论式的。这是当时整理国故者的风尚。如果向好处说，这种方法是大刀阔斧，总揽全局，应是“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的余波。但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因此而犯着粗枝大叶、空洞、肤浅、而且不切合实际的毛病。战犯胡适可代表这种错误的倾向。我就受了他的影响。我和陆侃如合著的中国诗史与中国文学史简编就是这样写成的。一九三○年前后，整理国故的风尚有了转变，大家趋向于“小题大做”。这种方法好像是比较的细致、深入，但它造成的后果多是狭隘，繁琐，“拾了芝麻，落了方瓜”。这种方法的来源，在国内可上溯到乾、嘉“汉学”，是封建性的;在国外则是资产阶级性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汉学”家们尤其如此。它之所以风行是与国民党的背叛革命，加紧反动统治有密切关系。因为这样的治学方法是比较的可以少接触思想，一些学者都钻到牛角尖里去，和现实日益隔离，这对于反动统治阶级是有利的(所以好作概论式论文的胡适在三○年左右也改变方法)。这种风尚也侵袭到我(这当然与胡适有关)，特别是到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学者直接打交道之后。我和陆侃如合著的南戏拾遗，我自己单独著的古剧说汇、古优解等等都是这样写成的。这些作品只是为反动统治的粪堆上插上花朵。我在牛角尖里直钻到青岛解放，所以现在手边还有几篇未完全脱稿的这类论文。学生们说我教书时考据太多，就是由于这样的治学方法毒害了。不管是概论式的，或“小题大做”式的，这些方法都是唯心的，因而研究所得的结果都是片面的，表面的，发掘不到问题的本质。本来，在三○年前后，我已初步地接触到进步的理论，但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与主观的努力不够，我只能“断章取义”地征引它的辞句，而不能用它改变我的思想方法与工作方法。在处世接物的态度上，我经常采取的是“明哲保身”，“独善其身”的方式。这种方式的形成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封建社会的儒、道思想和“以顺为正”的妇女教育。

11月1日，萧涤非在《文史哲》第6期发表《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这是《文史哲》发表的第一篇杜甫研究论文，其后，杜甫研究一直是《文史哲》关注的重点之一，成为刊发杜甫研究成果的一个主要园地。

文章从体裁、手法和词汇三方面说明了杜甫学习人民的语言的实际情况，认为这三方面的总和造成了杜甫诗的一个特质，便是生动性与素朴性。

本期还发表了华岗的《学习斯大林论语言学著作的意义》、吴大琨的《向毛主席的近代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理论学习》、王亚南的《政治经济学和一般科学的关系》、韩长经的《学习鲁迅先生的反帝精神》等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