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

《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太坏了

南都周刊:到央视《百家讲坛》讲《品三国》，其中大量加入了时下流行语，什么帅哥、美眉、卡拉OK，你在厦门大学讲课也是这样幽默的吗?是不是也经常上网?

易中天:我不上网，听来的，我不上网，短信还是收的。短信也是个渠道嘛，另外出差的时候，我会在飞机上看当天的报纸，和朋友聊天的时间也很多。并不一定要上网才能知道这些词。

南都周刊:拍新《三国》的时候，据说导演曾经三顾茅庐请你出演王朗?

易中天:编出来的谣言，绝无此事。这完全是有人故意编出来的，我猜得出来是谁。也没有去现场指导。我当时和新《三国》总制片人杨晓民是有约定的，他们的剧本初稿写好以后，我是去和他们讨论过，和总制片人杨晓民、总编剧朱苏进，当时的总导演是陈家林一起开了一个会，请我看了剧本，我的观点非常的鲜明，就是坚决反对改编《三国演义》。

南都周刊:为什么?

易中天:无论以什么方式，电影、电视、戏剧，我不管人家怎么看，我反对改编《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不能改编!你改编《西游记》、《红楼梦》、《水浒传》我都不反对，我就反对改编《三国演义》!我在《南方周末》发过一篇文章《<三国演义>的“性之病”》，谈得非常清楚。《三国演义》有一面可疑的旗帜:忠义;两颗有毒的药丸:伪善与权谋。这是我对《三国演义》的定义。你可以写三国这段历史，但是不能改编《三国演义》。

所以朱苏进他们也提出来“整容不变性”，他也知道不行，因为《三国演义》的思想实在是太坏了，他们也知道照搬是不行的。他们想调，但是调不过来，都是骨子里的东西。于是，我和杨晓民约法四章:第一，不支持;第二，不反对;第三，不参与，第四，不评论。我不反对，只是不公开反对，你搞你的，我不在你搞的过程中公开反对。“不支持，不反对，不参与，不评论”，已经是朋友之间，很够意思了。我不赞成你们的事情，怎么可能掺和到他们中间去呢?

南都周刊:其他的古典名著都可以?

易中天:其他的好一些，《水浒传》也是有问题的，比如《水浒传》中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对妇女的歧视。但是可以调整，《水浒传》中比较难处理是潘金莲的几回，杨雄、潘巧云之类的还稍微好办一点，可以回避一下，潘金莲无法回避。

《三国演义》一样，我觉得要拍“三国”，就要回到《三国志》，要陈寿，不要罗贯中。这不是一个历史，一个文学的问题，文学要看什么文学，明明是个有毒的东西你还在那改编啊?嗜毒啊?爱读《三国演义》就是吸毒。它传播的思想阻碍中国进步。有了现代意识之后，就会对《三国演义》中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反感，但凡有现代意识的读者，看到《三国演义》估计都会反感。

南都周刊:觉得自己是个特别聪明的人吗?

易中天:我肯定是个特别聪明的人，所以我受不了弱智。

南都周刊:《百家讲坛》走红之后，生活上有什么变化吗?

易中天:基本生活没有变化，还是吃家常菜，自己洗衣服。

“我是杂而不家”

南都周刊:这次出版16卷的文集，是不是觉得可以将自己之前的作品作一个总结了?

易中天:对啊，稍微告一段落吧。出文集的想法很早就有，上海文艺出版社实际上在2006年就想做了，2007年我刚好60岁，但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时间忙这个事，2008年才出了两卷本，所以这事就耽误下来了，因为这么多文字，还有一个编辑整理的过程。

南都周刊:这次的《易中天文集》在北京举办发布会，很多文化界的名人都来捧场，都是你很好的朋友吗?是否说明你的人缘很好?

易中天:人缘，还可以吧。请的也不都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几个好朋友因为特殊情况没有来，韩寒因为在珠海赛车，李承鹏因为当天晚上在成都电视台有直播，歌唱家王宏伟在太原演出，吴敬琏吴老在上海中欧商学院给MBA上课，原本中国工程院的副院长刘德培院士，也有事，只有姜文，他说是因为自己比较害羞，他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南都周刊:这次的文集，内容涉及文学、美学、艺术、文化、历史、法律、政治、哲学和时事，简直可以说包罗万象，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你是个杂家?

易中天:对呀，所以我发布会来的嘉宾也是各个领域的。我呢，杂而不家吧。在我看来，做研究没有一定之规，有的人就喜欢在某一个领域钻研，做一些很扎实的工作，像我这样的就喜欢在各个领域串串门。我觉得有两种学术，一种为学术而学术，一种为人生而学术。为人生而学术中的“人生”，我指的其实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广义的大家的人生，一个是我自己的人生。我觉得学术研究不该是谋生的手段，从历史上看，它本不该是谋生手段，它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原本就是一种不幸。如果再自己画地为牢，把自己框死了，那更加不幸。我也不为别的，为自己活得开心一点吧。

南都周刊:你反击乌有之乡的言论，说:“谁对茅于轼不敬，我认为他不是人。”你对乌有之乡这样的网站对你和茅于轼的攻击怎么看?

易中天:实话告诉你，我原来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网站。这话估计又要惹得他们生气了，实际上我不仅连他们的网站不看，所有的网站我都不看。我根本就不上网浏览网页。我上网只做几件事，一是收发邮件，二是打理我自己的博客，博客下面的留言我也不看，太多了，根本没有时间看。我听说茅老去演讲的时候，有人去砸场子，只知道这么件事，也不清楚是不是乌有之乡的人做的。我只是觉得，这样不对吧。

我和很多人不一样，很多人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立场无所谓，我不很在意立场和观点，我觉得一个人持什么立场，持什么观点，只要你发自内心的，都值得敬重。我主张中庸，但是你选择左和右，也是你自己的事，跟我没有关系，只要你是很真实的，我也尊重你的选择。另外呢，不管你是左中右，如果你是学术界的人，你要尊重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我提出三个尊重。一是尊重事实，二是尊重逻辑，三是尊重对手，你至少要遵守这些规则。如果你不尊重对手，歪曲对方的观点，甚至诬陷和辱骂，我当然看不下去了。

南都周刊:你觉得他们的做法太说不过去了?

易中天:对啊，完全断章取义嘛，你凭什么说人家是汉奸呢?

守住底线，别唱高调

南都周刊:你文集第十六卷《书生傻气 公民心事》，属于“公民中天”，你觉得中国是否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易中天:就看你怎么定义“公民社会”，我定义的“公民社会”，和很多人所说的“公民社会”不是一回事。很多人说的“公民社会”其实是民间团体，我说的“公民社会”就是马克思说的“市民社会”，也就相对于中国古代的“臣民社会”。公民和臣民是不一样的。人与人之间，不能还是谁统治谁、谁依附谁的关系。

南都周刊:你也发表过很多时事评论，你觉得一个学者应该要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讨论中来?

易中天: 这不是我的观念，媒体老说“应该”，“能不能”，我不喜欢用“应该”这个词。没有什么“应该”。谁“应该”?老有人问我，我们年轻人是不是应该怎么样?我说没有应该，爱干吗干吗去。我说得很清楚，一个学者，可以关起门来做学问，也可以打开窗户说亮话。他可以坚守学者的身份，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可以，没有“应该”。只有“不应该”。我只说哪些事情“不应该”。每个人都有充分的自由，这就是古代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最大不同。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从学校到媒体，都在讲“应该”。你看领导人的报告:“你们要……”要什么?我这里只有不要，我这里没有高标，只有底线。

南都周刊:那你认为哪些“不可以”做?

易中天:不可以做的事情很多啊。拿学术来说，最起码的，不应该剽窃，你可以不创新，但是你不能胡说，不能抄袭。不能说“你应该创新”，这是害人的说法。又拿媒体来说，不能做假新闻，媒体人也只能有了新闻你才做报道，你不能制造新闻对不对?也没有“应该”。哪来“应该”，只有“不该”。会计不能做假账，科学家不能做假数据，宁肯没有发明或发现，宁肯出不来成果，也不能造假。要是要求他们“应该”出成果，出不来怎么办?只好造假。所以我一再提倡的就是全社会守住底线，守住底线就天下太平，守住底线就和谐社会，不要唱高调。人与人交往至少不能出卖朋友吧。

南都周刊:“文革”中这种事情多得很。

易中天:“文革”中哪有底线，“文革”中只有高调么，“文革”就因为老唱高调所以一塌糊涂。你怎么能要求人家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这就是高调。

南都周刊:就是“应该”?

易中天:对，就是“应该”，做得到吗?做不到怎么办?只好造假。而且毫不利己也不见得专门利人，有的人毫不利己却专门害人，就是我说的“两袖清风，十恶不赦”。

南都周刊:这也不能说是个人的品质问题，是整个社会的体制造就了这样的人。

易中天:文化的问题，喜欢唱高调的文化。那么底线在何处呢?所以损人利己是不行的，损人不利己更不行。损人利己是缺德，损人不利己是愚蠢。损人不利己不是道德问题，是智力问题。利己不损人就可以了。我想上海人大概比较能接受我的观点，上海人的人际关系划得比较清楚，所以北方人老是瞧不起上海人，说上海人小气，但是我就比较赞赏上海人，上海人“清爽”，两家都“搞清爽”，你维护你的利益，我维护我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人利益要维护，并且想到别人也有自己的利益要维护，因此我不能损害别人。每个人都把自己门前雪扫干净，在此基础上再提倡互相帮助。利己不损人是条底线，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可以利人利己，又上一台阶。利人利己不是境界高，是聪明。尤其是通过利人来利己，比如说通过提供优质的商品或服务来换取利润。现代企业要做的其实就是这个事情，双赢，除了道德问题，还有一个智力问题。

南都周刊:“文革”中的左派，他们损人不利己，觉得自己道德高尚?

易中天:对。而且我们的教育也有问题，教育的问题就在于，从老师到学生都要唱高调。也就是周立波说的，每逢3月5日学雷锋，全上海的小学生都到马路上去扶老奶奶过马路。抛开周立波的笑谈不讲，这样的做好事也只有那么一天，老搞这些有什么意思?中国教育很坏。客气点说叫“毁人不倦”，还有不客气的，就不说了。最大的毁坏就是使得学生不会思维，根本不会思维，不会想问题，你说这样的教育还行吗?一个民族不会思考到最后只能任人宰割。

南都周刊:现在还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你在大学里看到的情况怎么样?是不是也是“唱高调”为主?

易中天:我已经退居二线了，学校的工作一律不介入。

南都周刊:在中国，既然教育有问题，那么只能靠个人的自觉?

易中天:要有更多的人来讲。只能逮住机会就讲。

(南都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