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十三行，就没有广州“千年商都”的美称。广州近古史与中国各大城市相区别的，也是唯一的亮点，便是“一口通商”长达85年的十三行。十三行及其历史，无疑能为广州的金融文化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广州乃至广东的市场经济本位是商业，其中包括金融服务业，因此十分有必要挖掘历史、做大做强金融业。

——广东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十三行谭家后人谭元亨

很多老外都有着浓厚的“十三行”情结。十三行人在对外商贸建交上的杰出才能，为往后中国人在外经商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基础。

——广州大学教授、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烈

珠江水轻拍岸边，千帆竞渡，洋货如山，岸上则是一字排开的西式建筑，各国彩旗飞扬。清朝的“一口通商”，成就了十三行的“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孕育了名扬天下的富贵与繁华。

保管银元、融通借贷、投资铁路、购买债券……富可敌国、长袖善舞的行商们，不局限在传统的货物买卖上，而以其开创性的实践，直接“导演”了广州现代金融的萌芽。

风云散去，今日的十三行已面目全非。人们也期望，十三行在金融方面的威水史，能够随着广州打造金融中心的步伐进一步挖掘、传承。

富可敌国的行商

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成为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外国商人来华交易，都要找指定的行商作为贸易的代理，这些指定的行商所开设的对外贸易行店，就是“十三行”。

广州大学教授、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宏烈说，当时十三行的行商们享有对外贸易特权，所有进出口的货物都要经此买卖。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通过他们送往世界各处，而进口的外国的物品，也必须经过他们之手，才能运进国内。

十三行承载了晚清时广州几乎所有的商业辉煌，被称作“金山珠海，天子南库”。据粤海关统计，仅从1749年到1838年就有5390多艘来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美利坚、英国、法兰西、普鲁士、瑞典、智利、墨西哥等的商船到这里来进行贸易。

“直到1820年，中国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2.4%，广州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第一大港口、国际贸易大港、大都会，是贸易全球化的中心市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黄启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表示。

外贸造就了富庶的行商。十三行的鼎盛时期是清乾隆至嘉庆年间，当时商行多达几十家，其中以四大巨富——潘绍光、卢观恒、伍秉鉴、叶上林创办的同文行、广力行、怡和行、义成行等最为著名，相传已是富可敌国。道光年间(1820年左右)的广州就流传着这么一条民谚:“潘卢伍叶，谭左徐杨，龙凤虎豹，江淮河汉”。

行商们的借贷与投资

十三行是广州西关的一个弹丸之地，但落脚于十三行的这些行商并非坐井观天之辈，有着非凡的国际视野。

“现在大家普遍认为十三行商人做的是实物买卖的进出品贸易，但其实除了与外国商人的私交以外，行商们还积极地建构起域外的金融关系，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活动。”广东省政府参事、华南理工大学教授、十三行谭家后人谭元亨告诉记者，康熙年间，在金融业、航运业上，十三行已是瞒着官府在经营着大生意了，在大航海时代独领风骚。

不少行商都到过南洋、欧洲，精明的他们没将目光盯在国内，已经意识到要把钱盘活，要投资，以钱生钱。投资外国商船便是一大渠道。

根据瑞典的数据记载，当时瑞典以广州为基地的帆船至少有27只，多则达35只，而至少有9家贸易商行及广州的13位中国商人为这37只帆船出资。而其中潘启官、颜时瑛、陈捷官等皆有记录曾积极投资于外国船只。

由于现实需求，借贷也开始频繁出现。

当时，中国采用银本位制，外国须用银元来购物，每年都有几百万、上千万银元流入中国。“外国商人到中国经商，没用完，走的时候就保存在相熟的行商那里。比如，法国大班回国，就把大笔的银元留存在谭康官及其合伙人陈芳官处，留待以后来了再用。”谭元亨说，慢慢地，就不再是单纯的保管，有需要的行商会对银两进行借用，并会支付利息。

十三行研究学者章文钦在《清代前期广州中西贸易中的商欠问题》中也写道:行商除缴纳税饷外，付给内地丝茶价款、应付政府官吏勒索、自身挥霍浪费和购置田地产业也需用大量现银，国内流通领域货币不足，也必须向外商借债，年利率通常达12%—20%，中国的高利率诱使资本雄厚的外商纷纷向行商放债取利。1716年，由于广州市场难以购得黄金，一些外商便把钱“留下放债生利”。这是外商向行商放债的第一个事例，此后这种做法逐渐普遍起来。

“当时的十三行行商逐渐可以提供诸如今天现代银行的保管现金、鉴定货币、放贷结算等功能。以行商为代表的广州豪商，已如同其印度、美国商人伙伴一样，成为国际性的商人。”谭元亨说。

引领风骚的金融运作

在十三行行商中，有两个最显赫的家族——潘家和伍家，常以非凡的胆色涉足前人未尝之境地。

潘振承是为数不多曾经亲自到欧洲贸易的十三行商人。据杨宏烈介绍，早在1753年，潘振承已经与东印度公司发生贸易往来，在18世纪70年代开始投资于瑞典东印度公司。作为经常参与国际商圈活动的行商，潘振承更是第一个接受外国汇票以作支付手段的，这足足比汇票在华普遍使用早了五十年。

2001年，《华尔街日报》》(亚洲版)曾选出在过去1000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十三行行商伍秉鉴是中国入选的6人之一。伍秉鉴最重要的是通过金融市场投机而大赚其钱。他从美国取得现金，为美国商人和印度商人提供信用贷款，收取利息。他还利用手中的大量资金储备在境外进行着前人不敢想象的投资，涉足美国的保险业，买美国的证券。

伍秉鉴逝世后，其子伍崇曜继承家业，继续与旗昌洋行合伙做大规模的投资。他从其父通过巴林洋行在美国铁路和其他项目的投资中，收到定期的效益。1858—1879年间，伍氏家族大约收到了125万多美元的红利。在1878—1891年间，该家族的代表每年从此项基金得息39000美元—45000美元之间。

谭元亨认为，相较而言，接近同一时期的山西票号以国内借贷为主，十三行行商上述开创性的做法，与国际接轨、较先进，更可谓国内现代金融业的开端。

杨宏烈亦表示，十三行行商的一些做法，尽管并非当时普遍制度，但已经透露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苗头，可以说代表了广州现代金融的萌芽。

(注:文章部分内容援引自谭元亨著《国门十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