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在天安门城楼(资料图)

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之一

毛泽东早年曾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又做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组织部秘书，一向对秘书工作高度重视。从1928年毛泽东任工农红军前委书记时调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员、分队长谭政担任秘书，到1974年安排张玉凤担任机要秘书兼生活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秘书，一共有35位。

毛的秘书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政治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主要职责为起草文件、撰写稿件等。一类是机要秘书，如叶子龙、高智，主要职责为收发文件，整理资料等。一类是生活秘书，如江青、张玉凤，主要职责为负责毛泽东的日常生活和饮食起居。在毛泽东的秘书队伍中，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江青影响最大，被称为“五大秘书”。

普通人印象中的秘书工作，不外乎端茶倒水、整理文件等。毛泽东对秘书尤其是政治秘书的要求显然远不止于此。他要求秘书能够从事政治理论研究，起草撰写重要的文件、文章，相当于毛泽东的“文胆”。

当时的延安有好几位理论写作高手，比如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杨松、《解放》周刊编辑吴亮平、抗日军政大学主任教员艾思奇，范文澜、何思敬、胡乔木、周扬、丁玲等都是一时之选。但最终，毛泽东选择了陈伯达。1939年春天，陈伯达调到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室任副秘书长(一说为副主任)，正式成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这一做就是31年。

国民党称之为“陈逆伯达”

陈伯达一生写过很多文章，在抗战时期发表的《评〈中国之命运〉》，算是他的开山之作。后人评价，这也是陈伯达写得最好的文章。

1943年，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其侍从秘书陶希圣起草出版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几万言，中心论点就是一个:宣称只有国民党才能救中国，只有蒋介石才能救中国，并对中共进行了攻击和污蔑。在推广发行这本书时，国民党方面可谓不惜血本，用最好的纸张印刷，其价格却极便宜，让老百姓都买得起。因此，该书的发行量很快就超过了100万册。面对国民党发起的宣传攻势，中共方面决定进行“反击”。毛泽东以其一贯的幽默语气对陈伯达、范文澜等人说，“蒋介石给你们出题目了，叫你们作文章呢”。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伯达、范文澜、艾思奇、齐燕铭等分别作起了文章。陈伯达花了三天三夜，写出了《评蒋介石先生〈中国之命运〉》一文。全文对《中国之命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在审稿时，毛泽东将题目中的“蒋介石先生”去掉，再稍作修改，并将署名改为陈伯达一个人的名字，刊发在7月21日的延安《解放日报》上。

中共中央宣传部借这篇文章进行了一次党内党外的扩大宣传。大后方印了几万本小册子，不但在根据地发行，还发行到了重庆，甚至还翻译成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布，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关注。受此文的影响，美国左派人士著文谴责《中国之命运》是法西斯主义。《评〈中国之命运〉》一时洛阳纸贵，国民党下令严禁此文，称作者为“陈逆伯达”，陈伯达因此名噪一时。

此后，“陈逆伯达”继续向国民党阵营开火，先后写下了《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等重要文章。解放后他又写下了《斯大林和中国革命》《论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论中国革命》，参与起草了《共同纲领》(即临时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五四宪法”)、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根据毛泽东的多次讲话精神，归纳整理成毛泽东建国后最重要著作之一的《论十大关系》，起草了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以及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二十三条”、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等。

周恩来曾赞扬陈伯达:他是“我们党的最好的理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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