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巍子
发迹
孙传芳，出生于山东，小时候家境并不好，父亲早亡，与母亲及两个姐姐相依为命。后来二姐嫁给王英楷为妾，这位姐夫成为孙传芳命中的第一位贵人，其命运就此得到改变。
王英楷是袁世凯的亲信，地位一度比段祺瑞、冯国璋都高。起先，王英楷对孙家这门穷亲戚并无好感，但在见到孙传芳小小年龄勤奋、刻苦、聪敏之后，他开始有心栽培这个小妾的弟弟，先是让他陪着王家子弟上私塾，之后送入保定军官速成学堂，再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留学。1910年，孙传芳毕业回国，被派到北洋陆军湖北王占元部任教官,并一度以代理身份管理军队。
1921年，孙传芳遇到命中第二位贵人，直系军阀吴佩孚。吴佩孚因王占元过于贪婪且无能，借故把王占元赶离湖北，之后命孙传芳接替其地位。至此，孙传芳成为一方大员，终于有了自己的人马与地盘。
1922年，吴佩孚的直系与张作霖的奉系之间爆发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胜利，奉系失败，梦想统一全国的吴佩孚开始着手布局不受控制的东南各省。受吴佩孚指示，1923年孙传芳带军侵入福建，掌握了福建的军政大权。1924年，再从福建进攻浙江，于当年9月将浙江据为己有。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由于直系内部冯玉祥临阵倒戈，吴佩孚没能等到部下孙传芳及萧耀南部北上救援，兵败山海关，部下精锐丧失殆尽。奉军其后入关进入山东，再入苏、皖，势力向南不断扩展，与盘踞福建、浙江的孙传芳势力发生直接对抗。1925年9月，孙传芳向占据苏皖的奉系军队发动奇袭，并大败赶来救援的奉系“狗肉将军”张宗昌，俘杀其部下施从滨(施谷兰之父。关于施谷兰后将有介绍———编者注)。到11月，奉系不得不退出南方，江苏、安徽及江西都落入孙传芳的掌控之中，加上之前控制的福建及浙江，孙传芳终于达到他事业的巅峰，成为五省联军总司令。
破碎“吴王梦”
民国时的军阀，在盘踞一方之后，总是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割据一方，搞好自己这块自留地(所谓联省自治)，尽量减少参与争端;二是对外扩展，目标统一全国。占据五省后的孙传芳，选择了前者，“能做一吴越的钱王，就心满意足了”，希望在他统治下的五省政治，能像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钱镠治下那样得到自治，经济文化在自己的保护下得以发展。
就在孙传芳做着“保境安民、联省自治”的吴王梦时，1926年的夏季，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首当其冲的，便是直系吴佩孚的湖北地盘。作为直系名誉上的头领，吴佩孚要求孙传芳派军对北伐军作战。此时势力已大大凌驾于吴佩孚之上的孙传芳，并没有及时派兵遣将，而是暂做壁上观。
当时，不少人远道来到南京，劝孙传芳及时援救吴佩孚。除了说吴佩孚是他的上司、是直系领袖之外，还说吴佩孚是个值得援救的人物。然而孙传芳却以五省尚未安稳为由，不愿出大力支援。于是，有一个劝孙援吴的人送给孙传芳一句话，“盖世英雄当不得一个骄字，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
事实上，孙传芳当时的小算盘，是希望北伐军与吴佩孚两败俱伤，自己得渔翁之利。只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北伐军气势如虹，在湖北击败吴佩孚之后，乘胜进击孙传芳的地盘———江西。孙传芳虽然亲赴九江督战，但还是一败涂地，并于1926年11月狼狈逃回南京。
思前想后，孙传芳觉得要抵挡南方国民革命军，只有借助北方实力保存完好的奉系军队了，于是乔装打扮独自跑到天津去见张作霖。张作霖一句“过去的事不要提了”，一对过去的冤家变成了朋友。张作霖也成为孙传芳命中第三位、也是最后一位贵人。张作霖除了在军火及财政上对其大力支援外，还立刻派张宗昌南下与孙一起对抗革命军。
1927年8月底，孙传芳部与革命军在龙潭发生大战，损失4万余人，兵败如山倒。孙传芳一蹶不振，彻底投靠张作霖。
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在皇姑屯后，孙传芳失去了靠山，只好依附张学良。他劝张学良与日本人搞好关系，在东北养精蓄锐，伺机窥视中原。张学良显然没有接纳他的意见，于12月宣布“易帜”，接受国民政府的管辖。孙传芳见势不妙，在1929年1月逃亡到大连租界。
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觉得大连也不是安居之地，于是携全家移居天津英租界，来到他的宿命归地。
从孙传芳到智圆
问:佛有十恼，六年苦行、孙陀利谤、金枪、马麦、琉璃王杀释种、乞食空钵、旃遮女谤、调达推山、寒风索衣、双树背痛，既然明心见性，还有业障么?
答:自性中业障、福障了不可得，古人云:“若欲忏悔者，端身念实相，诸罪如霜露，慧日能消除。”自性中业障本来空，本来空是业障，古人云:“四大原无主，五阴本来空，将头临白刃，犹如斩春风。”古人又云:“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佛在世，有二比丘，一犯杀戒，一犯淫戒，心中觉得有罪，去问维摩居士，居士告彼等识取自性，二比丘听一老尊宿唱，推罪性了不可得，二比丘豁然大悟。
以上一段僧俗问答，是孙传芳与佛学大师月溪法师的对答。孙传芳问法师:就算佛祖也要受到各种折磨，既然都明心见性、大悟大彻了，如何还要受到报应?
月溪法师，民国有数的佛学界大人物，后来移锡香港。其回答的大意，说人的本性里是没有孽障的，故由于外部环境而造成的孽障，是可以救赎的。
从事业上看，孙传芳是个机会主义者，这种哲学同样延伸到他的生活中。不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戎马生涯杀孽过多，“弥天大罪当不得一个悔字”，这位曾经的五省联军总司令开始念佛诵经。由于他的经历及声望，又得到不少跟随者。
“英雄到老终归佛，名将归山不言兵”，这是这一时期孙传芳喜欢挂在口头的话。炎热夏天，他还喜欢在家门口摆上绿豆汤，供行人免费饮用。1933年中秋，天津《立时报》更是登载一篇《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的文章，说是孙宅中秋夜抓获一名窃贼，孙传芳不但没有将之送官，还给了窃贼一些米粮。
到1935年末，孙传芳的故事已经演绎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架构，看似有个满意的结尾。但是，就像他曾经询问过月溪法师的那样:“既然明心见性，还有业障么?”就算他已经皈依佛门，愿意为善，但是，一桩往事，一个执念，却在那年末不但要他来偿还，还将他的故事改写了。
更不堪的是，他这个机会主义者，还在故事中被置换了角色，从主角被打成了配角。
故事的主角，被一名叫施剑翘(原名施谷兰)的女子抢了去。
谷兰蜕变成剑翘
“深谷芳兰一枝春，攀绝高崖凌碧空/纵有红花漫四野，岂无绿叶染前峰/繁枝不怕春色浅，根茂何愁冬土深/生就山中一根草，只怕孤芳不惜春。”这首诗，是民国时期一名叫施谷兰的女子16岁时所作。诗中嵌入自己的名字，既有赞美兰花之意又有孤芳自赏之情。
施谷兰，祖籍安徽桐城，1905年在其父山东任上出生。虽然孙传芳也是出生于山东，不同的是，孙传芳出生时家里一贫如洗，施谷兰出生时则家底丰厚。其出生之时，其父施从滨已任清朝山东北洋军管带(营长)，1909年更升为少将加中将军衔。而她的叔叔施从云，1912年辛亥革命之时，与冯玉祥一起在北方发动滦州起义，后被俘牺牲，被民国政府(追)授衔上将。到1923年，也就是施谷兰于天津师范学校毕业之时，其父施从滨在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任军长。此时，施谷兰与其家人居住在天津，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
1925年11月3日，施谷兰之父施从滨被孙传芳所杀，这一年施谷兰20岁，作诗一首:“战地惊鸿传噩耗，闺中疑假复疑真/背娘偷问归来使，恳叔潜移劫后身/被俘牺牲无公理，曝尸悬首灭人性/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1925年11月，张宗昌派施从滨担任前敌总指挥时，施从滨已高龄60。孙传芳多次告诫，让他退出争斗，老将军不但没有退出，还孤军猛进，结果被孙部包围，不幸成为俘虏。孙传芳将其枪毙，还曝尸城门。曝尸后无人敢领，施谷兰委托其叔偷运尸体回老家安徽安葬。施谷兰发誓为父报仇，从后来她的执著来看，她把自己的青春及一生都捆绑在“誓报父仇不顾身”这句话上了。
之后，施谷兰与其母董氏一起赶到山东找到父亲的上司张宗昌，提了三个条件:破格提拔从小由施从滨抚养的堂兄施中诚;拿出抚养金给董氏;保送施谷兰的弟弟施中杰及施中权到日本留学。张宗昌虽然是个“狗肉将军”，但对义气二字却很看重，满足了施氏母女的三个条件。施中诚先是由排长提至团长，后来更成为烟台警备司令。
按照施谷兰母女的本意，是想施中诚官大后好复仇。没想到北伐后孙传芳不但投靠奉军，还与张学良、张宗昌拜了把子。作为张宗昌部下的施中诚，出于仕途考虑，不得不拒绝施谷兰的报仇计划。失望的施谷兰写了一封长信给施中诚，宣布断绝堂兄妹关系。
1928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谷兰在天津家中祭奠父亲。她的悲情感动了当时寄住在她家的军官施靖公。施靖公当即表示愿意完成施谷兰的报仇心愿。一对同姓人，就这么结合到了一起。当时施谷兰已经23岁，不久生下长子及次子。
转眼7年过去，施靖公也官运亨通，升至旅长。然而，他已不想再提自己许下的复仇诺言了。1935年6月，施谷兰对丈夫援手报仇之事感到绝望，“我不顾一切，断然同他结婚，谁知报仇的问题他不但不闻不问，甚至不让我提一提，他竟是一个自食其言的小人，这时我才觉察到我自己又受骗了。这是我依赖别人报仇第二次失败。”于是，施谷兰带着两个孩子(一个7岁，一个2岁)离开太原，回到天津旧宅。
那年中秋，施谷兰在天津首次遇到孙传芳，她将自己名字改为“施剑翘”。
刺杀
“父仇未敢片时忘，更痛萱堂两鬓霜;纵怕重伤慈母意，时机不许再延长。”“不堪回首十年前，物自依然景自迁;常到林中非拜佛，剑翘求死不求仙。”这些诗句，都是施剑翘在刺杀孙传芳之前写好的。对施剑翘而言，故事的脚本已经写好，只等着按部就班地去执行了。
母亲的年老，催促她加快步伐;弟弟从日本回来，也嚷嚷着要亲手杀了孙传芳，这既让施剑翘欣慰，也让她担着怕，倘若弟弟刺杀孙传芳有个意外，这个家恐怕承受不起。
施剑翘决定即刻实施刺杀。执行的地点，就在“常到林中非拜佛”的居士林。居士林是天津佛教徒听经讲经的一个所在，也是孙传芳光顾的地方。
孙传芳自从在天津皈依佛门之后，于1933年与曾做过北洋政府总理、下野在天津的靳云鹏共同出资，在天津的东南城角购置清修禅院，改为佛教居士林，以便同道之人一起参修。靳云鹏做了居士林的林长，孙传芳做了副林长。由于两人都曾是赫赫有名之人，又能请动有名法师，故到居士林领拜的信者众多。
1935年11月13日，又到讲经之日。施剑翘化名进入居士林女居士之列，坐在第二排，正好在孙传芳的后面。就在大家聚精会神地聆听法师讲经之时，施剑翘从大衣里拔出勃朗宁手枪。“枪一出袋，我就照准孙传芳的右耳后打了一枪，他立刻倒在太师椅的右扶手上。我又向他的后脑和后背打了一枪，他的脑浆瞬时流了出来。”孙传芳当即毙命。
就在其他人惊慌失措时，施剑翘从大衣里掏出事先拟好的传单，一边散发给居士们，一边大声喊道:“我是施剑翘，为报父仇，打死孙传芳，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牵连任何人。你们可以带着我到警察局去自首。”
刺杀案轰动全国，“施从滨有女报仇，孙传芳血溅佛堂”成为各报纸抢眼消息。
皈依
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带着“侠女”、“佛堂”、“复仇”这些惹人的关键词，引起全国各阶层广泛关注。孙施两家各请了有名的律师为自己打官司。
施剑翘入狱之初，当时担任蒋介石副手的冯玉祥就找到自己副官施则凡(施剑翘的堂弟，勃朗宁手枪也是经由他到了施剑翘手里)问明情况，之后立刻派陆军中将鹿钟麟到天津，要求赦免施剑翘并优待正在关押中的施剑翘。
从当时的法律上来说，施剑翘的行为只能说是一种民间恐怖主义。按当时的刑法，她应该受到10年以上或无期及死刑的惩罚。但媒体还是倾向于接受“侠女复仇”这个故事，称施剑翘“为民除害”、“女权主义”。在其祖籍所在地安徽桐城，女子学校的师生上街游行，要求赦免其罪行。各界要求宽待的声音也此起彼伏。
施剑翘先是被判10年有期徒刑，之后再减掉3年，其后，在关押不到1年后，于1936年10月由国民政府发布特赦令免除刑罚。受害者孙传芳因其“军阀”身份而受到诟病，不但丢掉性命，连名誉也在大众对施剑翘的同情心里失去了。施剑翘有多好，孙传芳就变得有多坏，这样大众才能得到安心。
靳云鹏曾在《大公报》登文:“馨远系余劝其学佛，平日作功夫甚为认真，诚心忏悔。除每遇星期一三五来诵经外，在家作功夫更勤。每日必三次拜佛，每次必行大拜二十四拜，所以两年以来神色大变，与前判若两人。遭此惨变，殊出人意料之外，几使人改过无由，自新亦不得……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要在知过改过。若努力改过犹遭不测，则无出路可想。”为其辩护。
不过最终，改过自新的故事，没有能够胜过侠女复仇的故事。
1945年，施剑翘40岁，留下这样一首诗:“四十年来一梦长，牺牲自我为谁忙?醒时顿觉佛缘近，心印菩提万丈光。”1年后，她皈依苏州灵岩山寺妙真方丈法师。那天，是施从滨去世20年祭，离刺杀孙传芳也已经10年。
施剑翘的丈夫施靖公在刺杀案后也四处托人解救施剑翘，新中国成立后被劳改的施靖公一再要求与施剑翘复缘，但始终没有得到施剑翘同意。施靖公死后，施剑翘拒绝接受他的遗物。
施剑翘于1979年死于北京。
(编辑:马小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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