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秋天，我在贵州省委办公厅党刊编辑室工作。当时入党不久，工作热情很高，一心想把工作搞好。就在这个时候，省委副秘书长闫学增同志找我谈话。他说，苏政委(因为他是省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大家都习惯地这样称呼他)想物色一个合适的秘书，我们认为你比较合适。”我说:“我太年轻了(刚满18周岁不久)，文化程度也不高(差两个月初中才毕业)，给这样高级的首长当秘书，肯定不能胜任。省委机关比我水平高的同志多得很，还是另选别人吧!”闫学增同志说:“你先去试试吧，如果首长满意你就干下去，不满意就换人。”其实，苏政委对我这个刚满18周岁，初中还没毕业的小青年，能否胜任做他的秘书工作，也不太放心。于是，他想出了一个“试用”的办法。从此以后，凡是他下乡或出差，去重庆参加西南局、西南军区的会议，就带着我去，回贵阳后仍回原单位，重操旧业。经过一年多的“试用”，他终于对我的表现基本满意，下决心把我调去当秘书，当时我还不到20岁。
这件事是这样定下来的:1951年11月，苏政委带我去重庆参加西南局会议，当时己调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也专程回重庆参加会议。会议期间，小平同志对苏说:“经彭总、贺总推荐，毛主席、周总理同意调你去海军工作，政治局已正式作出了决定。因为海军肖劲光司令员资格老，你先去担任海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是，肖年龄比较大(时年51岁)，身体也不太好，你要主持日常工作，多辅佐肖，把海军的事情办好。”苏政委表示:“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一定和肖司令做好海军的工作。”会议结束后，在乘汽车回贵阳的路上，苏政委对我说:“中央已决定我调海军工作，你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去?”我说:“1950年初我从兵团到省委，稀里糊涂就脱掉了军装，连个转业手续都没有办。现在有机会回部队工作，尤其是到海军这样的技术军种，当然愿意了。”他又说:“你说老实话，现在有女朋友没有，如果有，就一起带去。”我说:“我还小哪，根本没顾考虑这些事。”回贵阳后不久，即1954年1月，我就正式调到他那里去工作，并且搬到他家去住，就这样正式开始了我给他当秘书13年的经历。
给他当“试用”秘书期间，还闹了一些小笑话。因为我比当时的警卫员李其年小几岁，人家经常把他当秘书，而把我当警卫员看待。有一次去重庆北碚温泉游玩，在吃饭时，西南局行政处主持接待的工作人员，再三问苏政委:你的秘书怎么没有在呀?苏笑笑指着我说，这就是我的小秘书。有一次到西南局开会，行政处的同志带我去看房子，他指着一间较小的房子说，你就住在这里，秘书住楼上。后来到北京后还出过一次笑话，时任公安部长的罗瑞卿同志请苏全家去公安部礼堂看京剧，在入座前，罗部长指着我问苏，这是老几呀?苏笑着说，这是我的小秘书，我的大儿子还比他大4岁呢。
苏振华对秘书的要求很高，很严格，也很特别。除了在大型会议上代表海军党委所作的报告要组织几个人起草(他提出主导思想，大家一起研究写出初稿)，然后一起再改，直到讲完为止。一般的讲话，他亲自写提纲，一般的批示，他亲自动笔，无须秘书代劳。但他要求秘书详细、准确地掌握各方面的情况，要求有问必答，丝毫马虎不得。尤其是在他亲自掌管海军装备建设期间，要求秘书对承担海军装备的工厂、研究所的工作进度和需要解决的问题等，必须了如指掌，及时报告。那时，秘书办公室里挂了海军装备科研单位和工厂的分布图，上面标明单位所在位置、人数、承担的生产研制任务、工作进度，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等等，就像指挥打仗一样。我脑子里装满了各种数据，经常查询变化情况，及时向他报告，一点也不敢懈怠。他常对我说，如果有问题不及时报告，你负责;你报告了，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我负责。苏政委的工作责任心极高，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十一二点，有时熬通宵。从1959年起，因不堪工作重负，我患上了较严重的高血压(最高时达156/110，那时我才25岁)和神经衰弱，常常不服安眠药就不能睡觉。有时我刚服下安眠药，迷迷糊糊正要入睡，苏政委突然想起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就让警卫员把我叫去交代，弄得我整夜都难以入眠。
苏政委的性子很急，工作上有些事情交代了就要求快办，有的是限期完成，到时还要亲自或让秘书检查办理结果，一点也不允许拖拖拉拉、“打马虎眼”。如果对什么事、什么人不满意，急了偶尔也会发火，批评起人来很严厉，但不轻易骂人。他从来没有批评过我，顶多说一句“乱弹琴”就算了事。苏政委民主作风很好，能听进不同意见，他很有主见，自尊心很强。我这个人生性耿直，不论是在工作上或生活上，对他有什么意见都敢当面提出，无所顾忌。有时在起草或修改一篇文章时，往往为了一个提法，甚至一个标点符号，他都要同你争得面红耳赤。如果他的意见不对，他就不吭气，悄悄按你的意见办;如果他认为自己有道理，就毫不让步，直到把你说服为止。
1959年初，因为他前妻孟玮坚决要求离婚，经许多老同志劝解无效，他只好同意。后来，许多关心他的老同志为他介绍对象。1959年夏，在大连召开海军党委全会时，肖劲光、方强(海军副司令员)，向苏推荐了海政文工团舞蹈演员陆迪伦。陆的父母是大革命时期的党的地下交通员，他的母亲周缦子还是周总理的远亲。但是年龄相差20多岁，外界反映较大。我看到这种情况，就斗胆当面向苏提出，你和孟玮离婚，责任完全在她，这一点我清楚;你刚四十多岁，再婚也无可厚非。但是陆迪伦太年轻、太单纯，你的孩子都小，结婚后她肯定处理不了这样复杂的家庭关系，建议你还是找一个年龄较大，政治上较成熟，有治家经验的女同志。听后，他一言不发，还露出了一丝不悦的神态。但我还不死心，认为他在海司办公室党支部过组织生活，组织上应出面干预此事，于是找到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于非同志，请他以支部的名义同苏谈谈。于非不敢谈，便又请出海军参谋长、海司党委书记周希汉同志，周笑着对于非说:“他们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你们管那么多闲事干什么?”后来，在“文革”中，陆迪伦受尽磨难，专案组多次逼她同苏离婚，但她坚定不移地站在苏一边，铿锵有力地对专案组的人说:“他就是反革命，我也爱他”。她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改变了许多人对她的看法，她同苏的子女的关系也好了，这证明苏振华同志的选择是正确的，也说明我确实有点多管闲事了，但那也是为了从生活上爱护首长，维护首长和家庭关系。
还有一件事，1964年深秋，苏政委患过敏性结肠炎，刚从协和医院出院，准备去南方疗养，打算先去桂林住几天，再转道广州。本来决定由医生吕天厚、警卫员陈士奎和我三人陪同，正好是一个火车软卧包厢。就在出发的当天中午，苏突然对我说:“小陆想去桂林看看，吕医生就不要去了。”我说:“这样不合适，你刚出院，医院交代你暂时不能离开医生。”他说:“我有什么病，自己还不清楚?让吕医生把药交给小陈就行了。”我说:“如果小陆一定要去，但吕医生不能不去，我可以告诉南海舰队派人去桂林接待，我直接去广州等你们。还有一点，文工团正在整风，小陆在政治处工作，正是工作需要的时候，这时候出去影响不好。”苏听后未作任何表态。我想，他的这个决心恐怕很难改变，只好赶紧打电话给吕天厚医生，让他把药品及用药方法交待给小陈，同时也要做好走的准备，没准老头会改变计划。晚上，我刚从食堂吃完饭回来时，看见了迪伦，问她准备好了没有，她气呼呼地说:“我不去了。”我赶忙给吕医生打电话，告诉他计划不变，赶快收拾东西过来。本来预定晚八时从家里坐车去火车站，可是不到七点半苏就从楼上下来了，生气地问:“吕医生怎么还没来，拖拖拉拉的，不像话。”上火车后，他也不同我们说话，倒头便睡。第二天吃过早餐后，他一反前一天的神态，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来来来，咱们打扑克!”可见他善于纳谏，不计前嫌。苏振华同志能容忍一个经常同他“顶牛”的“刺头”在自己身边工作长达十三年之久，这样博大的胸怀，确实是十分难得的。同时，我作为秘书，能够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切以工作和维护首长的威信为重，不看领导的脸色行事，不阿谀逢迎，敢于犯颜直谏，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我不仅对苏振华同志如此，对其他领导也如此，但却得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但是，我仍然我行我素，至今不悔。这也是性格使然，真所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苏政委对工作人员的工作要求很高，很严，但对他们的生活也很关心。他家的工作人员，包括秘书、警卫员、司机、厨师、锅炉工等，只要家里来了人，他都要亲自陪同吃一顿饭。我弟弟患小儿麻痹症，腿脚不便，他几次交代，出去看病可以用他的车。我不好意思，没有照办。我弟弟离京时，他又一次交代，一定要用车送他去车站。我又没有照他的意思办，悄悄地把弟弟送往1路公共汽车站。他发现后，命令司机小高赶快去追，一定要追上。事后他批评我:“你弟弟腿脚不便，用我的车送一下有何不可?你这个人太倔，说了几次你都不听，真是乱弹琴”。
我从1959年秋天起，经人介绍认识了一位女朋友，相处了4年多，感情不错，正准备结婚，政审时发现她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励志社，有“特嫌”。支部书记找我谈话:“鉴于你担任的工作，同她结婚是不合适的。你如果坚持同她结婚，就不能担任现在的工作。但是，你现在的工作又离不开你，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你必须同她断绝关系。”在那个年代，一个党员能不服从组织的决定吗?我只好忍痛割爱。这件事不久后被苏政委知道了，他当时正在解放军总医院住院，他通过主管医疗的副院长和护士长等了解情况，为我物色对象。过了几天，他让陆迪伦同志告诉我:“高干病房也有一位护士是工人家庭出身，共产党员，工作积极，人很温柔，你明天去一趟医院，政委会找个借口，让你们见个面，如果认为合适，就谈谈看。”第二天我去后一见面，果然一见钟情。在他的关心下，促成了我们的美满姻缘。
“文革”开始不久，苏政委的日子就不好过了。1967年1月16日清晨，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给他扣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罗篡军反党集团重要成员”、“刘邓黑司令部在海军的代理人”等莫须有的罪名，凌晨4时就把他揪出来了。时隔一小时，我被认为是他的“心腹”、“亲信”、“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急先锋”，也被揪出来了。他在“文革”中几乎被整死，我也受到株连，受尽折磨。1973年3月间，他获准回京治病，被强令化名住在阜外医院小儿科。我得悉后，同另一位同志偷偷地前去看他，我们见面后抱头痛哭。他哽咽着说:“想不到这辈子还能见到你们。你们受了我的牵连，吃苦了。”我说:“在‘文革’中，我违心地写了不少材料批判你，上钢上线也很高，但是有一点，没有一条事实是捏造的，这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他说:“那算什么，我都写了几十万字，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事情都过去了，你们不要有思想负担。”
在苏振华去世后，我还为他做了两件事:一件是财产继承问题。苏生活俭朴，但交友甚广，客人很多，在家请客吃饭的开支很大(那时都是自掏腰包)，积蓄有限，“文革”冻结财产时，银行存款仅两千余元，还不及我的多。有的家庭在财产分配时闹得不可开交，影响很坏，为了接受这个教训，我认为有必要先做些工作。我先同陆迪伦同志谈，希望她高姿态，正确处理好这件事。然后召集子女们开了一个会。因为我长期在苏身边工作，虽然年龄比他们的孩子大不了多少(甚至比他的大孩子小4岁)，但他们都视我为长辈，在他们的面前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父亲是赤条条的来，赤条条的去，他有多少财产，你们都清楚。你们要继承的不是他的物质财富，而是他的精神财富。现在有人正等着看你们的笑话，希望你们要争气，不要给你们的父亲脸上抹黑。”陆迪伦同志把银行存款分为十份，九个孩子每人一份，还有一份给长期由苏政委供养的哥哥。陆迪伦同志说:“这十个存折，你们愿意现在拿就拿走，暂时不想拿由我保管，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这笔存款我不要，但抚恤金由我掌握，因为有些欠款需要偿还。你们父亲用过的东西、穿过的衣服，统统摆在那里，除了有纪念意义的由我负责保管，将来交公外，你们喜欢什么就拿什么。”她说完后，大儿子桂璋首先表态:“我除了要两支父亲用过的铅笔头，留给孩子们做纪念外，什么都不要。”其他孩子也纷纷表态，同意“陆阿姨”的安排，没有特殊情况，绝不动用这笔钱。由于这件事的圆满解决，使他们的家庭关系更加和睦，以后每逢过年过节全家都要团聚，平时孩子们也常回去看她。
另一件事，是我与另两位同志编写了题名为《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这本书，叙述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篇章，同时正面回答了一些外界误传的对他的诬陷不实之词，还他以本来面目。我还明确对他的孩子们提出:第一，出版这本书，不拉赞助，完全由你们自己集资出版(后来二儿子主动承担了全部费用)。第二，这本书不上市销售，全部赠送给你们父亲的生前好友、工作过的单位、以及图书馆、档案馆、文史研究单位。他们接受了这个建议，认为这体现了他们父亲的一贯风格。这也算是我尽了作为他的老秘书的最后一份责任。
我在苏振华政委身边工作了13年(加上“试用”期则为近15年)，除了“文革”受株连外，只在两件事上“沾了光”，一是向他学了不少做人、做事的道理和办法;二是为我物色了一位出色的贤惠的妻子。这是他送给我的最宝贵的财富，使我终生受益，也是我永远铭记于心的。
来源:《贵阳文史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