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德国早期民主制的终结

2012年05月17日 16:19
来源:南通师范学院学报 作者:陆梅

字号:T|T

0人参与0条主评论 0条评论0条总评论 打印 转发

本文摘自:《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作者:陆梅

1919年刚刚推翻了封建帝制的德国选择了魏玛小城,在此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建立共和国。却不料魏玛共和国却成了民主的乌托邦。德意志民族建立的第一个力图规范化、制度化的现代共和国,只存在了不到十四年,更为使人感慨的是寄托了德国人情思的现代政治创举———完美民主的共和制却任命了希特勒为共和国总理,由此把德国带入了历史的岔道———纳粹德国(1933—1945年)时期。这不仅使德国的民主进程倒退,也使世界人民必须承受集中营的焚烧和毒气。究其原因常常令人不胜唏嘘。

1918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废墟上,以严谨和理性著称的德国人设计了他们的宪法———魏玛宪法,这是20世纪最自由、最民主的宪法,结构严谨到几乎完善,条文令人钦佩,读起来使人觉得完美无暇的民主制度似乎就此获得了保障。而且这部宪法的确博采众长,内阁制取法英法,总统制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源自瑞士。在宪法思想与制度安排上也让人动容,“政治权力属于人民”这样的原则贯彻其中,特别是不分男女皆有选举权这点让德国人在自由民主政治史上占有先机。

然而这完善的民主宪法却没有能够为魏玛带来稳定的宪政状态。因为魏玛宪法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是总统的权力过大;二是绝对比例代表制的采用。

魏玛宪法赋予总统具有英国君主的地位———对外代表国家、主持国家重要庆典之外,还给予美国总统式的实权,统帅海陆空三军,有任命总理和国家官吏的大权,其任命权不受议会的约束,同时宪法48条规定总统还有宣布紧急状态的特权。总统可以在紧急状态时局部或全部取消宪法规定的各项民主自由的权利。宪法这样规定的总统的权限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71年德意志帝国规定的皇帝的权限。德意志帝国皇帝宣布紧急状态时须事先宣布戒严,并且是在国会休会期间。而魏玛共和国宪法颁布之后,到1932年为止,总统宣布紧急状态有233次之多。仅1930年到1932年短短三年中,宣布紧急状态有191次;相反,国会颁布法令的次数是135次;而国会开会的次数是148次。可以看出议会民主制在经济危机的年代其民主性的大大削弱。魏玛共和国没有一届国会是满了任期的,因而魏玛共和国的总统也被称为“皇帝的替身”。

宪法第二缺陷是绝对比例代表制的引入及其产生的一系列问题。魏玛宪法以完全的民主和自由著称,共和国的国会由年满20岁的公民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秘密以及按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选举产生。这种设计可谓用心良苦,为了体现“政治权利属于人民”,用此选举制度来使自由和民主权利普遍化。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政党即使仅获得2%的选票,它也相应地会在国会中占有2%的议席。这样,一些规模很小的政党,如早期纳粹党,就有可能得到生存的机会,而这在英国的优胜者获胜的选举制度中根本就不可能。绝对比例代表制实际上鼓励了政党的泛滥,从而使某一政党在国会中拥有简单多数几乎不可能。”实际上魏玛宪法的制定者们对于权利的普遍化,比对于权力的稳定性,更感兴趣。德国有着长期分裂的历史,国家的统一历史相对短暂,地方分裂主义倾向一直对统一权威产生影响,在第二帝国时期,德国就是一个多党并存、意见分歧的政党体制,第二帝国的政治运作,完全是在俾斯麦玩弄政治伎俩的基础上运行的,社会政治制度成为俾斯麦游戏的对象。德国在一战失败后,社会矛盾重重,各种势力和集团根据突然来临的完全的自由和民主,纷纷组成政党。绝对比例代表制可以说反映了德国政党力量结构和公众舆论的分布,但另一方面强化了多党纷争的局面。于是人数极少的党派也可以在议会中依据权利随意叫嚣,尤其是像纳粹党一类歪门邪道的政治组织。民主政治运作的有效性严重地没有得到体现。可以说魏玛宪法对于自由民主宪政制度的稳定性要求,熟视无睹。

那么魏玛宪法从一种健全的民主观点来考察,这两方面的缺陷就表现为梅尼克所说的“它的最高政权机构所提供的巩固而连续的权威是太小了,而对浮沉变化着的政党的依赖性又太大了”。

魏玛共和国的灭亡, 除了宪法本身的缺陷, 尚有更致命的原因。那就是共和国缺乏支持者。尽管魏玛宪法体现的是完美的自由和民主,但是依此建立的共和国却社会基础薄弱。魏玛共和国是力图将德国置于一个现代化的真实起点上,但是魏玛共和国的举国上下则未必对此了然于胸。

1871年才获得独立的德国是基于强权的立国。近代德国的大部分年代是处在分裂的封建王公诸侯的专制之下,历来是在扩张动武中求生存和发展,以至于你很难找到一个国家从思想文化界到国家政权领域都散发出浓烈的强权意志的气味。而正是“产生于战争和为了进行战争”而存在的强权国家普鲁士用铁血统一了德意志。以至于在俾斯麦下台30年之后,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1917年还这样认为,“俾斯麦留下的政治遗产是一个没有受到任何政治教育的民族,这个民族在这方面远远不如它在20年前达到的水平。尤其是,他留下的民族没有任何政治意志,习惯于让自己头上的大政治家来替它处理方针政策问题。”

德意志的统一是德国历史上最崇高的梦想,但德国作为一个现代整体却在时间上部分来得太晚,而部分又来得太早。来得太晚的是现代国家的建立以及国民的现代精神。应该是可以这样说的“凡是人类智慧所能做到的事,比如大多数人有一份很不错的工资过好日子,德国全都做到了”但是这样的一个民族其国家却建立太晚了,在现代越来越现实的世界里,“蒸汽机和铁路的新的魔术,创造了新的对铁和煤的宗教崇拜。新的现实主义也占领了精神生活,于是就结束了目标纯粹在于自己个性提高和精神化的生活方式,并把注意离更加放在人们集体的共同生活上,放在社会的构成和整个国家上”,德国人做到了,在近代技术世界里迅速崛起,“然而近代德国,这时候却远远没有成熟,”它体现为这个民族自由精神的拥有。一般意义上说自由的本质是民族和国家的独立以及本体个人的自由。这两者应该是一致的,国家的独立有助于个人自由的实现与发展,个人自由的实现也是国家独立与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在四分五裂的德意志,这两种自由基本上都不存在,长期分裂造成的失败与屈辱,实现国家独立便成为其首要任务,而与此同时,德意志又正处于封建专制之下,这样这个民族又要去反对封建统治,争取实现人的自由。因此时代赋予德意志人民双重的任务,在两种自由都不存在的情况下,是在维持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先争取国家的独立,还是把反对封建专制,争取人的自由与实现国家独立结合在一起,这一直是萦绕在德国近代历史的一个问题。同时由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的迅猛发展,基于这种世界经济—技术的变革,德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也开始出现和强大。民族国家没有出现而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思潮却在德国也出现了,19世纪德国以中产阶级为支柱的民族运动和群众为支柱的社会主义运动也开始出现,并有着全然特殊的性质,它们比其他国家中更尖锐地相互交织着而又相互斗争着。那么,当一个民族处于强敌虎视眈眈,国家四分五裂,国内思潮层出,社会矛盾纷繁复杂的情况下,“在这种普遍的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普鲁士用强硬的王权实现了德意志国家的独立,“普鲁士军国主义中那些坏的而且对全体的繁荣有害的方面,却由于它的力量和教养在为民族统一的服务中以及为俾斯麦帝国的建立中的动人表现而被掩蔽了。这就给它身上加上了一道光环,———一个普鲁士的中尉在人间走动着就象一个年轻的神,而一个后备役的中尉至少也象半个神。”军国主义就渗入到平民的生活里,强权原则就成为德国的立国准则。统一后的德国用这样的准则来对待他迟迟才进入的现代世界,战争是其唯一的解决之道。而这样一个准则在突然之间被改变,竟然是因为德国的战败,或者说军国主义的失败,导致了魏玛共和国的建立,而不是德国人自己对民主和自由的极度渴望。

这是强者恩赐的民主,在一战末期,英、法、美为核心的协约国不希望德国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不喜欢德国原先的君主专制政体,而统一以来未逢对手的强者德意志战败了,接受强者的安排也是其服从性的体现。于是德国一反他们所熟悉的君主专制政体,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共和道路。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地点也选择了古典人文主义传统的故乡魏玛,而不是军国主义专制主义的中心柏林。出发点是给共和制的德国奠定一个新的合适的出发地点。但是共和国恰恰缺乏的是对新生政权的有效的支持,在魏玛共和国短暂的岁月里,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认同还没有在德国人心中扎根。

首先,民主政治运做需要具有体现宪政精神的自由主义政党。但是,德国的大部分政党与特定的经济利益集团紧密相关,并且由于绝对比例代表制的运作,“魏玛时期德国大小政党一百多个,能经常进入国会的政党有二十多了,主要大党有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德意志人民党、天主教中央党、德意志民族人民党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等,各个政党纲领的政治倾向极不一致,从极右、右翼、右中、中间到中左、左派和极左都有,有些小党甚至没有明确的政治倾向,但却代表着一个小地方或小团体的利益,它只要有最低限度的支持就可以取得一个席位。而当时德国也没有形成公众舆论的主流方向,地方主义势力强大。而比例代表制强化了这种情势,各个政党都不会象在“胜者全得制度”中那样为了进入议会而被迫联合成强大的政党并淡化本党观点,因为他们并不想取悦于所有人。这样魏玛德国时期德国的政党结构就是一个多党并立、互不妥协的分裂的政党体制。这样的政党体制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就是致命的。无法达成一致,德国只能回到其强权立国的传统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