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  琳 整理

1912年，刘海粟等人创办了上海美术院，它是中国第一所近代美术专门学校。该校校名屡有变更，1915年改称上海图画美术院，1916年改称上海图画美术学校，1920年改称上海美术学校，1921年又更名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上海美专的简称由此而来，至1930年始定名为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其校址也不断迁移，最初在乍浦路7号，其后曾迁于爱而近路(今安庆路)、北四川路横浜桥、海宁路启秀女校旧址、西门外白云观务本女校旧址、林荫路神州法专旧址、斜桥南洋女子师范旧址，至1925年始迁定于菜市路(今顺昌路)560号。

该校最初仅设绘画科，专攻西洋画，后改为西洋画科，并陆续增设中国画、工艺图案画、师范、音乐、劳作等专业科系。该校于1914年开始采用人体写生，特别是以裸体女性作模特儿，因此曾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并导致1926年著名的“模特儿事件”的发生。

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与苏州美术专科学校、山东大学艺术系合并成立华东艺术专科学校，并迁离上海，定址无锡，后又迁至南京，改名为南京艺术学院。

为累积口述史料，2007-2008年间，笔者采访了十几位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毕业生或短期授课教师，他们已过耄耋之年，大多长期从事美术工作，有的转岗他业，却对老美专感情日炽，桑榆晚景，老而弥坚，甚或退休后又提起画笔，挥洒春秋。现将其中几位老人的口述回忆整理成文发表。此口述史料均经其本人审阅改正，但有些事历时已久，讹误之处或许难免，敬请识者教正。

李成勋

男，浙江温州人。1916年11月生，现年93岁。笔名曼庄，号“双屿山民”、“瓯江钓叟”。1933年进上海美专国画系学习，师从黄宾虹、汪声远等。自己比较满意的五部连环画作品:《春香传》、《彩楼配》、《元春省亲》(合作)、《十五贯》(合作)、《春草闹堂》。现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1916年生于浙江温州，八岁时我进入温州市城南小学读书，生性特别欢喜画画，学着香烟牌子上的样子画关公、张飞，没有纸就在地上画，记得小学念书时的学校美术布置都是我做的。我曾师从当地的国画名师苏昧朔先生，学费是每月5块银洋。我的父亲是钱庄职员，当时月薪银洋20块，家里负担不起，2个月后无奈辞师。其实先生也不大教，晚上要搓麻将的，并没学到多少。

随后我奉父命，到一家胭脂店去当学徒，老板让我写对联呀什么的，有时晚上写到眼皮都抬不起来。我自己凑钱买了一套《芥子园画谱》，夜里灯下临摹，又被老板娘斥为“浪费”，收了油灯。我痴迷画画，父亲并不赞赏，曾对友人大叹“只知道画画”，友人说画两张来看看，看过后，对我父亲赞叹:“还学什么生意，你儿子的水平可以赚钱了。”于是推荐我进温州最大的印刷厂去设计印刷稿和石印修版改版。当时还没有网纹版，我直接用毛笔在石头上点网点，大家看了都很诧异。老板很赏识我，给我一个月工资银洋8块，厂里还包吃饭。

上海美专是我国最早的西洋美术学校之一，名气很大，当时我们温州有不少人在上海美专求学，这让年少的我动了心。我和同乡叶曼济商量，决定用两年时间进修中学文化课程，然后就去报考上海美专。

那是1933年，我17岁，我与叶曼济两人怀揣着工作的积蓄，悄悄去上海报考美专。交了1元报名费，还拍了报名照。那是我第一次拍照，拍照倒还用了2块钱。我们住在四马路最便宜的旅店，一毛钱一天。可看到考生们都是阔家子弟，西装革履，就我们两人着蓝布长衫，觉得这上海美专有些高不可攀，顿生自卑之心。可是考试一开始，情况完全变化。我们考了“三民主义”和画画，我各门功课都是第一个交卷。考画画，我画了个古代仕女，后面画了杨柳树，大概尺半长。应考三天后去看榜，榜首赫然三字:李成勋。我与叶曼济都被录取在国画系。那时学费贵，好在我在上学前就工作了，于是我向在沪工作的表叔又借了20元作学费，开始在上海美专求学了。

国画系分山水组和花卉组，我在山水组，我的毕业作品画的是山水。陈大羽是我同学，在花卉组。那时没有老师教人物画，我学人物画全都靠自己。上午上正课，下午就去选课。上学的第二年，开始画模特儿。模特儿有一男一女，年纪二三十岁。那个女的我们还问过她，她是浙江台州县人，做舞女的。做模特儿，一个下午工资20至30元银洋钱，晚上还去做舞女(舞女月收入大概250元左右)。我那时对女性还懵懵懂懂，一开始都不好意思看。就这样画模特儿画了快2年。我有个同学，南洋来的，他来读书就是来镀金的，家里寄来500块银洋，一个礼拜就被他上舞厅花光了。班上只有2名女同学，都是富贵人家。

我上学时，刘校长1933年11月第二次赴欧，在德国主持《中国现代绘画展览会》。到1935年6月才回国。王济远是代理校长，汪声远是副校长，刘云熙是校务，刘校长弟弟刘海若是总务主任。1935年后教务主任是谢海燕，训导主任是莫运选。老师有黄宾虹、潘天寿、汪声远等等。

那时国画系主任是诸闻韵，他曾到吴昌硕家任家庭教师，并从吴昌硕学书画篆刻。他弟弟诸陆叁是教我刻图章的老师。有次诸闻韵在画室看我画图，看我没样稿在默画，画仕女和风景，不打草稿，一气呵成，老师在我后面直点头赞叹:这个孩子不简单。黄宾虹总是要求我们画画用中锋;汪声远老师教课很得法，因材施教，构图法、创作法教得最好;教花卉的吴福之老师也教得很好。

我毕业时，汪声远老师要我留在上海，到成美中学去任教。我的同学米谷(原名朱吾石)，他是浙江海宁人，他原本于1934年考入国立杭州艺专，同年转学到上海美专西画系，毕业后留在了上海，他1936年起就在《时代漫画》上发表漫画。然而我因父亲去世，作为家中独子，母亲希望我回温州，还给我订了亲。家庭压力大，只得回乡尽孝，负担家庭生活。

回乡后，我在温州教书谋生。还曾与同仁陈振龙、黄振填、陈光宗、金狮子先后创办过“温州美术学社”、“温州美术公司”、“龙门画室”。但做教员薪水微薄，家庭重担难以为继，于是教课之余，在商务下属的务本印刷厂搞设计，生活有了好转。我样样做，包装设计、舞台美术、服装设计，连建筑设计也做的，人家叫我“万能美术老师”，万籁鸣叫我“万能专家”。抗战爆发后，温州与上海交通切断，很多高档印刷品只得在当地付印，原来的印刷厂又想到了我，让我帮忙。临近解放，印刷厂的老板逃跑了。厂里工人敬重我，要求我出面主持厂里业务，情面难却，也就应承下来，做了经理，其实现在就叫老板了。凡有业务上门，我都仔细过目，亲自设计，主动为客户节省成本，客户因此越来越多。印刷厂流动资金匮乏时，我都主动不拿工资，要先保证工人的工资。

抗战期间，我们爱国爱乡，就以画笔从事宣传抗日救亡运动。温州美术工作者向来较为团结，在漫画救亡上更拧成一股绳，以文化的武器来配合前线战士的浴血奋战。我的老师苏昧朔(有个笔名阿赢，有打赢日本之意)善绘人物，我也就跟着老师一起用漫画的犀笔戳向敌人。戏剧是与群众的抗战活动紧密结合的。温州的抗战戏剧，以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在1937年9月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为先声，演员从舞台纷纷走向街头、乡镇、农村、山区、海隅，蓬勃活跃在抗日救亡战线上。我和叶曼济为这出剧画舞台美术，还兼化妆。当时，温州地下党成立了一个抗敌后援会，经常进行一些宣传与演出活动，我虽然不是党员，但总是义务为他们做美术设计。

建国前夕，那时温州仅有两家印刷所了，我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印刷地下党文件与《告全市人民书》。我们还秘密绘制国旗、毛主席像，出城迎接解放军进城。

解放初期，我在温州师范学校任教，温州美协成立时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并成为首批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还主持着印刷厂的工作。党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方针，艺术家都希望干一番事业。1954年初，我携全家迁居上海。

作为职业画家，我为全国多家美术出版社创作连环画与年画，到1966年的13年中，共画了5000多幅作品。我那时的稿酬一张要到15元，我的连环画与年画，《春香传》、《彩楼记》、《春草闹堂》等作品广获赞誉。“文革”开始，我受到冲击，大量作品被毁，连作品样书都不能留。正常的绘画创作停止了，被下放到上海益民食品厂劳动。这期间，上海、温州文化界很多人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经常有人到我这做“外调”，我总是顶着压力，实事求是以对，从来不诬陷一个好人。“文革”后期，我被安排到上海书画出版社工作，主要从事连环画的创作，1979年退休。当然退而不休，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1983年被聘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纵观七十多年的艺术生涯，我认为是把握了两个转折点:一是1933年考取上海美专，得到黄宾虹、汪声远等名师教诲，奠定了作为艺术家的良好素质;二是1954年迁居沪上，几十年的创作锻炼，加上上海浓郁的学术氛围，使我的绘画技巧、艺术思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