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约翰·赫芬姆·狄更斯
1812年-1870年
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狄更斯特别注意描写生活在英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生活遭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复杂的社会现实，为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开拓和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作品至今依然盛行，对英国文学发展起到了深远的影响。主要作品《匹克威克外传》、《雾都孤儿》、《老古玩店》、《艰难时世》、《我们共同的朋友》、《双城记》等。
有史学家说，狄更斯体现了英国人的核心精神，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满足。但狄更斯身上还有英国人的另一种精神，一种自觉的反思和批判精神。他为弱势群体代言，追求社会正义，探寻能使人类和谐相处的核心价值，叩问世界首富之国的良心，用十五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散文作品道出了许多人的心声和梦想。盛世与乱象，狄更斯笔下迷雾重重、一切都可冠以形容词最高级的世界，在今日的中国人看来，也许更像一个预言。本期，我们共读莫言、刘震云、格非和叶兆言等人有关狄更斯的读书随笔，看看这位影响世界的作家如何影响中国的作家们。
莫言:
狄更斯是位了不起的
讲故事的大师
莫言
原名管谟业，1955年生。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籍作家。以乡土系列作品崛起，充满“怀乡”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他的《红高粱》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的里程碑之作，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在全世界发行。
狄更斯是一个了不起的讲故事的大师，百科全书似地描写了他的时代。在他的作品中，当时英国社会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被刻画得很生动，他的主题大多批判恶，展示恶，歌颂善，这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在《双城记》开篇说，“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那时跟我们今天是多么的相似。
狄更斯小说故事性很强、好读、悬念很多，他的读者也很多，晚年时在英语国家的受欢迎程度一点也不亚于现在的影视明星。我们现在有一个认识是，一个作家的读者群越大说明小说写得越通俗，而所谓的严肃文学是小众文学，读者圈应该很小，小说很难读懂，故事性很弱，所以狄更斯被定义为不入流的通俗小说家。但很多年过去了，很多严肃小说家淹没在历史的长河里，大家还在读狄更斯，所以不要以严肃、通俗来分类，小说本来是写给大家看的，如果是雅俗共赏、轻松幽默，还能把自己的意思传达出来是很了不起的。今天，不要怕讲故事，不要怕讲好看的故事，我们就是讲故事的人，就是要通过讲故事来展示这个社会和社会上的人。
刘震云:狄更斯是一个对文学、英国和整个世界有不同认识的人
刘震云
1958年生人。著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新写实主义作家”代表。2011年作品《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多部代表作如《手机》、《一地鸡毛》等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刘震云曾被贴上一个标签--“中国的当代狄更斯”。对此说法，刘震云幽默回答，“我和狄更斯之间的关系，如此比喻无可厚非，但我和狄更斯毕竟是两个人。”刘震云说，善于思考的人才能成为好作家。所有好作家都有这样的特点，包括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他们提供独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狄更斯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所处的时代充满情感，其中最伟大的情感是怀疑，他带着幽默的态度，把怀疑渗透在他的人物和故事中，他笔下的情境让我想到今天的中国。狄更斯的作品显示了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很幽默的，最大的幽默表现为荒谬。就像到大年三十的时候，黄鼠狼应该给鸡拜年，幽默的是换成了鸡给黄鼠狼拜年，比这个还幽默的是还有100只鸡在论证给黄鼠狼拜年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狄更斯的作品中体现了这一点。”刘震云说，狄更斯是“一个对文学、英国和整个世界有帮助的人，一个对文学、英国和整个世界有不同认识的人”。
格非:作者虽然隐身，但在叙事丛林迷宫中留下了清晰的路标
格非
原名刘勇，笔名“格非”，1964年生人。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塞壬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必提的作品。
在欧洲小说史上，自传体小说叙事传统由来已久，我们在阅读《大卫·科波菲尔》的时候，作品中的“我”虽然不能等同于狄更斯，但读者通过“我”(叙事者)的语调和立场来揣摩和辨认作者(狄更斯)的声音，可以十分方便地与作者建立起某种同盟关系，从而完成在阅读中十分重要的价值认同。也就是说，作者虽然隐身，但在叙事丛林迷宫中留下了清晰的路标，读者的阅读旅行不会有迷路的危险。
很多美国人问我，为什么中国有福克纳和狄更斯那个时代的社会条件却出不了狄更斯。我说，这种观察是不准确的，你观察到了外部条件，但没有观察到文学与外部条件的关系。在福克纳和狄更斯那个时代，文学正处于上升期，它的功能和社会作用是前所未有的强大，那样的时代出现那样的伟大作家是不奇怪的。而今天的文学很大的功能被传媒代替了，文学面临着痛苦地寻找自己的过程，这种情形下出那样伟大的作家可能吗?
叶兆言:只要想到狄更斯就会想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叶兆言
1957年生于南京，著名作家，叶圣陶的孙子。1980年开始发表作品，创作总字数约四百万字。擅长写追怀民国时期前尘旧事的小说，被文学史家称为“从民间的角度来重写民国史”。他的散文表达了浓厚的“文人”情调。代表作《花影》、《一九三七年的爱情》。作品《追月楼》获1987-1988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首届江苏文学艺术奖。
我很怀念过去我和狄更斯的那种关系，他就应该在一种无意的状态中走进你的生活，你因为无意去阅读他了，你读进去了，或者你觉得不好，把他当成一个垃圾扔掉了，都没有关系。作家跟读者的关系，就应该如此，而永远不应该是“意义”。
狄更斯是一个跟我童年联系在一起的作家。我们家有很多他的书--这是他给我最早的记忆--他就是那种有一大排书的作家。我很小开始看他的东西，只要想到他，就会想到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
一开始看他的书不是很看得懂。先从小人书开始，过去有一种小人书，喜欢将苏联时期拍的电影做成连环画，狄更斯的《远大前程》也在其中。上了中学后，比较吸引我的是《双城记》，故事挺浪漫的，很适合那个时代的年轻人看。我记得有很多年轻人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借书，我父亲会推荐狄更斯给他们。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中国没有像狄更斯一样具批判性的作家?我觉得，文学的好坏恐怕并不仅仅是“批判”两个字，好的文学一定是包含批判的，但肯定不仅仅是批判，更多的是应该活生生、穿透地把人物历史展示出来，而不是简单地说一个对和错。狄更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简单地说一个“对和错”。如果你仔细观察狄更斯的创作历程，会发现他早期的作品就是在做简单的批判，后期才变成一个越来越好的作家。
(据“腾讯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