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韪良

丁韪良，基督教新教教会长老派传教士。丁韪良是清末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同时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历史人物。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丁韪良在长老派神学校毕业后，派来中国，在宁波传教。随后为美国政府提供太平天国情报。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一度回国，不久又来华，在北京建立教会。1865年为同文馆教习，1869-1894年为该馆总教习，并曾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得三品官衔。1898年又得二品官衔。1898-1900年，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憎恶义和团的暴行，主张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罢黜慈禧太后^[1]  。继返美国，寻复来华，协助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筹建大学堂，未成，随又去北京。创立北京崇实中学，(现北京二十一中学)崇实中学第一任校长。

翻译有关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书外，还著有《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人对抗世界》、《中国人之觉醒》等书，并曾第一次正式地、全面地将国际法著作介绍到中国。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2个年头(1850-1916，中间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但他多年从事翻译、教育的实际工作，并曾长期担任中国著名教育机构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的负责人，这使他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教育的酝酿和形成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丁韪良创办北京崇实中学(即当今的北京21中学)，并在1865-1885年任该校校长。

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

1850年，丁韪良志愿参加美国北长老会的海外传教使团，并被派往中国的宁波。作为美方的汉语翻译，他亲自参与了1858年《中美天津条约》的签订。此后他从宁波转到了北京，在那儿传教并开办学校。

1863年，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该书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

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大力推荐下，丁韪良辞去了在美国北长老会的教职，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

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光绪皇帝授丁韪良二品顶戴，并任命他为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

1902年，清廷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丁韪良又被重新任命为总教习。但西教习们因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引起纠纷，新任管学大臣张百熙借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丁韪良等西教习。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下厨房时在北京去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对中国该如何处置”--这是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城之后，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是逃亡西安的老太后最关心的问题。

原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丁韪良“以华制华”的观点也许最具代表性。丁氏庚子年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演讲说:

“为今之计，当先请皇帝复辟，另举西使中之贤者一人，入军机处，赞襄新政，则中国可安，而后患可免矣。次当限制中国乏军备，散其营伍，毁其制造各厂。南中督抚以保商保土为念，订约保护，自是正办。余深望西国政府联络南省，整顿北省，须俟太后归政，罪魁重惩，方与退兵议和，万不可先退兵也。”

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丁韪良。庚子年之后，丁氏“谴责所有主张对中国人宽容和怜悯的人”，“对于屠杀传教士的人，他认为不存在什么惩处过头的问题”。《旧金山号角报》曾针对丁韪良的“十字军言论”特发社论批驳:“杀害传教士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得予偿还，围攻使馆得以雪耻，某些人得加以惩处”，但是“每一个被义和团杀害的女传教士得处决500名中国妇女;每一个殉难的男传教士得用1000名中国男子的生命予以偿还，每一个传教士的孩子无辜被杀得有100名中国孩子用哥萨克的刺刀施以刺刑，每一处遭到焚烧和劫掠的传教士的建筑物得在天津和北京抢劫100处中国房屋才能予以抵偿”，如果这样，才能“清结”丁韪良的“赤字总帐”的话，那么，本报认为:“在丁韪良和慈禧太后之间，我们认为新的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更好战和更残忍”。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丁韪良脱下道袍，背上步枪，也跑去参加镇压义和团抢劫的活动。

经过143天的海上颠簸，丁韪良一行于1850年(清道光三十年)4月10日到达香港，那天正巧是丁韪良23岁生日。等船期间，他们去广州观光，刚一下船就遭到当地民众的攻击，许多人围着他们，一边看，一边喊叫:“番鬼，番鬼;杀头，杀头!”丁韪良日后在其自传中，如此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这难道就是令人引为自豪的中国文明?我难道就是为了这些人而背井离乡?”遂又转念安慰自己道:“他们若不是异教徒，我又何必远道来这里呢!”

五月初，丁韪良偕妻乘船北上到宁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漫长的宣教生涯。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之一，也是美国长老会在华第一个宣教区，由麦嘉缔医生(Dr. D. B. McCartee)于1844年创立。丁韪良夫妇到达宁波时，教会已稍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初到宁波时，长老教会分配他们住在城外郊区，但他们不愿意这样自我孤立，情愿搬到城内与普通中国百姓一起生活。因为他们相信，住在城里可以和当地人民建立友谊，以便让中国人到家里来，而且他们可以在晚间举行聚会，妻子也可以有机会与中国妇女接触。到城里住下后，他们的家门昼夜敞开，丁夫人很快成为中国妇女的闺中密友。

丁韪良很有语言天赋，来中国之前，他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到宁波后，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先学习中文，但中文那些古怪的发音让他望而却步。在学习中文过程中，他发明了注音方法，即用拉丁文字母稍加变通，创立出一套音标，这样他就能够重复中文老师的发音了。使用这种方法，他很快就学会了宁波话，不久即能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 。这时他又突发奇想:何不用此方法教中国人认字呢?他发现中国大多数人是文盲，拼音可以帮助孩子和老人们识字，通过识字他们便可以阅读圣经，这就是他以文字宣教的开始。于是他在1851年1月与人合作，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因此可以说，中文拼音是丁韪良最早想出来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

丁韪良夫妇在宁波10年(1850-1860)，除宣教活动外，丁韪良还参与了中国历史上的两个重要事件:第一，他公开表示同情太平天国，并为了支持这场农民革命，还向美国司法部长顾盛(Cushing, Hon. Caleb)写过几封信，要求美国政府承认天平天国政权。因他认为太平天国对基督教是有利的，这个新政权会对宣教士开放;而且他坚信:一个自称“耶稣基督兄弟”的统治者，要比自封“天子”的皇帝更有可能皈信上帝。他在1865年对天平天国的基本看法是:“这个革命运动的成功，对于基督教是大有用处的;反之，它的消灭却是十分有害的”。第二，他加入了1858年和1860年两次的美国外交活动，分别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由于丁韪良通晓汉语，1858年中美谈判期间，他担任美国公使列维廉(Reed, Hon, William B.)的译员，参与了谈判并起草了《天津条约》。^[2] 

在宁波十年中，丁韪良夫妇共生育了四个儿子。1860年1月，丁韪良偕全家回美国度假。度假期间，他四处发表演说，呼吁美国各地基督徒支持中国的宣教事业。同年7月，丁韪良获拉斐特学院(Lafayette College)神学博士学位。1862年夏天，丁韪良夫妇带着两个最小的男孩，从纽约乘船再次来华，到上海短暂工作一段时间后，转往北京，在那里建立教会并开办学校。此后，除了几次短期离开外，直到1916年去世，丁韪良都住在北京。
丁韪良总结其在宁波十年之经验，认为要使基督教在华事业得到发展，必须要从教育入手，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因此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交一份建议书，请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初到北京，他先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庙宇落脚，不久在城内离总理衙门不远处，找到一处可供他居住和开设学堂之用的地方，然后把家眷接过来。1864年5月，丁韪良在其老朋友、中国海关总署任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Hart, Sir Robert)的支持下，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基督徒，然后派出去做传道人。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丁韪良为首任校长，并担任此职20年之久(1865-1885年)。该校即现今北京第二十一中学的前身。^[2] 

移居北京后不久，丁韪良开始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所著的《万国公法》(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该书是当时最新和最为通用的国际法蓝本。惠顿从1815-1827年，是美国著名的律师，后来被派赴欧洲任外交官达20年之久。1847年他回美国任哈佛大学国际法教授，被认为是国际法权威。
早在1858年，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参加《天津条约》谈判时，看到清朝大臣耆英与列维廉因外交礼节而发生争执。耆英要求列维廉下跪受书，但列维廉回答说:“不行，我只在上帝面前下跪。”“但皇上就是上帝。”耆英坚持说。丁韪良由此认识到清政府对于近代西方外交礼仪的无知。由于不懂国际法，清政府此时也忧心忡忡。而对于是否要把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当时来华西方人的认识也不一致，有人认为决不能将国际法知识介绍给清政府，免得给西人带来麻烦。正是由于这些特殊经历，使得丁韪良敏锐地感觉到清政府有了解、掌握国际法的需要，因而萌生了翻译、介绍西方国际法的念头。同时他的另一个动机是“帮助中国认识神和神永恒的公义”。到北京后，丁韪良的想法受到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Burlingame Hon. Anson)和总税务司赫德的鼓励和支持，并得到清政府总理衙门的批准。因此在中国助手的帮助下，丁韪良很快开始《万国公法》的翻译工作。他高超的汉学水准又为翻译《万国公法》提供了基本前提，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有其大量的专门术语。19世纪中国法学所运用的专门术语与西方法学是大不一样的，如果翻译者对中国文化没有精到的把握，将近代西方法学的话语系统用汉语表达出来，将是很困难的事情。为翻译此书，从 1850年到1855年，丁韪良不但系统研习了《尚书》、《易经》、《诗经》、《春秋》、《周礼》、《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儒家经典， 而且对汉语方言、音韵、训诂等也进行了特别的推究。在此过程中，丁韪良对中国历史和文化深化了解的同时，也赢得了同他打交道的中国人的尊重。据丁韪良回忆，“当时懂得中国学问的人甚少，所以当恭亲王了解我熟知中国的作家和作品后，立即对我另眼相看，并给我起了 一个‘冠西’的雅号。此后许多中国人都尊称我为‘丁冠西’”(《花甲记忆》，第199页)。

《万国公法》译完后，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该书对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影响非常重要，它让中国人首次看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观念，为中国开启了走向世界的大门。《万国公法》在出版后第二年，日本开成书局就把它翻译过去，并在日本先后翻印了五次。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该书成为日本法学的教科书。^[2] 

1865年3月，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和英国使馆参赞威妥玛(Thomas Wade)的推荐下，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教授英文课;1867年，同文馆又决定聘请丁韪良开设国际法课程。1868年6月，丁韪良携家眷再次回美，借机到耶鲁大学进修了国际法等方面课程。1869年，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的推荐下，而且清廷也认为丁韪良“中规中矩、古道心肠、中文流利” ，因此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1869-1894)，同时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同文馆由清廷中洋务派所创办，是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学堂，学堂内的教习均为洋人，专门训练外交官和翻译人才。丁韪良于1869年11月26日正式走马上任;同年12月1日，正式向长老会差会提出辞呈。丁韪良之所以如此行，首先，他认为这是他继续宣教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同文馆中他可以影响更多未来的中国领袖;其次，他希望帮助改革中国封建的教育制度，而同文馆的制度，正是达到该目标的最好方法;其三， 一个外国人若要帮助中国现代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办的学校中教书。此后丁韪良担任这个总教习职务长达25年，连同先前应聘为英语和国际法教习，他在同文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那时，同文馆开销巨大，大清财政又捉襟见肘。因此，日常开销均为赫德的海关关税支持。丁韪良自己说，“这正是赫德供油，丁韪良点灯”。在丁韪良的不懈努力下，同文馆无论是在组织管理，还是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上，都具有近代欧美学校的特点，培养了近代中国第一批具有双语能力的外交官、外语教习和翻译，洋务派中的要员如户部尚书董恂、刑部尚书谭延襄等，皆出自同文馆。同时，同文馆还翻译出版了近代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的文化著作，例如 《万国公法》(丁韪良译)、《格物入门》(丁韪良著)、《化学指南》(毕利干译)、《法国律例》(毕利干译)、《富国策》(汪凤藻译)等等。同文馆的新式教育实践促进了教育现代化，为辛丑条约后废除科举、建立新型教育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因着丁韪良所做的贡献，1870年，纽约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885年(光绪十一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顶戴官衔。^[2] 

1894年5月，丁韪良因健康原因辞去同文馆总教习职务，回美国治病。1897年1月，70高龄的丁韪良回到北京。当时正值甲午战败，维新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变革之际。1898年维新派提出了废科举，办西式学堂的主张，被光绪皇帝采纳并批准开设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在李鸿章推荐之下，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并晋升他二品顶戴官衔，相当于现今副部长级别。1898年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学，开学之际，为照顾外国教习，首任校长孙家鼐同意他们不必参加祀孔典礼，但丁韪良却带了外国教习参加了祀孔活动，并当着中外来宾的面，向孔子像鞠躬，为的是“对这个中国文化最重要的象徵，表示他们的敬意”。此举在当时许多西方宣教士眼里被看为大逆不道之举。但丁韪良认为，要想成为中国教育中的一分子，就必须要与中国文化认同，祭孔正是表明自己的这一立场。1899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丁韪良名誉法学博士的学位。

1900年1月，中国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之乱”。在这场大动乱中，京师大学堂被迫停办。73岁的丁韪良受困于北京使馆区，经历了50多天担惊受怕的日子，直到10月才得以脱身回到美国。在美国逗留一年多后，于1901年9月再次来到北京。1902年，清政府颁令恢复京师大学堂，慈禧太后任命管学大臣张百熙兼任京师大学堂校长，仍聘丁韪良为总教习。后因西教习们向清廷要求补偿薪金而引发纠纷，张百熙遂以经费紧张为由，集体辞退了包括丁韪良在内的西教习。不久，湖广总督张之洞聘请丁韪良到武昌筹办一所大学，并出任校长。后因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大学筹办工作随之搁浅。但丁韪良为武昌年轻官员开设一些课程，工资由张之洞支付，一直工作到1905年才回美国。^[2] 

1906年，79岁高龄的丁韪良再次以“名誉宣教士”身份来中国宣教。除讲道外，也四处发表演讲，同年完成英文版《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1907年，丁韪良赴上海参加了基督教来华传教百年大会，会后回到北京。此后因其年事已高，除了在教会中做些传道工作外，只参加少量的社会活动。丁韪良80岁生日那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以及美国部分教育界人士约60余人，赠送给他一面锦旗，表彰他在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因患肺炎在北京寓所与世长辞，享年89岁。美国驻华使馆人员出席了葬礼，黎元洪总统也派他的秘书前来参加。丁韪良与妻子合葬于北京西直门外的外国公墓里，长眠在他所爱的中国的土地上。如今西直门外已成繁华地带，其墓早已杳无踪迹。

基督教的利玛窦 
丁韪良有“基督教的利玛窦”之誉，在晚清能坐到“中国外交学院”(同文馆)校长，以及京师大学堂“西校长”的高位，恐怕利玛窦都难以与之比肩。在晚清急需现代外交知识来与西方打交道的情况下，丁韪良以译著《万国公法》作为敲门砖，成功地打入了北京高层。他“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上至恭亲王、李鸿章、曾纪泽、文祥、张之洞，下至郭嵩焘、徐继畲、李善兰等学者、官僚，交往的都是当时中国的政治与文化精英。这使他的眼界跟大多数在基层的西方宣教士迥异。丁韪良精通东西方多种语言，熟读东西方典籍，因此说起“翰林院”和“科举制”来，就显得驾轻就熟，写起中国的文、史、哲也能将东西方典故随手拈来，以作对比，超出寻常就事论事的视野。

丁韪良意识到要在中国传播福音，必须走明朝来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的路，那就是先传播科学打动高层。他曾写过一本 《自然哲学》，介绍和日常生活有关的科学常识，以及有关电力、水力、热能、瓦斯以及化学等知识。该书也有属灵的教训:介绍上帝是一切自然法则的神，藉此以破除迷信。丁韪良希望改革中国的宗教思想，因此自1872年起，他开始出版发行《中西闻见录》。这份杂志有许多实用科学的文章可以帮助中国现代化，文中皆未提过耶稣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神，或引用过《圣经》，而是反复使用一个词“天道”来意指上帝。在丁韪良看来，人若相信“天道”，就知道这宇宙是有秩序、有系统、能被研究的。人若研究、明白这“天道”，就可以控制它，它就不再是神秘不可控制的。这就是科学的起头，也是现代化的基础。

跟利玛窦一样，丁韪良主张“以科学辅助传教”，以传播现代知识来传播基督教。他力图使中国人相信，基督教可以促进其国家的现代化。不过，就跟清朝皇帝喜欢科技之“饵”，却没吞下基督教之“钩”一样，丁韪良的儒士朋友，也都是取“西学”而弃“西教”。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摆明了就是只采“西学”之“用”，来强“中学”之体，目的还是在巩固“儒教”，排斥“西教”。因此，和利玛窦一样，丁韪良在“传教”和“传学”上也是“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在宣教策略上，丁韪良跟利玛窦合儒、补儒终至超儒的路线一致，主张“孔子加耶稣”。他对中国文化采取接纳态度，相信孔子可以被称为“至圣”，人们可以在礼仪中向孔子像敬礼，而且认为中国基督徒可以继续遵守祭祖的仪式，甚至对佛道亦持开放态度，认为佛教是“为基督教作准备”的。在1877年上海第一次宣教士大会上，他发表论文，阐述了这一观点。当时大部分宣教士都拒绝这种立场。当然也有“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和创办《万国公报》的林乐知等人对他表示赞同与支持。他们走的是自上而下的精英路线，希图透过教育、文字出版等长期性工作，赢取中国知识份子的心，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日后接受福音铺路。

无论如何，在20世纪之交的那个时代，在中国软弱无能而世界地位降至谷底的时代，丁韪良对中国经典、中国宗教带着宽容、理解、客观的态度加以阐释、介绍，对于改变西方对中国的偏见不无裨益。故此，丁韪良所作的富有良知的贡献是应该被记念的。^[2] 

丁韪良的学术贡献还表现在“双向译介”上，一方面他向中国输入西方知识，一方面也把中国介绍给西方。前者主要有《天道溯原》、《万国公法》、《格物入门》、《星轺指掌》、《公法便览》、《富国策》、《西学考略》、 《性学举隅》、《天道合校》等;后者主要有《翰林集》、《中国的传说与诗歌》、《北京被围目击记》、《汉学菁华》、《中国觉醒》。丁的这种双向译介，涉及语言学、国际法、政治经济学、自然科学、宗教心理学、历史、文学、哲学等诸多领域。若把丁韪良一生的译作、著作、论文、书信汇总，出一个全集，恐怕数量会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的统计，他一生出版了中文的著译42部、英文著述8部，并且在各种报纸杂志上至少发表了153篇文章。

丁韪良早年在宁波期间，常在城内长老教会举行晚间聚会并讲道。后来他把这一系列的讲道汇集成书，名为《天道溯原》。该书努力尝试将儒家道德伦理与基督教思想相融合，辩说两者并行不悖，劝人相信耶稣;又抨击佛教教义和修行方法，特别对偶像、菩萨崇拜，大加挞伐。这本书是丁韪良藉儒教思想传达基督教信息，其目标以高层人士为对象，然后再由他们影响民众接受福音。丁韪良在担任美国代表团译员，以及后来在北京工作时，都尽量把此书赠送给清政府高级官员。《天道溯原》出版后广受欢迎，自1854年至1912年间，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译成日文和朝鲜文。该书也成为新到中国的宣教士语言教材的一部份，不但为长老会，也为其他教会所使用。在1907年“广学会”纪念基督教来华100周年所举办的投票评选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丁韪良的英文著作中有三部主要作品现在已经被译成中文,可被视为系列三部曲:1896年出版的《花甲忆记》(The Cycle of Cathay)，主要记述他在华45年所经历的各种事件和所结识的各类人 物，以及亲身感受中国社会生活，包括他执掌京师同文馆的回忆;1901年出版的《汉学菁华》(The Lore of Cathay)是他对于中国人的内在精神生活、中华文化的核心与内涵，以及中国教育定位，如科举考试、国子监、翰林院和京师大学堂等问题的进一步观察和分析;而1907年出版的《中国的觉醒》(The Awakening of China)则是对前两部书的补充，它在回顾中华文明几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时，着重描述了作者所亲身经历的 1902至1907年间清朝所推行的新政和改革，并试图解释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潜在力量，以及表达了对于中国光明未来的极大期盼。丁韪良认为，只要宪政和改革的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中国社会注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中国的强盛和融入国际社会的那一天也就必将能够到来。^[2] 

丁韪良在中国生活了66载(1850-1916，期间大约有4年时间不在中国)，期间历经太平天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民国建政等重大历史变迁。他曾在宁波宣教十年，先后担任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30多年，是当年在华外国人中首屈一指的“中国通”，他不仅会说流利的中国官话，更熟谙中国的经史子集，能用中文写流畅的文章供中国士大夫阅读。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译家、著作家和外交家于一身，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先驱，中西文化的桥梁。作为一个宣教士，其使命本是传播基督教信仰，但因他多年从事教育、翻译等实际工作，并长期担任北京同文馆和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使他有意无意之中在中国近代政治、教育和外交等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丁韪良同时也是一位饱受非议的宣教士，他究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还是敌人，这个问题迄今还存在着很多争议。目前在中国大陆许多教科书和著述中，把丁韪良定性为“反动的美国传教士”、“帝国主义分子”，或“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代表人物”，有的甚至把他斥为“帝国主义强盗”或“杀人犯”等等。但这样的定性与攻击往往具有简单化倾向，在许多问题上很难经得起推敲。

不可否认，丁韪良的一些言行和主张确实叫人争议。早在宁波时，他就已涉足政治与外交等事，最为人所诟病的两件事是:1. 参与《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两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并把“传教条款”纳入约内;另一件事，就是他痛恨乃至咒骂义和团运动，以及于“庚子之乱”之后所发表的一些过激言论，比如主张列强划分势力范围，提出“以华制华”的策略，并建议由美国割据海南岛，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等等。凡此种种，皆激起爱国华人的哗然与愤慨，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作为一个基督教宣教士，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呢?当如何看待他此等言行呢?

但随着对丁韪良其人其事研究的深入，不少史家、学者对丁韪良在当时历史大环境下的所做所为越来越表示同情与理解，再纵观他一生的言论与作为，以及他对当时中国的影响，就不难看出他对中国的功远远大于过。他有污点、瑕疵，但瑕不掩瑜。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人之有限，也受历史的局限。人无完人，再有智慧也难以超越局限，岂能无过?

丁韪良作为美国公使的翻译参与了《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谈判与起草，这是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地位上。试问，当时像他这样的“中国通”能有几人?有谁能比他更能胜任此职呢?作为一个美国人，站在本国政府立场上看问题;作为一个宣教士，希望其宣教活动能在“约”的保护下进行，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当然他无法预料到此举之不幸。退一步讲，一个善良、正直的宣教士和国际法专家参与两约的签订，总比一个唯利是图的政客甚至蛮不讲理的恶棍要好得多，至少他不会胡来。所以说，丁韪良的参与对中国来说，焉知非福呢?

1900年，义和拳之乱爆发后，无知、暴虐的拳民们涌入北京，外国使领馆、教堂、西式学校都成为他们的攻击目标。丁韪良主持的西式学校，以及京师大学堂都在被攻击之列。5月，义和团在京师大学堂门口张贴了告示，威胁要将学校里的师生全部杀光。73岁的丁韪良先躲入美国公使的宅邸，后又和所有在京外国人躲入英国大使馆中。6月20日，京师大学堂的一位英国教习，走出使馆与义和团交涉，竟被杀害。暴民们把他的头割下来，挂在一个街口。当时义和团所杀的不仅是西方人，只要和西方人有关的，只要是沾洋边的就杀，沾洋边的就抢，而且连妇孺也不放过。作为一个宣教士，当丁韪良看到他的教友们大量被屠杀，而且杀得非常惨烈的时候，一定会受到极大的刺激。这位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想而知。日后丁韪良伤心地写道:“我不由自主地羞愧、脸红，心想我倾其一生奉献给这个国家，到头来一文不值。中国人从我所教授的《万国公法》中，最后什么都没有学到”。任何身临其境的人，都会对中国感到绝望，特别像丁韪良这样一直对中国很好的人，绝望会更大。所以他后来在愤慨与绝望中说出的一些过头的话，是可以理解的。

另一个常常被人提起的例子就是丁韪良在北京被围期间参与了抢劫，如同强盗一般，甚至说此事就记载在他所著的《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里。关于此事，许多人不顾原文中的上下文，断章取义，或者以讹传讹。难道一个当时担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获得二品顶戴的高级官员，真的会脱下“道袍”，参与抢劫吗?凡认真阅读过《北京被围目击记》一书的人，所得出的结论恐怕就不一样了。

丁韪良确实老老实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次“抢劫”:“惠志道牧师和怀丁牧师负责的教徒们急需粮食，我为了他们的利益干了一点小小的抢劫。我听说在内城京师大学堂附近有一家被遗弃的粮店。我们到那里去发现有相当数量的小麦、玉米和其他粮食。于是我们把这些粮食搬运到好几辆骡车上，我们运走的粮食不少于二百蒲式耳。我高声叫喊店主，告诉他把账单送到时，我会付给他全部粮款。但是唯一的答复就是我的回声……”(《北京被围目击记》)。

如果了解了这场“抢劫”的前因后果与作者对这件事来龙去脉的叙述，那么即使是最严厉的道学家也会承认这是富有正义的“抢劫”。原来在当时的“义和团之乱”中，大约有三千多中国基督徒避难于英国公使馆中，很多人已濒于饿死的边缘。丁韪良得知情况之后，便自告奋勇地为其他宣教士带路，去无人看管的粮站进行了“抢劫”，以便搭救三千多被义和团围困的中国基督徒的性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谁依然认为这是一种可耻的抢劫呢?“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并不是仅仅流行在中国的理念，而是全世界都接受的美德。这件事恰恰衬托出丁韪良等美国宣教士们以人为本和珍视生命，跟所谓的“强盗”和“抢劫”完全是两码事。而有些人因受极左思想的影响太深，根本不把几千名中国人的生命当成一回事。

丁韪良是一个背景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随着时代的变迁，他在作品中所表达的各种观点也都在不断地修正和改变，唯一不改的就是他对于中国未来的看好，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和热爱。他对中国有种特殊的、非常深的感情，甚至超过我们许多中国人。如果感情不深的话，他不会把自己毕生的精力都花在这个国家上。过去人们往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来看待、批判和评价他，给他扣了许多顶骇人听闻的政治大帽子，可以说许多是不实之词。许多对丁韪良的“反动的美国宣教士”“帝国主义强盗”、“西方外交家”这样的定位大都依据他在1900年“庚子之乱”以后发表的文章，或其所写的《北京被围目击记》这本书。把对一个人一生的评价与定位围绕一本书或者几篇文章显然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在中国生活了长达62年之久的丁韪良写了大量的文章与专著向世界介绍中国，翻开丁韪良关于中国的主要著述，将会看到他对中国的观察、理解与同情，不仅在当时的宣教士中是一个异类，即使在今天读来，其对中国文化理解之透彻至今让人叹服。为丁韪良最好的辩护就是把他的主要作品忠实地翻译出来，让广大读者有机会阅读到他的著作本身，以便能让读者在其作品文本的基础上，而不是根据些学术权威的观点，来做出自己的判断。与此同时，大家也可以在阅读中通过这位世纪老人和亲历者的独特视角，来反思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人物，或领略中国文化和社会的错综复杂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