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龙在石西民女儿、石晓华陪同下在浦江采访。

    他是与范长江齐名的战地记者，他曾担任周恩来的秘书，与周恩来、郭沫若等都有深厚的交情。他叫石西民，浦江人，历任江苏省委常委、南京市委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长，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上海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华东局委员、宣传部长，国家文化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局长等职。

    在他去世21年后，一本在网上叫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罪行资料汇编》的“文革黑状”，成了记录他非常时期的最好功绩簿。中国记协新闻发展中心主任、高级记者王大龙买下该书。6月16~19日，王大龙在石西民女儿、以执导《泉水叮咚》而为观众熟知的著名导演石晓华的陪同下，来金华、浦江等地采访，着手创作《石西民传》。据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在时任浦江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现任金华市外侨办主任罗月霞发起、创意下，浦江县有关部门就已派专人著《石西民传》，可由于种种原因，《石西民传》至今未能成稿与读者见面。

    王大龙今年60岁，对老新闻工作者颇有研究，曾成功担纲举办了毛泽东与新闻工作图片展、邓小平与新闻工作图片展，眼下正在着手准备周恩来与新闻工作图片展，其中相当一部分内容就涉及石西民。石西民最为人称道的是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

    1941年1月4日，国民党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周恩来一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严正抗议，一面布置《新华日报》把事件真相发布出去。但是写好的新闻报道统统被国民党新闻检查机关扣压。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悍然发布命令和谈话，诬称新四军为叛军，军长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新四军番号撤销，并强令各报在第二天刊登这个乱命。《新华日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而又机智的斗争。当晚，山城一片漆黑，在《新华日报》担任社委、编委兼编辑部主任职务的石西民和社长潘梓年打着灯笼，走着崎岖的山路，到重庆影响较大的《新民报》、《新蜀报》和《商务日报》等几家民间报纸的编辑部，痛切说明“皖南事变”的真相，希望他们在舆论上主持公道。回到报社，又和总编辑章汉夫一起，同坐守报社的国民党新闻检查大员周旋。时近半夜，编出一份供国民党新闻检查大员检查的报纸大样，见上面没有“皖南事变”的文字，检查大员才打道回府。而编辑部同志在午夜拿到周恩来题词手迹后，迅速制版拼版，并将报纸提前一个小时开印。18日凌晨，刊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就在山城的大街小巷里叫卖起来，等到国民党官员发觉去查封报纸时已经晚了。

    王大龙说，石西民是一位颇受人尊重的老新闻工作者，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仅17岁。从1930年3月担任瞿秋白创办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通讯员走上新闻队伍后，他矢志不渝为革命事业鼓与呼。早期，他在抗日名将吉鸿昌部任政治宣传干事，并参加了历史上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当时颇有影响的《申报》还刊登了他带领学生示威游行的大幅照片。石西民与新闻缘分不浅:1937年参加武汉《新华日报》创办工作，抗日战争时期是重庆《新华日报》的负责人，解放战争时期是延安《解放日报》和新华通讯社总社的领导成员。1949年4月25日，南京解放的第二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宴请一批南下工作的知名文化人。他在会上宣布，将具有光荣历史的两张党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分别放在上海和南京，并任命范长江去上海筹建《解放日报》，石西民去南京筹建《新华日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第二天石西民便以军代表身份接收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央通讯社及中央广播电台，筹备南京《新华日报》。3天后，南京《新华日报》创刊，石西民任社长，兼新华社南京分社社长和南京人民广播电台台长。

    “石西民为人正直，敢讲真话，他的很多思想颇有前瞻性，以现在的眼光看也不落伍。”王大龙给记者翻看他费尽心思买来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石西民罪行资料汇编》。《资料汇编》共有26项、5大内容，分别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诋毁毛泽东思想，压制毛主席著作的出版”“诬蔑党的领导，攻击三面红旗”“在文艺工作、出版工作中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积极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招降纳叛，结党营私，包庇和重用牛鬼蛇神”“抵抗和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由“文化部机关革命战斗组织联络站”和“首都出版界革命造反总部”联合编印的《资料汇编》逐一数落石西民的罪状。有意思的是，当年板上钉钉的黑状，在现在看来，却成了一本沉甸甸的功绩簿，彰显出一位正直知识分子的良心和力量，以及不唯上、不唯书，追求真理的人格魅力。

    1955年5月，石西民调至上海，主管《辞海》修订工作。在修订《辞海》以及出版分册的《试行稿》中，原本收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选集”以及毛泽东各种著作的辞目。1960年8月20日，在《辞海》初稿审查会议上，石西民以“活人一律不收”为由，抽去了介绍毛泽东传略的专条。他说:“政治性的东西(活人、国际关系)采取宁少、宁缺的态度。我看毛主席……就不收吧。谁来写……写上去，连书也出不成了。”

    石西民的决断该有多大的胆识和敏锐眼光!

    对当时盛行的个人崇拜，石西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1962年3月10日，在上海市委党校支部书记座谈会上，石西民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什么都是毛泽东思想，很笼统，实际没有那么多，自然科学也都挂到毛泽东思想上。社会科学，如说毛泽东建党思想、经济建设、文艺思想等，还说得过去。其实有许多就是你自己的思想。如理发理得好、足球把球踢进球门、爱国卫生等，什么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结果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使人民误解，给修正主义造成机会，说我们搞个人迷信。”

    第二年，我国在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取得胜利，石西民又说:“乒乓球打败了南斯拉夫，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打败修正主义，如果我们打败了怎么说?医生开刀成功了，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如果失败了怎么说?”

    石西民在上海任市委宣传部长、书记处书记达10年之久，面对全国各地争先恐后出版《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语录》等热潮，他“不识时务”地“冷处理”。上海印刷条件最好，但在1965年以前，上海的“毛主席宝书”却印得最少。

    1966年1月，已调北京任文化部副部长的石西民在一次部长办公会议上说:“现在毛主席著作出版数量，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到去年底《选读》本按全国人口平均已每10人一套，《语录》平均六七人一本，还供不应求。有的人家不仅有成套的选集、语录，还有甲种本、乙种本等等。”石西民多次强调，目前纸张供应紧张，要抓“合理分配”，不要重复浪费。1966年，原定出版《毛泽东选集》500万套，书店反映不够，要求增印，石西民没同意。“像我们这种人，一人有好几套。现在一开全国大会，就要拿《毛选》送礼，实在浪费。”同年7月，在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工作会议上，石西民硬是把1500万套的《毛泽东选集》计划，压缩到1000万套。

    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出版后，各地纷纷要求翻印，石西民却与潮流唱反调，控制了5000吨纸，不拨给地方印总政版《毛主席语录》。1966年初，在中央同意各地翻印总政版《毛主席语录》后，石西民又发出通知，要求书店发行《毛主席语录》时，不准发消息，不登广告，不作广播，不在门市公开陈列，不卖给外国人，作了种种限制。石西民还在通知中规定，有的省市如果没有胶印条件力量，《语录》可以不印毛主席像，不印林彪题词，也可不用塑料封套。

    这在当时几乎是“大逆不道”。为了保证“毛主席著作”的印制，1965年中央曾批准兴建一个每年可印《毛泽东选集》500万套的印刷厂，但由于以石西民等人组成的文化部党委的“不重视”，这个印“毛主席著作”的印刷厂到文革结束时都没能建成。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当年的眼光，石西民怎么都称不上“俊杰”，但大浪淘沙，真正的俊杰正如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文化大革命”中，石西民遭到残酷迫害，被非法监禁9年。“两间劫历三千数，始见金刚不坏身。”石西民这首作于1969年狱中的诗真实反映了一位优秀共产党员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肝胆相照的崇高情怀。随着时间的流逝，历史最终还石西民以光明磊落、大无畏的真面目。

    本报记者 李 艳 摄影 张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