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先生集要三编刻板全套454块。	梁启超称王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是因为他在程朱理学笼罩一统天下，以极大的勇气，挺身而出，用“心即理”的学说之与抗衡，以“知行合一”理论戳穿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的新说，对当时社会，“像打一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吐出很大光芒”。

    散文家余秋雨在《王阳明法书集》的序言中写道:“倘若把中国历史上集大成式的哲学家缩小到最低限度，也一定少不了王阳明(守仁)的名字。由于他的哲学思想高超、警策、简明，又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奇特、宏富，他在中国文化领域的知名度是其他许多哲学家无法比拟的。“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叠起一座高峰，比之汉唐绎学的理论思辩方面，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而阳明之学则是中国儒家的最后一个高峰，并成为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梁启超称王阳明“是一个豪杰之士”，是因为他在程朱理学笼罩一统天下，以极大的勇气，挺身而出，用“心即理”的学说之与抗衡，以“知行合一”理论戳穿了那些道貌岸然的理学家。他的新说，对当时社会，“像打一药针一般，令人兴奋”，“吐出很大光芒”。

    王阳明(1427-1529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遗憾的是，人们但知王阳明生于浙江，却没有充分重视他“成道于贵州”。其实，阳明心学的起点是“龙场悟道”，它奠定了王学的基石，并构建起“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基本理论框架。倘若不经此“大彻大悟”，王学恐怕很难臻于炉火纯青的境界。长期以来，“龙场悟道”被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仿佛是在一夜之间，恍然大悟，而忽略了其间许多思想转变及理论形成了重大情节。王阳明学说，并不是产生于他那“水乡泽国”的故乡，而是产生在穷乡僻壤的龙场。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它与王阳明当时的处境和寂然心态有极大关系，是在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下迸发出来的思想之火。

    明朝正德三年(1508年)，兵部主事王守仁因开罪宦官刘瑾，触怒了明朝皇帝，被廷杖四十大板之后，并发落到笼场，一住便是三个年头。王阳明惨遭此祸，心境自是孤独、寂寞、苦闷、悲戚。他由聚落千万家的京城，陡然降落到偏僻、荒萦、冷漠的龙场，举目无亲，衣食无着，不由得产生一种巨大的失落感，仿佛由“天堂”坠入“地狱”，跌入万丈深渊。他自知无处伸冤，万念俱灰，惟有生死一念未曾了却，于是对石墩自誓:“吾惟俟命而已!”他心乱如麻，恍恍忽忽，悲愤忧思无法排解，终夜不能入眠。起而仰天长啸，悲歌以抒情怀。诗不能解闷，复调越曲。曲不能解闷，乃杂以诙笑。

    在此绝望之中，是淳朴善良的龙场人民给予他无私的援助，使他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有了生活的勇气，重新站立起来，与命运抗争。他用“生命的体验”来面对人生，面对残酷的现实，走上一条艰苦、独特的道路，从而成为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他学术思想的新开端。龙场在万山之中，“书卷不可捣”，于是默记《五经》要旨，但凭自己的理解去领悟孔孟之道，省度程朱理学。这一改变，使他摆脱了世间凡俗，跳出了“以经解经”、“为经作注”的窠臼，发挥了独立思考，寻求人性解放。他在龙场附近的一个小山洞里“玩易”，在沉思中“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心境由烦燥转一为安然，由悲哀转为喜悦，一种生机勃勃的情绪油然而生。在龙冈，他写成了《五经臆说》，以其极富反叛精神的“异端曲说”向程朱理学发起猛烈轰击。谪居龙场三年，使他最受感动的就是那些朴质无华的“夷民”，他们与王无亲无故，却能拔刀相助，为他修房建屋，帮助他度过了难关。这与京城中“各抢地势，勾心斗角”的情况相比，有如天渊之别。他体味到人间“真情”，深感“良知”的可贵，从中得到新的启示和灵感。“千古龙冈漫有名”，这是王阳明谪贬龙场期间所写的一个诗句，用以怀念和赞颂三国时的诸葛亮。如今，这一诗句却成了后人对他的赞誉与缅怀。这龙冈，因王阳明而名扬四海;这龙冈，被人们誉为“王学圣地”。天下的王学，无论是浙中、江右、泰州、南中、楚中、北方、粤闽诸学派，抑或是日本的阳明学、朝鲜的实学以及东南亚、欧美的王学，寻根溯源，都以贵州为渊薮，以龙冈为始发地。

    王阳明一生中办过三个书院，最早的便是龙冈书院，在这里传习了第一批王学弟子，在他的《镇远旅邸书扎》中提到陈宗鲁、汤伯元等16人。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在龙冈形成的，开山之作就是《龙场生问答》与《教条示龙场诸生》。王阳明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书院，贵州的龙冈书院、江西的濂溪书院和浙江的稽山书院，便构成了王学传播的主要路线。

    王阳明一生中写过许多文章，被收入《古文观止》作范文的有三篇，其中有两篇是在贵州所作。一篇是千古不磨的《瘗旅文》，激情所致，一气呵成，哀吏目客死他乡的悲凉，叹自己落魄龙场之不幸，抒发忧郁愤懑之情怀，如哭如诉，句句是泪，字字是血，读后莫不黯然垂泪。另一篇是《象祠记》，这是受贵州宣慰司宣慰使安贵荣之托而写的，阐述了“天下无不可化之人”的哲理，萌发出“致良知”的思想。

    王阳明在贵州的时间虽然不长，但贵州人对他的感情却十分深厚。在修文阳明洞，有彝族土司安国亨的题字，大书“阳明先生遗爱处”。这“遗爱”，是无限的爱，是永恒的爱，永远存活在人们心中。《与安亘慰》的两封书信表达了他与少数民族之间情真意深，永志难忘。他所写的《居夷诗》百余首，还有《玩易窝记》、《何陋轩记》、《君子亭记》、《宾阳堂记》，记述了他在贵州期间的心迹，是王阳明思想转变的历史见证。他开启了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以后的文明书院、正学书院、阳明书院、南阜书院、学古书院都继承了这一传统，对贵州的教育与思想有着深远影响。为了纪念这位文化巨人，在修文阳明洞，在贵阳扶风山，都建起了王文成公祠，如今还修建了规模宏大的阳明园。王阳明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文化名人，“立德、立言、立功，皆居绝顶”，此即所谓“真三不朽”、“兼三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