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阅读闻一多于留美期间给梁实秋和其他朋友的信,就会发现他不止一次捶胸顿足地批评胡适和郭沫若等人作诗的简单和随便,尤其批评郭沫若作诗“粗心大意不修边幅”地“乱跳乱舞游戏于纸墨之间”,并且“一笔点成了明珠艳卉,随着一笔又洒出些马勃牛溲”。因此,闻一多埋怨郭沫若“太不认真把事当事做”②的作风。他在1926年自认为有了充分条件进行挑衅的时候,终于打出新诗格律化的招牌,写出《诗的格律》这篇诗论文章,主张新诗之层出不穷的格式美。这就是闻一多对于新诗创作“瓦缶雷鸣”现象予以纠偏的巨大贡献。
在新诗创作的规范方面,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提出“三美”主张其实仅仅是从形式方面论证。然而,诗的本体毕竟是最为复杂的现象。那么,如何对其正确认识呢?关于此,闻一多于1921年6月发表在《清华周刊》上的《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在论及“诗的真价值”时说“在内的原素”而“不在外的原素”。就在他的这篇早期诗评中,闻一多批评首重的是“幻像”和“情感”,其次才是“声与色的原素”。“声”与“色”其实就是闻一多后来在《诗的格律》中所倡导的“三美”。就在闻一多发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的第二年,他又写出有感而发的《<冬夜>评论》。就在这篇诗评里,闻一多在论及俞平伯《冬夜》诗集之音节等诸问题的同时,更将诗集中所表现的“情感”和“幻想”等问题进行讨论。只是不同的是,闻一多此时将“诗的真价值”变换为“诗的真精神”。虽然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不尽相同,但还是有所交叉。由此可见,闻一多对诗之本体这些要素的看重。
那么,如何理解诗之本体的这些要素呢?关于此,我们亦可从闻一多1923年于美国给吴景超的信中找到答案,因为信中闻一多所回答的正是吴景超向他请教的问题。他说:“我以前说诗有四大原素:幻像、感情、音节、绘藻。随园老人所谓‘其言动心’是感情,‘其色夺目’是绘藻,‘其味适口’是幻像,‘其音悦耳’是音节。”在此,闻一多分别揭示“感情”、“绘藻”、“幻像”和“音节”的内涵后,他更进一步对“幻像”进行解释说,“味是神味,是神韵”,而“不是个性之浸透”。那么,“何以神味是幻像呢?”他说,“就神字的字面上就可以探得出”。于是,闻一多对“幻像”作了如下的分类说,“幻像分所动的同能动的两种。能动的幻像是明确的经过了再现、分析、综合三种阶级(应为“阶段”。闻一多在此将“级”和“段”混而合一了,下同。笔者注。)而成的有意识的作用。所动的幻像是经过上述几种阶级不明了的无意识的作用。”他并且认为中国的艺术多属此种所动的幻像。
闻一多对“幻像”这个在中国文学界从来就有但却是外来词汇的定义、分类、创作状态以及美学特征等根据古今中外的诗论尤其根据我国古代诗论家袁枚、严羽和王渔洋等人的论点都作了较为详尽的分析。其实,关于“幻像”的美学特征,闻一多早在《评本学年<周刊>里的新诗》中就有分析。他认为《一回奇异的感觉》之所以“是诗人底诗”,就在于“‘奇异的感觉’便是ecstasy(心醉神迷,笔者注),也便是一种炽烈的幻像。”
“越求创作发达,越要扼重批评”。闻一多在《<冬夜>评论》中这样说。所以,他说“幻像在中国文学里素来似乎很薄弱。新文学——新诗里尤其缺乏这种质素,所以读起来,总是淡而寡味,而且有时野俗得不堪”。那么,造成这种野俗不堪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闻一多认为,这就是“作者对于诗——艺术的根本观念底错误”,而这个艺术的根本观念,就是俞平伯所谓《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两个最紧要之点即“民众化的艺术”和“为善的艺术”。他认为俞平伯把抬高的东西拼命地往下拉,这就难怪他创作不出好的作品。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闻一多在他论述“幻像”的时候,有时确实如朱湘在其《闻君一多的诗》中所说他之“总是将幻想误认为想象”并且“放纵它去滋蔓”,确实如此。在闻一多的论述中,就有诸如将“幻像”和“想象”以及“幻想”混为一谈的现象。但是它对于当时新诗“弱于或竟完全缺乏幻想力,因此他们诗中很少浓丽繁密而且具体的意象”③因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创作情况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
闻一多继承和借鉴了中西的诗论后才强调“情感”这一诗学理念。他在《<冬夜>评论》中就认为“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的水气之凝结”。只是需要说明的是,闻一多的“情感”论,又受到西方文艺理论家乃尔荪的影响而把“情感”分为两个层次。他在《<冬夜>评论》中就说:“所以我差不多要附和奈尔孙底意见,将朋友间的情感编入情操——第二等的情感——底范畴中。”那么,什么是第一流情感呢?闻一多说:“严格地讲来,只有男女间恋爱底情感是最热烈的情感,所以是最高最真的情感。”闻一多这一时期极端崇拜西方唯美主义者济慈 “真就是美”和“美就是真” 的名言。
闻一多的这种“情感”论,有其特殊的历史原因。首先是“五四”反封建意识的觉醒,其次则是他受西方文学尤其是文学理论的影响。闻一多在其留学至美后,他的这种观念发生了变化。这可在他于1923年3月25日给其弟闻家驷的信中看出端倪。他说:“现在春又来了,我的诗料又来了,我将乘此多作些爱国思乡的诗,这种作品若出于至情至性,价值甚高,恐怕比那些无病呻吟的情诗又高些。”④闻一多这一观念变化的原因,是因他在美国留学亲眼目睹并亲身遭受了民族歧视。他在这一时期先后写出《太阳吟》和《忆菊》等爱国思乡之诗后,终于使他认识到至情至性的爱国诗价值甚高,并且又在此后创作出更多的爱国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