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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的国势已相当强大了。可是当时有三大问题存在。一是诸侯王尚有一定的政治、社会势力，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二是土地兼并严重，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在发展;三是匈奴不断入侵，两越不断制造事端，边境不宁。这三个因素促使汉武帝决心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

      1. 改革中枢体制

      建立中朝 “中朝”亦称“内朝”主要是由皇帝身边的较低级的亲信官吏和侍从人员组成的决策机构。

      西汉前期，丞相都由列侯充任，位高权大。汉武帝为了削弱丞相的权力，加强自己的权力，就重用身边的人员，于是尚书令一职日益重要。尚书令原是少府的属官，为皇帝管章奏文书。此时，大臣们的章奏不能直接进呈皇帝，要先送尚书台(尚书令的官署)。武帝又选用一些有才能的士人为郎，加以侍中、给侍中、常侍等头衔，出入宫廷，与尚书令共议军国大事，组成“中朝”。原以丞相为首的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为“外朝”。从此以后，尚书台的权力日重，大臣要参预中枢，必须加“领尚书事”或“平尚书事”的头衔。“中朝”是皇帝身边的御用工具。

      设置刺史 秦朝于每郡置监御史一人，以监察地方。西汉初，省废。武帝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于元封五年(前106年)，分全国为十三个州部(监察区)，每个州部设刺史一人，以监察地方。刺史“以六条问事”，一条是监察“强宗豪右”，五条是监察郡守、尉和王国相。征和四年(前89年)，又于首都所在地设司隶校尉，掌纠察京师百官(三公除外)和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弘农七郡。

      这套监察制度比秦朝的监察制度严密得多，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对整个官僚机构的控制。

      《推恩令》和《附益法》 “七国之乱”以后，诸侯王制度和诸侯王本身都大大削弱了。可是这些皇子皇孙的地位特殊，有恃无恐，常常有不法行为;又有很多人趋炎附势，为之出谋划策，所以诸侯王问题仍是封建国家的一大问题。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上《推恩》之策。建议在诸侯王死后，除嫡长子继承王位外，其他庶子由皇帝分割原王国的部分土地为列侯，列侯归郡统辖。武帝采纳了这个建议，下“推恩令”，王国越分越小，力量很弱;列侯们“人人喜得所愿”，拥护中央，中央的直接辖区(郡县)在日益扩大，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就在这时，淮南王刘安和衡山王刘赐又招结宾客，暗造兵器，阴谋反叛。元狩元年(前122年)，武帝下令逮捕了二王，二王皆自杀，列侯和大小官吏、宾客因牵连被杀的数万人，二国废为郡。武帝又制定《附益之法》，不许诸侯王招结宾客，限制诸侯王的活动，“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

      元鼎五年(前112年)，武帝为祭宗庙，要列侯献酎(zhòu宙)金助祭。他又以所献酎金的分量不足或成色不好为借口，废列侯一百零六人。此后，还以种种罪名废掉一些侯国。

      加强法治 西汉初年，萧何以《秦律》为基础，增《户》、《兴》、《厩》三篇，制成《汉律》九章。后又一再增补，至武帝时，增至三百五十九章，大辟(死刑)四百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判例)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汉律一再增补，是西汉王朝加强统治的需要，为维护社会秩序，安定人们的生产、生活都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汉武帝为了维护他的统治，重用“酷吏”。酷吏主要是因曾对某些豪强地主或宗室、外戚进行过“严酷”打击而著名，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他们多为非作歹，嗜杀成性，妄杀无辜，鱼肉人民。后多为汉武帝罢官或杀掉。

      2. 建立侍从军和禁卫军

      西汉前期实行征兵制，以正卒两支守卫京师。一支为南军，守卫宫城，归卫尉率领;另一支为北军，保卫京师，归中尉率领。两支各有两万人。武帝时，各减至一万人。正卒一年一轮换，不利于保卫京师。武帝着手组建职业兵为侍从军和禁卫军。

      期门军和羽林骑 侍从军有三支，就是期门、羽林和林孤儿。

      期门军是汉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年)建立的，由侍中、常侍、武骑及待诏陇西、北地等六郡良家子能骑射者组成，共约有一千人，归光禄勋掌管。因常为侍从武帝而期待于殿门，故有“期门”之名。

      羽林骑是于太初元年(前104年)选六郡良家子组成，约七百人，亦属光禄勋。羽林骑原叫做建章营骑，因守卫建章宫而得名。

      后更名“羽林骑”，取“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之意。

      羽林孤儿是由战死者的子弟组成的，因养在羽林官署，教习战射，而有此称号。

      八校尉 禁卫军是于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建立的，共有八支，每支有士卒约七百人，由八个校尉率领，因称“八校尉”。

      八校尉为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

      八校尉的士卒都由招募而来，是职业兵，这是中国古代有募兵制的开始。这支军队后来发展为西汉王朝的军事主力，经常用于镇压劳动人民或进行民族战争。

      3. 改革财政

      汉武帝初即位时，国家十分富庶。《史记·平准书》曰:“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庚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jiào叫);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可是后来汉武帝对匈奴连年进行战争，物资粮饷耗费严重，国家财政困难，但战争仍在进行。汉武帝为了扩大财政收入，支援战争需要，在桑弘羊的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

      改革币制 西汉前期，币制很不稳定，经常改变。时大时小。又除中央铸造外，各郡、国官府和地主、商人，都可仿铸货币。同一种货币的大小、轻重、规格、质量都极不相同，货币混乱，严重影响了国家的赋税征收和商业发展。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武帝下令由上林三官(钟官、技巧、辨铜)铸造五铢钱，作为法定货币，通行于全国;而且严禁各郡、国和私人仿铸。旧时的货币一律作废。五铢钱有周郭，钱上有“五铢”二字，式样规整，重量为五铢，盗铸不易，流通方便。

      这种货币相当稳定，一直沿用到三国时期。

      总一盐铁 西汉前期，封建国家对盐铁业实行自由经营政策。当时有国营(归大司农)、官营(郡、国)、民营，以民营为主。民间的盐铁商向国家承包某些资源，自由经营，国家征收承包税(即占租、顾租)。至汉武帝时，因长期对匈奴战争，财政十分困难。汉武帝认为:许多大盐铁商家累万金，为非作歹，违法乱纪，从不支援国家之急。于是他断然采取了废止盐铁自由经营、代之以国家垄断经营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以支援对匈奴的战争和其他经济需要。

      国家经营盐铁的方式，中央，是在大农令(大司农)之下，设盐铁丞，总管全国的盐铁经营事业。各郡(国)、县，设盐官或铁官，经营盐、铁的生产和销售。不产铁的地区设小铁官，主收集废铁，改铸农具。盐、铁生产者有刑徒，也有雇工，由国家供给生产工具。

      盐、铁国营是首先由东郭咸阳和孔仅提出的。东郭咸阳是大盐商出身，孔仅是大冶铁商出身，二人同被汉武帝任为大农丞(盐铁丞)，管盐铁事。他们“乘传(zhuàn撰)举行天下盐铁作。”所有盐、铁官，几乎都是商贾出身。至此，旧时的“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的规定已不存在，刘邦在西汉初年制定的“重农抑商”政策被彻底废除。

      汉武帝还曾下令由官府垄断酒的产销，称为“榷沽”，也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

      均输、平准 均输法就是由国家在各地统一征购、运输货物， 以谋取利益的政策。这项政策是由大农令孔仅和大农丞桑弘羊创行的。起初是由官府专营盐铁的运输销售，以增加国家的收入。后来桑弘羊任治粟都尉(领大农事)，增设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掌管各郡国的均输事。各郡国多设均输官和盐、铁官，扩大均输业务。凡商贾所贩运的货物，只要有利可图，均输官都以地方所收租赋为本钱，购置当地物产，转运到外地牟利，亦或运到首都长安，储于大农令(大司农)，供给国家各部门的需要或作出售之用。

      平准法就是由国家平抑物价的政策。其办法是由国家在长安和其他主要城市中设置掌管物价的官吏，利用均输官所储存的物资，根据市场上的物价，贵时抛售，贱时收购，这样打击富商大贾的囤积居奇行为，使市面物价保持稳定。

      算缗、告缗 算缗(mín民)就是征收财产税。汉武帝于前119年(元狩四年)实行算缗钱政策，令商贾、手工业者、高利贷者，都向官府自报资产价值，每值二千钱，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经营盐、铁、铸钱(时尚未国营)已纳租者，其财产每四千再纳一算，商贾的轺(yáo尧)车一辆纳二算，船五丈以上纳一算。又规定匿(nì昵)财不报，或报而不实者，一经查出，判戍边一年，没收全部资产。有揭发的，奖给所没收资产之半。

      算缗令下后，豪富大家隐藏财产，不肯具报。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令杨可主持告缗事，鼓励揭发。《史记·平准书》曰:“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国家没收的“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它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封建国家利用没收的大量田地，到处设农官，经营农田。没入的奴婢分到诸苑养狗马禽兽，或从事手工操作。分到长安为官奴婢的有十万多人。在西、北边郡有牧师诸苑三十六所，有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没收的其他财物充满了府库。

      算缗、告缗事件是与汉武帝的财政改革联在一起的，虽然打击了许多大、中商人，但也有大量的地主。此事件并非刘邦的“重农抑商”政策的延续。

      汉武帝的财政改革为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为打败匈奴的侵扰，提供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

      4.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西汉前期，最高统治集团以黄老无为思想指导政治，在官吏中或社会上，诸子百家的思想都很活跃，这样的情况是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的。汉武帝即位，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家。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基本上采纳了这个建议，从此儒家学说逐步成为西汉中后期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置明师，培养人材，以选拔官吏。汉武帝接受了这个建议，于建元五年(前136年)置《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博士，博士均为今文学家。元朔五年(前124年)，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太学正式开学。充当博士弟子的条件是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由太常负责选拔。又从各郡国县道中选拔有文学、有教养的青年到太学与博士弟子一同受业，称“如弟子”。每年考试一次，优秀的补为郎中、文学、掌故。如是下材则罢斥之。从此，汉朝官吏中多文学之士了。

实习编辑:张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