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回顾了抗战时期老舍的爱国精神，分析了他的《四世同堂》以及其他有关作品对全民抗战尤其是当时执政的蒋介石国民政府抗战的表现，也揭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四世同堂》未能出版和老舍因之不愿出文集的原因，并指出了新时期出版的《四世同堂》仍有被部分删改的情况。

关键词: 老舍 《四世同堂》 蒋介石 国民政府 抗战 国家至上，抗战第一

新时期以来，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起，实事求是的学风开始得到恢复和尊重。史学界对抗日战争的研究也更为客观和深入，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描述也逐步全面和公正。尤其是经过了2005年庆祝抗战胜利6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两岸史学工作学者的学术交流，对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历史贡献和蒋介石作为当时中国政府首脑对于抗战的领导作用也开始得到实事求是的肯定和认识。这对于正确认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和国共第二次合作，促进中华民族的和解和统一，正确评价中华民族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杰出贡献，正确认识和肯定我国的国际地位和形象，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对抗日战争的全面反映，尤其是如何实事求是地评价和对待反映了国民党抗战的作品，也可以摆脱以往的历史成见，实事求是地进行了。为此，笔者想到了老舍《四世同堂》的遭遇。本文想对此发表一些看法，希望对重新认识老舍和他的《四世同堂》，重新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表现抗战的作品，以及文学如何表现中国人民那一场正义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提供一个实例。

《四世同堂》作为一部如实描写抗战时期沦陷区人民生活和心理的史诗式的作品，它也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国民政府的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过去，只是由于政治的原因，有关的描述被研究者和文学史家有意无意地回避或抹杀了。也由于这样的原因，使得老舍在50年代一直不同意出版自己的文集，因为那必须收入《四世同堂》;也使得建国后直至“文革”结束，《四世同堂》一直没能重新出版。

一

众所周知，老舍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无论是他的早期作品如20年代《老张的哲学》《二马》等或是回国后30年代的《离婚》《猫城记》《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等，都无不渗透着对祖国贫穷落后和政治黑暗的愤怒和对民族振兴的渴望。他表现旧中国的黑暗、人民的苦难，也揭示国民性的弱点，并寻求造成这种情况的“文化病”，表现了对“合理的人生”与“伟大的光明的自由的中国”1的追求。

抗战时期，是老舍的爱国主义精神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时期。

抗战初期，当日寇向济南进犯之时，老舍怀着满腔爱国热情，离开分娩才三个月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只身来到武汉，投入了抗战的行列。当时，老舍无党无派。但他鲜明地表示， “我不是国民党，也不是共产党，谁真正的抗战，我就跟谁走，我就是一个抗战派!”。当山东时期的老友吴伯箫告诉他要到陕北去时，“他热情支持，但他自己却抱定无党无派，宣传抗战第一，国家至上。”2

“抗战第一，国家至上”，是老舍抗战时期的总的人生态度，是他为人处世的最高原则，也是理解他这一时期的生活和创作的总钥匙。

在这一时期，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全国文艺界大团结的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从一开始便被推选为它的实际负责人--主持全会工作的总务组(部)组长(主任)，而且每年连选连任，一当就是7年。他成了发动抗战文艺，团结全国作家一致抗日的旗帜。茅盾曾公允地指出，“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抗战的文艺界的大团结，恐怕不能那样顺利迅速地完成，而且恐怕也不能艰难困苦地支撑到今天了。这不是我个人的私言，也是文艺界同仁的公论。”3

在这一时期，他以笔作刀枪，写下了大量宣传抗战，反映抗战中的人民生活的作品。他写了大量通俗文艺作品，因为他觉得可以利用它宣传抗战。他说，“我的笔必须是炮，也须是刺刀，我不管什么是大手笔，什么是小手笔;只要是有实际的功用与效果的，我就肯去学习，去试作。”他写快板和鼓词，为此向大鼓书手富少舫学习大鼓;为唱河南坠子的艺人写韵文;他又在田汉影响下写旧剧;他还以旧小说的形式写抗战;他甚至也为抗战西洋景配词。虽然只出版了一本《三四一》，但流传于部队和民间的却不少。

他写了不少鼓舞士气，表明爱国心迹的散文。他号召作家们在抗日救国的大旗下团结起来，一致抗日。他以饱蘸血泪的笔，叙述自己不得不别妇抛雏，只身赴武汉的缘由;他表达见到文艺界众多朋友团结成一个阵营的由衷的高兴，表明自己愿在这阵营中做一名小卒的决心;他还写下了无数申讨日寇暴行，鼓舞军民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已收进了他的《全集》。

他开始写从未写过的话剧。因为他觉得戏剧是“活人表现活人，有直接感动人的效果”4，“剧本有突击能力，写成即可上演，马上收到宣传效果”5于是开始了抗战话剧的创作。他一共写了9个剧本(包括与人合作的3种)。其中，有4个是写抗战英雄的，尤其是应军界的要求写了张自忠将军抗敌殉国的英勇事迹(《张自忠》)，又写了一个抗日军人的成长(《王老虎》)，写了北平人的抗敌壮举(《谁先到了重庆》)也写了回汉捐弃前嫌，团结抗战(《国家至上》);其他有3个是写抗战中大后方的形形色色的，有1是个写教师的(《桃李春风》)，一个写抗战胜利后东方各民族的大同理想的(《大地龙蛇》)。

抗战初期他只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如《人同此心》《敌与友》都是鼓舞军民团结一致抗战杀敌的。但他离开济南到达武汉后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蜕》却未能完篇，现仅存“解题”和一至十六章。小说以五个从沦陷的平津流亡到阴城的爱国学生的活动为中心来反映抗战初期的现实，寄托着作者热望全民族在抗战中蜕旧变新的愿望。此后，老舍便投入于抗战宣传更为切实有用的通俗文艺和散文、戏剧等写作中了。直至1943年他才回归他所擅长的小说创作。其中中篇《不成问题的问题》是一篇力作，它客观冷静地叙述了一个留学归来的爱国知识分子在一片自私自利、妥协敷衍、尔虞我诈的空气中报国无门的故事，揭露了一个发人深思的积重难返的社会不良现象，其中的树华农场犹如旧中国的缩影。长篇《火葬》写一个沦陷的小城中的抗敌斗争。虽然写得不够成功，但作者坚定地表示“它要关心战争，它要告诉人们，在战争中敷衍与怯懦怎么恰好是自取灭亡。”6继续关心抗战并努力表现这一大时代的杰作，就是接下来写的《四世同堂》了。

二

《四世同堂》以抗日战争时期沦陷的北平(按即北京，下同)为背景,以一个叫小羊圈胡同中的各家各户为描写对象,又以这一胡同中四世同堂的祁家为中心,以祁家长孙祁瑞宣的心路历程为主线,表现北平民在日寇铁蹄下的悲惨生活和抗争。小说生动的展示了小羊圈胡同的人民由痛苦屈辱，惶惑偷生,忍受饥荒,到奋起反抗的艰难历程,赞扬了他们崇高的民族气节与抗争精神,控诉了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苦难，鞭挞了侵略者的残忍和汉奸走狗的无耻行径,也对北平人和他们代表的北平文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揭示了国民性的弱点;同时，也表达了战后中日两国人民“超越复仇与仇恨，建立起真正的友谊”7的理想。这是老舍规模最大、写作时间最长的作品,也是抗战文学乃至中国现代文学的丰碑。老舍曾表示:“我自己非常喜欢这部小说，因为它是我从事写作以来最长的，可能也是最好的一本书。”8

在《四世同堂》中，老舍几乎是用编年史的方式，逐一提到八年抗战中的重大事件。从“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开始，保定失守，淞沪会战和撤退，南京陷落，台儿庄大捷，武汉撤退，广州失守，汪精卫叛国，珍珠港事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日本投降，这一系列事件他都写到了。虽然只是作为大的历史背景，但它们都和沦陷中的北平人民息息相关，都在他们心灵上激起过巨大的反响。而当时的抗战是在国民党执政的民国政府领导下进行的，上述的时间几乎都与国民党的正面抗日战场有关，因此，《四世同堂》不能不多次提到蒋介石和重庆。

在老舍的笔下，在他描写的那些老北平人心中，蒋介石是抗战的领袖，重庆是抗战的中心。政府的作为，战局的发展，始终是敌蹄践踏下的北平人所关注的:

作品写到“八。一三”开始的淞沪会战的影响:“上海的炮声把就压在北平人的头上的黑云给掀开了!”当瑞全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时，这个普通妇女也兴奋地说，“好!蒋委员长作大元帅吧?”9

在日寇的统治下，瑞宣宁可冒着风险在夜晚走十几里路，去友人家听南京的广播。“南京的声音教他心中温暖，不管消息好坏，只要是中央电台播放的，都使他相信国家不但没有灭亡，而且是没有忘了他这个国民--国家的语声就在他的耳边!”，“南京的声音足以使他兴奋或颓丧，狂笑或落泪。”10

南京沦陷使瑞宣感到极度的痛苦，甚至失望。但不久，“他听到蒋委员长继续抗战的宣言。这宣言，教那最好战的日本人吃了一惊，教汉奸们的心中冷了一冷，也教瑞宣又挺起胸来。”“中央，他想，也必会派人来，抚慰民众和惩戒汉奸!”“他只觉得继续抗战是中国的唯一的希望。”他决心坚持抗争，“一直到北平城再看到国旗的时候!”11

第二年春天，台儿庄大捷更坚定了瑞宣的抗战信念。“台儿庄的胜利使他的坚定变成为一种信仰。”更不可动摇。因此，虽然“政府是迁到武汉去了。可是，他觉得自己的心离政府更近了一些。”12

接着，在抗战一周年，瑞宣“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 “他不再感到孤寂;他的心是与四万万同胞在同一律动上跳动着的。”13

不久，广州陷落，我军从武汉撤退。然而，“瑞宣对武汉的撤退并没有像在南京失守时那么难过。”他寄希望于重庆。“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极亲密的关系。”14

汪精卫叛逆投敌，又使瑞宣发生疑惑。“他想不通一个革命领袖为什么可以摇身一变就变作卖国贼。假如革命本是假的，那么他就不能再信任革命，而把一切有地位与名望的人都看成变戏法的。”“直到中央下了通缉汪逆的命令，他才吐了一口气。……这道命令教他又看清了黑是黑，白是白;抗战的立在一边，投降的立在另一边。中央政府没有变戏法，中国的抗战绝对不是假的。”15

瑞宣以自己的方式关心着、分析着国际和国内形势，欧战的消息、苏德宣言、苏日协定等等。他从敌人报纸上的消息判断“我们在长沙打了打胜仗!”而向往着“什么时候，北平人才能协助着国军，把自己的城池光复了呢?”16

……

以上便是《四世同堂》的前两部《惶惑》、《偷生》中提到的部分抗战大事对沦陷区北平人的影响，这些事都是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抗战息息相关的。可以说，《四世同堂》就是在这些大事的背景下展开的，没有这些事，也就没有《四世同堂》。

《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写于抗战胜利之后，老舍访美期间。这时，老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有所认识，很少有对之作正面肯定歌颂的用语了。但他仍然不得不承认，抗战时期作为执政党领导抗战并对外代表中国的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并作了如实地表现。

《饥荒》中除了继续表现北平人民在铁蹄下身心所遭受的痛苦煎熬和苦难，也表现了北平人民在苦难中崛起而进行的反抗和斗争。这种抗争有自发的，以诗人钱默吟和明月和尚为代表;也有自觉的，以受到当局派遣回到北平的瑞全为代表。瑞全是祁家的老三，在北平沦陷后毅然走出亡城去参加抗战。他在大后方深入民众，做了大量工作，并受到磨练。但不久就因“当权者得不信任民众与怀疑知识青年们的自由思想”17，被迫回到城市，后来又被派往北平，组织北平民众的抗争，并在珍珠港事件后，“负责刺探华北的军事情形与消息”18。他将钱默吟、明月和尚、瑞宣以及打入敌人内部的高第，小羊圈里不甘屈服的人们都动员和组织起来了，实际上成了他们的领导者。这些，也和前面瑞宣相信“中央会派人来”的描写相呼应。

《饥荒》加快了叙事的节奏(前两部写了抗战前两年，它写了抗战后6年)，而且不像前两部那样有对于“蒋委员长”和“中央”的正面叙述和颂扬，但也写了欧战开始、珍珠港事件、美国空军轰炸了日本本土、意大利投降、德国无条件投降，以及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等等一系列大事对北平人的影响，尤其写到了日本的投降后的北平:

“在重庆，成都，昆明，西安和别的许多城市里，人们让呀，唱呀，高兴得流着眼泪;北平可冷冷清清。北平的日本兵还没有解除武装，日本宪兵还在街上巡逻。

“一个被征服的国家的悲哀和痛苦，是不能像桌子上的灰尘那样，一擦就掉的。然而叫人痛快的是:日本人降下了膏药旗，换上了中国的国旗。尽管没有游行，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可是国旗给了人民安慰。”19

三

综上所述，《四世同堂》作为一部着重表现沦陷区北平人民的生活和抗争的小说，在表现沦陷区人民与抗战的关系时，是将其建立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领导的正面战场和大后方的大背景上的;而北平人民的抗争，也被纳入了国民党当局领导的抗战。这是符合历史的描写。因为当时的执政党是国民党，蒋介石是政府的首脑，担任着国民党总裁、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国民参政会议议长、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大元帅等要职，而他所领导的正面战场“无论在战略上还是在战役上，都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20北平人对之寄予厚望是自然的。

事实上，除了《四世同堂》，老舍在抗战时期的大量作品，都有以蒋委员长为领袖，以重庆为抗战的中心，以国民党军队作为抗战英雄来歌颂的描写。

比如在戏剧方面，《残雾》描摹出了国难当头、民族危亡时刻重庆一些官僚苟且偷生、麻木不仁、寻欢作乐等种种丑态。而以“残雾”为名，寄托了作者驱除这种种丑恶现象，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谁先到了重庆》，主人公吴凤鸣帮助弟弟凤羽逃出北平沦陷区去重庆参加抗战，自己则留在北平刺杀日本军官和汉奸，最后以身殉国。牺牲前说，“还是我先到了重庆”。在这里，重庆已成为抗战的中心和精神的象征。一颗心先到重庆，就是为抗战献身。

《张自忠》剧本选取了抗战中临沂之战、徐州掩护撤退等事件，集中塑造了以身殉国的国民党抗战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形象，表现了张自忠将军身先士卒、严明军纪、体察下情、深得民心，特别突出了他身上英勇无畏，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精神，以此来激励抗战中的人民。

《王老虎》(与萧亦五、赵清阁合著)写一个本质淳朴、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农民王老虎因春荒离家出走，先是被迫加入杂牌军，后转入正规军，通过曲折的道路，逐步锻炼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热心爱国的抗日军人。

又如曲艺，如鼓词《二期抗战》，通俗地介绍了抗战第二年的形势，宣传二期抗战的胜利，提到了南京撤退、河南战役、山东临沂会战、济宁会战、津浦路战斗等国民党将士的功绩。并说“上有我们的蒋委员长，忠心义胆发宣言，非把日本打出去，永远没结没有完。”最后还欢呼“中华民国万万岁!中华民国万万年!”

《陪都赞》，开头就提到“兴邦抗战此中心，重庆威名天下闻”，又提到我国派遣了缅甸远征军，以证明我是同盟国的重要一员。“民主同盟四重镇，莫斯科、华盛顿、重庆与伦敦”。

鼓词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抗战以来的形势，坚信长期抵抗必操胜券，以此来鼓动人民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信心。

唱词《打小日本》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抗战以来的形势，坚信长期抵抗必操胜券，以此来鼓动人民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的信心。作品逐一提到了七七抗战以来的著名战役，提到了吉星文、张治中、张发奎等抗日名将的名字。

《新画片唱词》劈头就是“抬头一看头一篇，蒋委员长在上边，大家起立齐致敬，我党总裁文武全。陆海空军大元帅，率领全国保江山。”

甚至长诗《剑北篇》的第一篇，也以这样的诗句开头:“辞别了抗战中心的重庆，……”。

这些都是比较明显的例子，至于这方面的隐性的描写，就更多了。

应该指出，老舍是从全民抗战的角度来表现的，而这全民抗战是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情况下，在当时执政的国民党政府领导之下进行的(共产党至少在名义上也接受了这种领导)。在《打小日本》中，他逐一写到七七卢沟桥抗战、平津战役、淞沪会战等，也写到了平型关大战;在长诗《剑北篇》中也写到延安。这说明老舍的确是按照“国家至上，抗战第一” 的最高原则写出的全民族的抗战。长篇小说《四世同堂》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四

《四世同堂》的发表和出版也表现了老舍的真诚的爱国主义态度和实事求是精神。

《四世同堂》最初是在国民党的《扫荡报》上连载的。当时因率领“文协”作家战地访问团而殉职的王礼锡先生的夫人陆晶清正担任《扫荡报》文艺副刊的主编。陆晶清在接编了副刊后，在上面连载了徐吁的《风萧萧》因而销量激增。《风萧萧》刚载完，陆晶清急于寻找新的长篇连载。这时她从赵清阁那里得知老舍正在写《四世同堂》，便立即写信联系。由于老舍和王礼锡的深厚友谊，也由于优厚的条件，取得了老舍的同意。老舍并为之写了一则《预告》，提前刊登在《扫荡报》上21。因为老舍这时和共产党人等左派人士也十分接近，陆晶清曾问老舍:《扫荡报》是国民党报纸，你的小说在上面连载会有妨碍吗?老舍回答说:“我是一个抗战派，只要是抗战的，发表在哪儿都一样。”22这就具体体现了老舍“国家至上，抗战第一”的原则。

《四世同堂》的第一部《惶惑》从1944年11月10日起就在《扫荡报》(抗战胜利后改为《和平日报》)上开始连载，1945年9月2日载毕。第二部《偷生》1945年5月1日起在重庆《世界日报》上开始连载，同年12月5日载毕。这时，陆晶清已去欧洲访问了。第一部1946年1月曾由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这两部书1946年11月，均由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第3部《饥荒》1950年5月至1951年1月，曾在《小说》第4卷1-6期连载，但只载至87章，80年代初才从英译缩写本发现还有最后13章，由马小弥译成中文。

然而《四世同堂》在建国后直至新时期之前却一直未能再版。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着歌颂国民党抗战的内容的作品是不合时宜的。老舍深知这一点。为此，在50年代，他甚至拒绝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为他出《老舍文集》的要求。

赵家璧先生在1979年2月致赵清阁的信中说，“记得1962年在北京学习期间，为敦劝舍公赶快编选‘文集’事，我曾做过一番努力，并得到阳翰笙同志的支持。可惜舍公无意于此，只好作罢。”23

当时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了《鲁迅全集》，又计划为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四人出《文集》。这在当时的作家是一项很高的政治待遇，而且其他三人的《文集》也已陆续出版了。老舍为什么独“无意于此”呢?

1986年，赵家璧先生经过5年的准备和酝酿，写成了长篇回忆录《老舍与我》，全文共八节，就有两节写到这一问题。这就是“七、 晨光版《老舍全集》的设想”和“八、人文版《老舍文集》的出版”。 前者表明老舍早就计划出自己的《全集》，为此作了周密的准备。后者却说到后来连《文集》也不肯出了。赵家璧回忆，1959年冬天他随上海市政协访问团去北京时曾访问老舍，说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为他出《文集》的事，“老舍就问到我巴金在沪遭蓬子的宝贝儿子(姚文元)批判的事，我一五一十地讲了。老舍就叹口气说:‘老巴的旧作，还算是革命的，尚且遭到这帮人的批判;我的旧作，例如《猫城记》之类，如果编入文集，我还过得了安稳日子吗?’老舍对编选文集的想法，从这个时期开始，完全抱消极态度了。”24第二年赵家璧又去了北京，再次想促成此事。为了帮助老舍解决入会多事繁等实际困难，赵家璧特地访问了时任文联党组书记的阳翰笙，在取得他的支持后又去找了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楼适夷一起去见老舍。“不料三个人一坐下来，我一张口，还未把会见阳翰老的事和阳翰老的安排全部谈完，老舍就站起身来说:‘我想写的东西还多得很;我肚子里的许多作品还没问世，嘿!干吗现在就出全集、出文集?现在我得集中精力写新的，到那时候，咱们编全集，算总账。’”说完便请二人吃饭去。赵家璧对此“想不通”。25楼适夷的回忆也与此一致。他说:“在有求必应中，出版社求不到他的事只有一件，五七年后出版社组织重要作家的多卷文集，计划中列入了先生的名字，经过长时间多次的要求，他就是不肯允诺:‘我的那些旧东西，连我自己都不想看，还叫别人看什么呢。出了一部《骆驼祥子》就算了吧，我还是今后多写些新的。’”26。

可见老舍当时不愿出文集，前后是一致的。但在领导面前，和在老朋友面前，说法是有差异的。90年代，赵清阁先生曾对我说起另一个更为具体的原因，这就和《四世同堂》有关了。她回忆道;

“1962年，老舍参加广州会议后到上海，来看过我。赵家璧当时正动员他出《文集》。那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给许多作家出了文集，也准备出《老舍文集》，并指定方殷作责任编辑。但老舍就是不肯。赵家璧要我劝劝他。我在请他吃饭时便提起这事。老舍说:我出《全集》为什么?为名?为利?两者都不必要。况且我的那些东西，也不见得通得过。我看《四世同堂》那部书就通不过，里面有蒋介石，有国民党。当时北平国民党在抗战。我没法改。现在又不抗战了，出它干吗?” 又说，

“50年代人民文学版社就要给老舍出文集，他不愿。他说，为什么要出文集?我怎么能出?让他们来编，一定要把写到国民党的人和事改掉，一改我的故事架子就玩了。拿《四世同堂》来说就是这样。比方说蒋介石，事实是抗战的嘛!这些地方是写实主义。”27

可以说，老舍虽然在“七七”抗战爆发之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多所讽刺抨击，有时简直是指着鼻子加以嘲骂的(如新诗《长期抵抗》《痰谜新格》等)。但在“七七”抗战之后，对他作为国防最高委员会委员长对抗战的领导作用和作为国家首脑的象征意义，便在作品中加以肯定的，这在《四世同堂》中表现最为明显。而抗战胜利后在国外写《鼓书艺人》起，则开始抨击其独裁统治和专制政治;建国后更在一些作品中将其作为反革命势力的总代表和帝国主义走狗给予全面的批判否定了。然而在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现实主义态度上，他又是清醒的，坚定的。宁肯不出文集委婉地表现了他所坚持的原则。

老舍既然不同意出他的文集，在50、60年代，《四世同堂》也就没能再版。他生前也没能见到《四世同堂》的完整版本出现。文革过去，新时期来临，《四世同堂》终于陆续出版了，它所缺失的后13章，也由马小弥从英译缩写本转译成汉语，使其能以完整的面貌出现，并收入了《老舍文集》和《老舍全集》。

不过，可能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四世同堂》仍有部分删改:

如前述:《全集》(四)515页18行“‘七七’一周年，他听到委员长的告全国军民的广播。”后，删去一句:中国还是中国，还有个伟大的声音向全国全世界说出宁死不屈的见解与勇敢!28

《全集》(四)526页17行“今天，重庆离他很近，而且有一种及亲密的关系。”后，又删一句:像耶路撒冷之在基督徒心中似的。(按，耶路撒冷为犹太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三大宗教的圣城。)29

同时，从英译本转译的最后13章，在写到抗战胜利时，曾写到

“然而叫人痛快的是，日本人降下了膏药旗，换上了中国的国旗。尽管没有游行，没有鸣礼炮，没有欢呼，可是国旗给了人民安慰。”30。

这里的“国旗”，自然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旗帜。“《饥荒》后13章老舍的原稿已经遗失了，这13章是马小弥根据英译本转译的。而这13章的英译稿就作为附录，收在《老舍全集》第五卷中。查阅这个英文文本，这句话是:

"But there was one gay thing; the Japanese took down their rising sun flags and the Chinese hung out the flags with the blue sky and the white sun. There were no procession, no salvos of cannon , no cheers, but the flag with the blue sky and the white sun gave the people comfort."31

这里，译者是将the flags with the blue sky and the white sun"(青天白日旗)译为“国旗”了，从而避免了对国民党政府带有感情色彩的叙述语气。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编者和译者之所如此处理，都有一定的原因吧。

现在，时代不同了。对待历史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正在得到恢复和尊重，两岸学者的交流.也为正确研究抗战史，摆脱政治偏见扫清道路。笔者相信，正如对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贡献将会得到实事求是的研究那样，《四世同堂》也应该恢复它的完整的本来面目，获得应有的尊重和评价。对于诸如《四世同堂》那样表现了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国民党抗战的文学作品，也必将在文学史上重新得到尊重，取得应有的地位。而文学创作中表现那场神圣的抗战的题材和作品，也将变得更为真实和全面，更加波澜壮阔，丰富多彩。

史承钧 2007.4.于上海师大。

1 见《猫城记》，《老舍全集》第2卷298页。

2 吴伯箫《作者、教授、师友--深切怀念老舍先生》，《北京文艺》1978年第7期。

3 茅盾《光辉工作20年的老舍先生》，《新华日报》1944年4月17日。

4 《抗战以来文艺发展的情形》，《老舍全集》第17卷38页。

5 《致陶亢德 六(1940年5月9日)》，《老舍全集》第15卷569页。

6 《我怎样写〈火葬〉》，《老舍全集》第十六卷225页。

7 《老舍全集》第五卷1140页。

8 《致劳埃德(1948年4月22日)》，《老舍全集》第15卷695页。

9 《老舍全集》第四卷85-86页。

10 同上303-304页。

11 同上389-390页。

12 同上440-441页。

13 同上515页。

14 同上526页。。

15 《老舍全集》第5卷740-741页。

16 同上747-748页。

17 同上1029页。

18 同上1058页。

19 《老舍全集》第5卷1146页。

20《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177页，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21 参见笔者《老舍的一篇重要佚文--〈四世同堂〉〈预告〉》，上海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

22 这是1988年陆晶清对笔者的一次谈话中说的。。

23 赵清阁编《沧海往事》第81-8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10月出版。

24 赵家璧《老舍和我》，《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3期(连载)。

25 同上。

26 楼适夷《忆老舍》，《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

27 赵清阁先生1993年2月和1998年7月对笔者的谈话。

28 黑体字见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的出版的《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第140页。

29 黑体字见晨光出版公司1946年的出版的《偷生》(《四世同堂》第二部)第158页。

30 《老舍全集》第5卷1146页。

31 《老舍全集》第5卷1258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 胡绳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8月北京第1版。

2.《抗日战争史论丛》(四川大学历史系、成都市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底1版

3.《中国现代史(上)》(王桧林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4月第2版。

本文发表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